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智能相對論

作者 | 陳選濱

中國的科創人才從不缺想法，但從想法到公司，最難翻越的，其實是一道名為“輕資產”的舊墻。

沒有廠房，沒有機器，沒有應收賬款——傳統信貸的每一個邏輯節點，都在把創業者拒之門外。客觀來說，銀行不是不想借錢給有才華的人，是找不到一個可以量化的抓手來評估這筆錢還不還得上。

于是，論文歸論文，專利歸專利，代碼歸代碼，創業者的才華和銀行的審批系統之間，始終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

4月27日，長沙竟然把這道墻擺到了臺面上。

長沙市金融支持人才發展活動暨“金才π對”沙龍在湘江西岸正式舉辦。一天之內，長沙市委組織部發布了新版人才服務管理辦法與《長沙人才服務手冊》，市委金融辦宣布金融服務聯盟工作機制發布，市知識產權局推出8項專項服務措施，來自長沙銀行的紀錄片《100個犟朋友·夢想季》同步首發——這是長沙迄今為止，在一個場合內，向人才密集釋放服務信號最多的一次。

不難發現，長沙給出的回答很清晰——把人才本身，變成可被金融系統識別的資產。這不是一場發布儀式，這是一次關于城市信用規則重寫的宣告。

在科創人才面前，長期橫亙著一堵舊墻

事實上，傳統金融邏輯和科創人才的資產結構之間，存在一道系統性錯配。

傳統信貸體系的底層邏輯是抵押物等于信用代理。房子能押，設備能押，存貨能押，銀行用實物資產來對沖違約風險——這套邏輯運轉了上百年，沒有問題。但科創人才的資產結構偏偏是論文、專利、代碼、算法等，全是銀行系統看不進去的“軟資產”。

這不是金融系統有意刁難，而是評估模型本身就沒有為這群人設計過。

那這道墻究竟有多高？不用看宏觀統計，看兩個真實的人就夠了。

何旭，湖南大學碩士，AIGC創業者。2022年，他的團隊第一次解散。“沒錢，沒算力，沒場地”——三個“沒”字，把一個技術出身的年輕人擋在了創業大門之外。

劉珺，國防科技大學博士，方心科技總經理。當年，從株洲遷到長沙時，公司正處于從“項目驅動”轉向“產品驅動”的關鍵期，“青黃不接，資金緊張”，差點也倒在了最關鍵的錢的問題上。

幸好，憑借入選湖南省“三尖”科技創業領軍人才，他硬是靠著100萬元人才獎勵補貼，和團隊咬牙把電磁暫態仿真機原型做了出來，并拿到了南方電網首臺套訂單的“救命錢”。

兩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雖然手握稀缺的“輕資產”，但還是差點因為錢的問題而倒在了科技創業的半途。這曾是長沙的難題，也是中國每一個正在孵化科創生態的城市共同面臨的結構困境。

慶幸的是，何旭和劉珺的創業故事，在長沙都迎來了涅槃般的轉折。而背后這套讓“看不見的資產”變成“看得見的信用”的機制，正是4月27日這場活動要系統化、公開化的東西。

推倒這堵舊墻，有多難？

在這場活動上，長沙做了一系列重磅動作，包括金融服務聯盟工作機制發布、匯聚起68家金融機構，68名專家組建起“金融智囊團”、推出8項知識產權服務措施等等，其本質就是在科創語言與金融語言之間建立一套新的互譯機制。

但這一過程并不容易。難的不僅是設計幾個新產品、新政策，而是替換一套運轉了上百年、整個金融系統賴以運轉的底層評估邏輯。

首先第一步，是重新定義“信用”從哪里來。

從“優才貸”到“小荷優才貸”，從最高2000萬元的無抵押授信到綠色審批通道，長沙正在做的事情，是把人才卡和人才認定變成金融機構的“盡調替代”。

什么意思？一個通過了高精尖產業人才領跑工程認定的人，至少說明三件事：他的技術能力經過專業評審，他的創業方向符合城市產業導向，他的個人履歷已經通過了政府背調。

這三條信息，本質上就是銀行做貸前調查時最核心要搞清楚的問題——只不過過去銀行要花幾個月、花大價錢自己去查，現在政府已經查好了。官方認定等于一種增信。你的才華，就是你的抵押物。

其次第二步，是把分散的金融工具擰成一股繩。

68家金融機構組成的協議聯盟，不是掛個名、開個會的簡單拼湊，而是“貸、投、保、擔、匯“五位一體”的接力體系——銀行負責貸款，創投負責股權投資，保險負責風險保障，擔保負責增信分險，外匯負責跨境服務。一家機構吃不下的風險，拆開由整個體系來分擔。

與此同時，68名來自銀行信貸、創業投資、保險保障、券商保薦、財務會計、法律合規等領域的專家組建了“金融智囊團”，為人才企業提供免費的“點單式”專業咨詢。這不是金融機構在做公益，而是金融邏輯向科創邏輯的一次主動俯身：不是讓創業者來學金融語言，而是讓懂金融的人走進創業者的辦公室，用他們聽得懂的話來談。

