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關于劉某涉嫌詐騙罪案審查起訴階段法律意見書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專注詐騙罪無罪辯護）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劉某及其近親屬的委托，指派張萬軍、劉浩律師擔任劉某涉嫌詐騙罪一案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人。辯護人接受委托后，依法查閱、復制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多次會見犯罪嫌疑人劉某。現就本案出具如下法律意見：

一、關于本案被害人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條第二款之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財產權利直接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主體。判斷主體是否具備被害人資格，核心標準是其權利是否遭受被指控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間接損失或非犯罪行為直接導致的損失，不能認定為刑事案件被害人。

（一）何某等報案人與犯罪嫌疑人劉某無刑法關聯性

結合本案卷宗全部證據材料，何某等報案人與犯罪嫌疑人劉某自始至終未形成直接關聯，報案人因所謂“投資黃金生意”遭受的財產損失，系案外人朱某獨立實施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所致，與劉某無任何刑法上的關聯性，具體事實與依據如下：

首先，何某等報案人與劉某無直接認識基礎，亦無任何直接交易往來。根據被害人何某多份詢問筆錄（2025年11月19日、2026年1月14日、2026年1月28日等）明確陳述，其與劉某并不認識，僅通過朱某知曉劉某的存在，且從未與劉某就所謂“實體黃金生意”進行過任何溝通、協商，未直接向劉某支付過任何投資款項，也未與劉某達成過任何口頭或書面的投資約定。卷宗中何某的轉賬記錄亦印證，其投資款均轉入朱某、朱某哥哥朱某某或劉某母親李某某（劉某控制該賬戶）的賬戶，該轉賬行為均系朱某單方指定，劉某并未參與款項接收的合意，也未直接支配該部分款項。

其次，報案人陷入錯誤認識并交付投資款，系朱某單方虛構事實所致，與劉某無關。根據朱某訊問筆錄（2026年1月8日、2026年1月10日等）及何某詢問筆錄，報案人之所以同意投資，核心是朱某單方宣稱其與劉某合作從事“從漠河收購黃金、快遞至深圳銷售”的實體生意，謊稱該生意利潤豐厚、4天即可回款，并承諾高額穩定回報，甚至虛構自己已參與該生意一年多并獲利的事實，以此誘騙報案人投資。而卷宗中無任何證據證明劉某授權朱某對外招攬投資、承諾回報，更無證據證明劉某知曉朱某虛構投資項目的行為——朱某在訊問中亦承認，其與劉某之間的資金往來系雙方個人事務，其向報案人所述的黃金生意細節、回款模式均系其自行編造，劉某并未參與其向報案人的任何宣傳、誘騙行為。

再次，報案人投資款無法兌付的后果，系朱某獨立實施的截留款項、虛構謊言行為導致，與劉某的行為無直接因果關系。根據何某詢問筆錄及朱某訊問筆錄，劉某曾通過銀行賬戶、微信等方式向朱某劃轉款項（朱某供述該款項系黃金生意利潤及借款），但朱某在收到該部分款項后，并未按其向報案人承諾的方式向被害人兌付利潤、返還本金，而是私自截留大部分款項，僅向報案人支付少量“利潤”以維持騙局。在款項無法持續兌付時，朱某又單方虛構“劉某的銀行卡因涉及‘魏栓師案件’被凍結”的謊言，欺騙報案人，導致報案人最終發現財產損失并報案。該兩個關鍵環節——截留款項、虛構謊言，均系朱某在劉某不知情、未授權的情況下獨立實施的個人行為，劉某對朱某的上述行為無任何參與、默許或放任，更未從中獲利。

綜上，何某等報案人陷入錯誤認識、交付投資款，以及最終遭受財產損失的全部過程，均系朱某獨立實施的犯罪行為所致。劉某既未與報案人形成直接關聯，未參與任何誘騙、招攬行為，也未對朱某的截留款項、虛構謊言等行為進行任何干預或配合，被害人的財產損失與劉某的行為之間無任何刑法上的直接因果關系，不能將朱某的犯罪后果歸責于劉某。因此，何某等報案人與犯罪嫌疑人劉某并無刑法關聯性。

（二）朱某是詐騙何某等報案人的獨立犯罪嫌疑人

結合本案全部卷宗證據，朱某系案涉詐騙行為的全程、直接實施者，其主導虛構投資項目、對接被害人、收取投資款項、截留資金、偽造相關證明等全部犯罪環節，是導致何某等報案人財產損失的直接責任人，其身份系本案明確的犯罪嫌疑人。

