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者設局誘騙未成年人吸毒，不僅是犯罪更是對法治的背叛

據新京報消息，南京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為完成查處任務，竟策劃誘騙6名未成年人吸食含依托咪酯電子煙再“抓獲”的案件，是對法律底線的公然踐踏，更是對執法公信力的致命摧毀。當執法者蛻變為犯罪教唆者，當“打擊犯罪”異化為“制造犯罪”，這不僅是個人的墮落，更是對法治精神的徹底背叛。

判決書顯示，馬某為完成查處任務找到社會人員徐某提供涉毒線索，2024年1月徐某通過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馬某將含有依托咪酯的電子煙交給徐某，徐某等人在一家賓館內將電子煙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隨后聯系馬某將6名未成年人查獲。 2026年4月，六合區法院對此作出一審判決，除馬某外還有三名社會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
馬某的行為本質上是“執法陷阱”的極端形態。他利用職權將含有新型毒品的電子煙交由社會人員，誘騙未成年人吸食后實施“抓捕”，看似完成了查處指標，實則是在制造本不存在的違法犯罪行為。
這種“釣魚式執法”不僅違背《刑法》關于欺騙他人吸毒罪的禁止性規定，更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6名少年在不知情中被推入毒品深淵，身體與心理的創傷可能伴隨終身。
更荒謬的是，若非判決書披露，公眾難以想象，本應守護社會安全的警察，竟成為危害未成年人的“毒源”。這種身份與行為的巨大反差，暴露出個別執法者法治信仰的徹底缺失。
此案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扭曲的考核機制催生了“為任務不擇手段”的畸形心態。判決書明確指出，馬某的動機是“為完成查處任務”。當上級部門將查處數量、破案率等量化指標與考核晉升直接掛鉤，且指標脫離實際治安狀況時，部分執法者便可能為達標而鋌而走險。馬某的犯罪行為，正是這種“指標至上”思維下的惡果：他追求的不是遏制毒品蔓延的實質效果，而是虛假的“工作業績”。這種將程序正義拋諸腦后、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本質上是將執法權異化為個人利益的工具，是對“執法為民”宗旨的徹底背離。
執法者的每一次行動，都在詮釋法律的溫度與力量。馬某案警示我們：法治社會不容“設局執法”的生存空間。唯有讓執法者真正敬畏法律、堅守底線，讓考核機制回歸法治軌道，才能避免“保護者”淪為“傷害者”，真正守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公眾對法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