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科學技術史-270》中國近代科技的落伍

中國近代科技的落伍

明代中后期，中國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傳教士也帶入了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但在中國卻沒有因此而產生近代科學。為什么在古代中國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基礎上卻沒有繼續發展為近代科學呢？到了近代中國科學技術反而落伍呢？

近代科學發展史表明，近代科學的發展至少需要三種基本因素：社會張力、文化張力和科學張力。16世紀中期以后的西方各國相繼具備了這三種張力，而中國卻一直不具備這三種張力。

就社會張力而言，近代科學的產生需要有一個商品經濟較為發達、民主政體較為健全、對外交往較為頻繁的開放性的社會結構，只有這種開放性的社會結構才能對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產生張力。但是從明代中后期直到辛亥革命為止，中國始終未能形成這種社會結構。從經濟方西看，雖然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促進了近代科學的萌動，但這種資本主義萌芽在當時的中國并不占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仍是重農抑商的傳統的小農經濟結構。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得中國沒有形成足以產生近代科學的經濟動力。從政治方面看，西方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均以社會革命為先導，如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等，這些都為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掃除了社會障礙；而在中國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宗族制的專制統治，這種政治與科學的關系，完全由帝王視其需要和愛好而定，不可能對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形成穩定的政治張力。從對外關系上看，中國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明代中后期以后，盡管對西方傳教士的態度比較開放，但卻長時期禁止國內商人出海貿易。這種閉關鎖國政策，也使中國失去了足以產生近代科學所必須的國際科學交流的條件。

就文化張力而言，近代科學的產生需要一個由相適應的教育、哲學和宗教等因素構成的開放性的文化結構，因為只有這種開放性的文化結構才能對近代科學的產主和發展產生張力，但是從明代中后期直至辛亥革命，中國始終未能形成這種結構。從教育上看，科舉制度可以說是古代中國教育的集中體現，但是受重視的只是進士科，明算科并不受重視，在這種僵化的科舉制下，大批人才皓首于窮經讀史之中，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會試中，來京應試的各省舉人"年屆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這種腐朽的科舉制不但不能像西方近代大學教育那樣對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產生張力，而且從根本上破壞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所必須的人才資源。

從哲學上看，西方近代科學與近代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哲學與科學之間存在著相互推動的張力作用；而在近代中國，儒家思想仍占絕對統治地位，哲學宗旨是修身，對自然科學都不甚了了，只是對其倫理學說和社會學說進行一些哲學論證，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那樣，那些飽讀經史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么也不知道"，這種缺乏自然觀的哲學，不可能像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英國的經驗主義、法國的唯物主義和德國的思辨主義那樣對近代科學產生一定的張力。從宗教上看，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紀后期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的神學自然觀，盡管基督教的神學自然觀所依據的托勒密的地心體系和蓋侖學說是錯誤的，但它卻能從肯定與否定兩方面對近代科學的孕育和革命產生張力，近代科學革命興起后，基督教的神學自然觀已被證偽，但基督教為自身利益仍千方百計地改造和利用近代自然科學的成果；而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儒、道、佛三教，除道教曾對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和煉丹術產生過某些作用外，儒、佛都與自然科學毫不相關。所以明清時期，沒有一種可以像基督教那樣能對近代科學的產生具有否定性張力的宗教。

就科學張力而言，近代科學的產生需要有一個由自然科學、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技術等不同的科學層次構成的開放性的科學結構，因為只有這種開放性的科學結構才能對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內在張力。在西方，古希臘科學結構中已初具這種結構的原始胚胎，到了中世紀后期，當古希臘科學逐漸復興時，這種具有內在張力的科學結構也隨之逐漸復興，所以近代科學能在這一結構的理論與實踐、科學與技術的相互推動中獲得其產生和發展的內在張力；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結構是應用科學與應用技術為兩大主干的實用科學技術結構。在這種結構中，自然哲學、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基本上是空白的，所以它在理論與實踐、科學與技術之間沒有能夠形成循環發展的機制與張力，也正因為此，中國雖早在宋代就發明了活塞式風箱這種近代蒸汽機的活塞式汽缸所借鑒的主要技術構件，卻由于缺乏有關蒸汽壓力、大氣壓力和真空作用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基礎研究，所以一直未能發明出推動工業革命的蒸汽機。

上面指出的是科學本身發展所應具有的基本條件。從客觀條件上來說，由于清初屢興文字獄，人們的學術和思想研究受到極大限制，迫使學者們多去選擇考證古典文獻這條保險的道路，加上政府的控制和籠絡，考證學就大為興盛起來，并在乾嘉時期在學術界占絕對優勢，被稱為乾嘉學派。乾嘉學派在古典文獻的考證方面作出的成績確實非常出色，但考證學派風靡一時，這種傾向使得學術風氣流于繁瑣，脫離實際，脫離生產，脫離對自然規律的探討研究，從而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曾把清代的古典文獻研究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比，認為二者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從熱衷于研究古典文獻來看，二者是相似的。但從對自然科學的革命產生的影響來看，文藝復興之后，歐洲知識分子沖出了教會的桎梏，紛紛探索新問題，各種新思潮、新學術驟然興起，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嶄新局面，自然科學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清代的考證學派是由于文化專制政策所造成的，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到古籍的整理方面，對新事物的探索，或缺乏勇氣，或不感興趣，花費的心血雖令人贊嘆，但卻造成學術文化以至科學技術與歐洲相比較越來越落后的原因之一。有一則笑話說，中國古書豎排版，讀者不知不覺在點頭，似乎總在說"Yes"；西方書籍橫排版，讀者讀起來總在不停地搖頭，似乎總在說，"No"！所以中國人總在注釋古書，總在古人那里尋找智慧，尋求認同，而西方學者卻不斷地否定前人，超越前人。這個笑話可以說明這時期的東西方科技發展的對比情況。中國人繼承永遠多于創造，西方人卻在不斷地發現新的東西。

文藝復興之后，西方科學技術以夢想不到的速度向前發展，中國清朝的社會經濟還仍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上，科學技術發展的速度就必然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