第一，朱某全程直接向報案人虛構“實體黃金貿易”投資項目。

據朱某本人多份訊問筆錄（2026年1月8日、2026年1月20日、2026年4月8日等）供述，其虛構“與劉某合作，從黑龍江漠河收購黃金、通過順豐快遞發往深圳銷售，可獲取高額利潤”的虛假投資項目，對外向何某、王某某、徐某等報案人宣傳，謊稱該項目利潤穩定、每4天即可回款，甚至虛構自己已參與該項目一年多、持續獲利的假象，以此誘騙報案人投入資金。同時，卷宗中無任何證據證明存在所謂“漠河收購黃金、深圳銷售”的實體生意，無任何快遞單號、黃金購銷合同、上下游交易記錄等佐證，進一步印證該項目系朱某單方虛構。

第二，朱某直接對接全部被害人，收取投資款項，掌控資金流向。根據何某、王某某、徐某的報案材料及詢問筆錄，三名報案人均系通過朱某了解所謂“黃金投資項目”，所有投資相關的溝通、約定均由朱某單方負責，報案人從未與劉某有過任何直接對接。款項支付方面，報案人的全部投資款均按朱某的指定，轉入朱某本人、其哥哥朱某某或劉某母親李某某（劉某控制賬戶）的賬戶，該轉賬指令均系朱某單方發出，劉某并未參與款項收取的合議，也未主動要求報案人支付任何款項。朱某在訊問中亦承認，其收到報案人的投資款后，僅將部分款項轉給劉某（其稱系投資款或借款），其余大部分款項被其私自截留、支配，該資金掌控權完全由朱某掌握，劉某對報案人的投資款流向、截留情況并不知情。

第三，朱某實施偽造證明、虛構謊言等行為，掩蓋詐騙事實，延續騙局。朱某在與報案人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虛構黃金發貨時間、克數、買賣合同簽訂等虛假信息，進一步強化報案人的錯誤認識，該行為均系朱某獨立實施，劉某對此毫不知情，更未參與偽造證明、虛構謊言的行為。

綜上，朱某系案涉詐騙行為的全程直接實施者，從虛構項目、誘騙投資，到收取款項、截留資金，再到偽造證明、掩蓋騙局，每一個犯罪環節均由其獨立主導實施，是導致被害人財產損失的直接責任人，其身份系本案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確的犯罪事實和在案證據支撐。

二、在案證據足以證實朱某對劉某的資金用途、經營模式全程知情并實際參與

（一）朱某聲稱的“黃金投資”，本質是偽裝成黃金貿易的高利拆借結算模式，朱某明知劉某的資金具體用途

按照朱某供述，其與劉某之間一直存在 “黃金投資”，但本案所謂 “黃金投資” 的結算方式，采用的是按克固定計價、每4天固定返利、脫離實物交割、無風險保本高息的結算方式，在任何層面均不符合真實黃金實物交易的市場規則與商業邏輯。

1.所謂 “黃金投資”項目，自始缺乏真實交易基礎，其結算方式完全背離正常黃金實物交易的市場規則與商業邏輯，本質上是偽裝成黃金貿易的高利拆借結算模式，而非合法經營行為。根據在案證據顯示，該模式采取按克固定計價、每 4 天固定返利、脫離實物交割、承諾無風險保本高息等特征，而真實的黃金實物交易必然以實際買賣差價為利潤來源，受國際金價波動、實物交割、物流運輸、購銷合同等多重客觀因素制約，不可能存在固定利率、固定周期、穩賺不賠的結算規則。

上述異常結算模式足以說明，所謂 “黃金生意” 只是吸引資金的外在名義，并非真實存在的經營項目。

2.全案沒有任何能夠證明黃金交易真實發生的客觀證據。既無黃金采購合同、供貨來源證明，也無物流運輸單據、倉儲記錄、黃金實物交割憑證、銷售合同、下游回款憑證、稅務票據等任何能夠形成完整交易鏈條的證據。所謂 “從漠河收購黃金、通過快遞發往深圳銷售” 的說法，沒有任何實物、單據、人員、場所予以印證，足以認定該 “黃金生意” 完全是虛構的項目，客觀上根本不存在。