事實上，數字最能說明問題。長沙的相關政策落地不到半年，人才金融卡累計開立1.1萬張，共為人才企業授信超5.5億元，實際放款比例超過70%——由此可見，推倒“舊墻”也已經初見成效。

最后第三步，是讓知識產權從“證書”變成“資產”。

如果說信貸解決的是“錢從哪來”的問題，那么知識產權服務解決的就是“創新成果值多少錢”的問題。長沙市知識產權局推出的8項專項服務措施，覆蓋了專利布局指導、快速預審、優先審查、技術評價、維權援助等全鏈條。

據發布會介紹，某團隊研發的某高純材料提煉技術突破國外長期壟斷，但6件專利中有3件因撰寫問題面臨無法授權的風險，專利保護范圍過小，技術參數公開策略不科學。長沙知識產權保護中心介入后，指導修改專利文本、優化參數公開方式、精準提煉權利要求，最終6項關鍵技術在3個月內全部獲得專利授權，順利實現產業化。

在這里，知識產權服務不只在確權，更在幫創新成果完成從“技術”到“可定價資產”的跨越。一項獲得了高質量專利授權的技術，才是銀行和投資機構愿意定價、愿意投資的東西。

信貸、擔保、知識產權——三條路徑指向同一個目標：讓科創人才口袋里的“軟資產”，變成金融系統愿意買單的“硬信用”。

長沙是如何把“舊墻”推倒的？

當然，長沙之所以能把這套機制跑起來，關鍵也在于湊齊了三個條件。缺任何一個，這套體系都可能淪為文件上的好意，落不到企業的賬上。

其一，城市要有真實的產業承接能力。

金融“活水”不是澆在地上就行，得有能吸收它的土壤。如果城市本身沒有成熟的產業鏈條，銀行的錢放出去，企業的產品賣不掉，最后還是壞賬。

長沙的底氣在于，它不是一個靠概念和流量立城的地方。工程機械產業領跑全球，新能源、新材料產業蓬勃興起，AIGC等新興賽道正在加速聚集——這些是能真金白銀吸納創新成果落地的產業土壤。

何旭的OpenClaw已服務于全國數百家企業，劉珺團隊研制的首臺國產大規模電磁暫態仿真計算機打破了加拿大RTDS二十余年的壟斷，年營收破億，在手訂單超2億，員工超160人，其中15位是計算機博士。

簡單來說，技術有地方落，人才才留得住，銀行的錢才敢放。這是一條從產業端反向驗證金融邏輯的鏈路。

其二，政府要有真正“去中間層”的服務意志。

人才政策最怕的不是沒有，而是“停在文件里、懸在半空中”。

長沙對此給出的解法是流程再造：專班機制負責統籌協調，專員制度負責“一對一”對接，24小時接續機制確保服務不斷檔。首批12名人才服務專員來自長沙銀行，為人才企業建立“一企一檔”，讓創業者足不出戶即可享受專屬服務。

由此，把原本散落在組織部、金融辦、人社局、知識產權局等不同部門的政策碎片，用一個服務中樞整合起來。人才不需要自己搞清楚“我該找哪個部門、走什么流程”，專班和專員替他跑。

正如劉珺的感受一般，“我們這些習慣了和代碼打交道的理工男，不用分心跑關系走流程，專注把產品做到極致就行。”這是最有說服力的體驗。“政策有力度、服務有溫度”——這句話聽起來像套話，但當一個博士創業者親口說出來的時候，它就是事實。

其三，人才政策要跟上城市的發展目標。

今天，長沙正在全力建設全球研發中心城市。這個定位不是一句口號，它意味著長沙的城市競爭力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而創新驅動的核心變量就是人才。

當一個城市的目標從“吸引企業落戶”升級為“成為全球研發高地”，人才政策就必須同步切換跑道，即從“把人引過來”升級為“讓人留下來、扎下根、長出大樹”。“引才”是流量邏輯，“留才”是生態邏輯——兩者的政策設計完全不同。引才靠補貼和名氣就夠了，留才需要的是一整套讓人才在創業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支撐的系統。

4月27日這場活動釋放的信號，正是長沙人才政策向“留才生態”切換的關鍵一步。金融服務聯盟、知識產權專項服務、人才品牌體系——這三樣東西疊加在一起，構成的不是一張政策清單，而是一個讓人才在長沙從創業第一天到公司上市都能獲得支撐的基礎設施。

當這套基礎設施真正成熟，城市的競爭力就不再取決于誰給的補貼多，而取決于誰的生態更完整、誰的信用體系更可靠、誰的產業承接能力更強。

值得一提的是，何旭在臺上說了一句話：“背起雙肩包出發，創業就業到長沙。這片土地，不會辜負每一個認真做夢的年輕人。”這句話或許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有說服力。不是因為它煽情，而是因為說出這句話的人，2022年曾因為沒錢、沒算力、沒場地而經歷過團隊解散。

一個曾經被“舊墻”擋住過的人，現在站在臺上邀請更多人過來。這本身就是一堵墻被推倒的最好證明。事實上，城市的競爭力，最終都落腳在一個問題上：它有沒有能力，讓那些選擇相信它的人，不后悔。

4月27日的這場活動，長沙給出了一份階段性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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