尤為關鍵的是，朱某向被害人所宣傳、承諾的黃金交易細節，與其實際向劉某轉賬的行為完全脫節、無法對應。朱某在與被害人溝通時，明確約定了金條克重、單次采購金額、發貨時間、收益標準、結算周期等具體內容，但這些所謂 “交易要素”，與朱某實際轉給劉某的金額、時間、頻次、備注用途均不存在對應關系，也與劉某的銀行流水無法相互印證。由此足以證實，“黃金投資” 只是朱某用于騙取被害人信任、吸收資金的幌子，相關宣傳內容均系朱某單方編造，并非劉某授意或與劉某合謀形成。

3.同時，朱某向被害人聲稱 “與劉某共同前往深圳簽署黃金交易合同” 等核心事實，無任何證據予以證實。既無合同文本、簽字記錄，也無行程印證、溝通記錄、在場人員佐證，劉某本人始終未參與、不知情，相關情節完全是朱某為增強說服力而虛構的內容。

綜上，朱某所聲稱的 “黃金投資” 純屬虛構項目，其結算模式不符合任何真實商業邏輯；朱某對外宣傳的交易細節、合作情節、投資內容均為其單方編造，與劉某沒有關聯。朱某獨立實施的虛構事實、詐騙募資行為，錯誤歸責于劉某。

（二）朱某對劉某的資金用途完全知情

1.資金流水鏈條直接印證朱某對資金用途完全知情。

其一，朱某向被害人宣稱，其向劉某轉賬的款項系“黃金采購款”，且轉賬金額與黃金克重、采購單價直接對應，但根據流水明細可知，朱某向劉某的轉賬金額、轉賬時間，與所謂“黃金生意”的回款周期、克重利潤無任何對應關系，甚至存在被害人向其轉款后，其隨意拆分、延遲向劉某轉賬的情況，足以證實所謂“黃金采購款”系其虛構，其對該款項并非用于黃金生意完全知情。

其二，劉某始終按雙方約定，向朱某劃轉合伙經營回款（劉某訊問筆錄明確該款項系抵押生意利潤及借款本息），但朱某收到該部分回款后，并未按其向被害人承諾的“按投資比例全額兌付利潤”，而是私自截留了大部分款項，僅向被害人支付少量“返利”以維持其虛構的黃金生意騙局，該截留行為系其主動、故意實施，進一步印證其對資金的真實用途、結算模式完全知曉，其向被害人宣稱的“黃金生意回款”僅系其掩蓋資金真實流向的借口。

2.客觀行為證據直接印證朱某全程參與案涉合伙經營事項

卷宗中調取的機票信息、澳門酒店入住記錄、賭場相關案外人的證人證言（詳見卷宗證人詢問筆錄）可相互印證、形成閉環，證實朱某不僅知曉劉某的資金用途，更全程參與案涉合伙經營事項：

其一，機票記錄顯示，朱某多次與劉某同機往返澳門，往返時間與劉某所述“前往澳門開展抵押、換籌經營”的時間完全吻合。

其二，澳門多家酒店（銀河度假村旗下大倉酒店、銀河酒店、萬豪酒店、來福士酒店、麗思卡爾頓酒店、悅榕莊酒店）的入住記錄證實，二人多次共同入住同一房間，同吃同住、行動同步，該相處模式足以說明朱某對劉某在澳門的經營活動具有高度參與度。

其三，賭場相關案外人的證人證言明確陳述，朱某曾陪同劉某參與澳門換籌相關經營事務，全程在場并協助處理相關事宜，對換籌經營的場所位置、業務模式、交易流程、資金結算方式完全知曉，且未提出任何異議，系默許并參與該經營行為，該證言與機票、住宿記錄相互佐證，足以推翻朱某“不知劉某資金用途”的虛假供述。

3.案發后的串證行為進一步印證朱某的主觀明知與虛假供述

本案案發后，偵查機關調取的微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詳見卷宗電子證據卷）證實，朱某多次以向澳門換籌相關人員轉賬一分錢的形式，附帶留言要求對方否認與劉某、朱某之間的換籌交易，刻意掩蓋案件真實經營情況、隱瞞資金真實用途。該串證行為并非偶然，恰恰證實朱某對劉某的換籌經營行為完全知情，其此前向偵查機關所作“不知劉某資金用途、以為系黃金生意”的供述系刻意編造。同時，該行為更不能排除其存在偽造證據、作虛假供述、向劉某轉嫁刑事責任以逃避自身刑事打擊的合理懷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的解釋》第一百三十九條之規定，被告人供述存在與其他客觀證據矛盾、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本案中，朱某關于“不知劉某資金用途”的單方供述，與資金流水、機票住宿記錄、證人證言、串證行為等全案客觀證據完全相悖，且其無法對該矛盾作出任何合理解釋，該供述依法不應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劉某的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法定構成要件，亦與朱某不成立共同詐騙犯罪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基于該錯誤認識處分財物，進而遭受財產損失的行為。非法占有目的是詐騙罪的核心主觀構成要件，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是詐騙罪的核心客觀構成要件。

結合全案證據與客觀事實，劉某的行為既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也不成立與朱某的共同犯罪，具體理由如下：

（一）劉某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詐騙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1.劉某與朱某之間系真實的民事合伙法律關系，雙方權利義務約定明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條之規定，合伙合同是兩個以上合伙人為了共同的事業目的，訂立的共享利益、共擔風險的協議。本案中，劉某與朱某就澳門換籌、典當抵押等經營事項達成了明確的口頭合伙協議，約定了出資方式、利潤分配、風險承擔、結算周期，符合合伙關系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核心特征，雙方全部資金往來均基于該合伙關系產生，而非基于詐騙的犯罪故意。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以法理賦能刑辯）

2.劉某具有持續、穩定的履約能力與明確的履約意愿

劉某名下經營有實體飯店，年均流水約 200 余萬元，具備穩定的經營收入與還款能力；截至朱某被抓獲前，劉某已通過多種轉賬方式向朱某累計劃轉款項約 470 萬元，用于歸還合伙初始資金，即便出現經營虧損后，仍持續與朱某溝通還款計劃，案發前一日仍明確承諾貸款下發后立即足額結清剩余款項，無任何逃避履行、隱匿財產、逃匿失聯的行為。

3.劉某不存在司法解釋規定的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情形

案涉資金全部用于雙方約定的合伙經營事項，不存在肆意揮霍資金、抽逃轉移資金、將資金用于違法犯罪活動、隱匿銷毀賬目等情形，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認定標準。

（二）劉某客觀上未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亦無與朱某共同詐騙的通謀與協作行為

根據《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成立共同詐騙犯罪，必須同時滿足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詐騙犯罪故意、達成犯罪通謀，且實施了相互配合、協同一致的詐騙行為，二者缺一不可，結合現有證據，無法證實犯罪人劉某與朱某存在共謀的行為

首先，劉某與本案三名被害人何某、王某某、徐某自始至終互不相識，從未與三名被害人有過任何直接溝通、接觸，從未向三名被害人許諾過任何實體黃金投資業務，更未針對三名被害人實施任何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

其次，全案無任何確實、充分的證據證實劉某與朱某就 “虛構漠河至深圳黃金生意騙取被害人投資款” 達成了犯罪通謀。偵查機關認定二人伙同詐騙，僅有同案犯朱某的單方供述，無微信聊天記錄、通話錄音、資金分成憑證等任何客觀證據印證二人存在詐騙共謀，該孤證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再次，劉某對朱某向被害人虛構黃金生意、偽造銀行凍結證明、截留還款資金的行為完全不知情，未參與任何環節，未從中獲取任何非法利益，不存在與朱某相互配合實施詐騙的客觀行為。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認定劉某構成詐騙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存在多項直接影響罪與非罪認定的關鍵證據未調取、未固定，無法排除合理懷疑。建議補充如下核心證據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調取朱某與劉某的出入境記錄、澳門酒店入住登記信息、同住人員備案信息，以核實二人共同赴澳、共同居住、共同參與經營的客觀事實；

2.依法調取澳門賭場相關交易憑證、結算記錄，核實案涉換籌經營事項的真實性，以及朱某的參與情況；

3.依法全面調取、核對全案資金流水鏈條，查清朱某截留資金的真實去向、使用用途，核實其向被害人返款的完整情況；

4.依法對朱某虛構黃金生意、偽造銀行凍結證明、案發后串證的行為開展全面偵查，核實其單方實施詐騙行為的完整事實。

綜上，朱某對案涉合伙經營事項全程知情、參與，其單方虛假供述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其并非本案被害人，現有證據無法達到刑事訴訟法定證明標準，不符合起訴條件。

此致

包頭市某區人民檢察院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

張萬軍 律師

2026 年 4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