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 大型體育賽事是城市發展的引擎，還是空間不公的放大器？—— 2023圣地亞哥泛美運動會的實證警示

導語

長期以來，舉辦大型體育賽事（Sport Mega-Events, SMEs）被全球眾多城市（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視為刺激旅游、拉動經濟的“捷徑”。然而，這類盛會能否真正帶來包容且可持續的發展？傳統評估方法往往將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割裂分析，忽略了其相互關聯與空間分布的不均衡。近期，一項針對2023年智利圣地亞哥泛美運動會的研究，采用創新的“空間增強擴展宮澤模型”（Miyazawa Model）進行了整體性評估。研究結果打破了“賽事即發展引擎”的浪漫敘事，揭示了收益與環境成本在地理空間上的嚴重錯位。本期推文將帶您探討大型賽事背后的空間正義問題，為未來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

作者

David Gallegos-Meza ,

Marcelo Lufin, Gonzalo Bravo

作者

蔚丹丹 上海體育大學

閱讀全文，文章見于

Gallegos-Meza, D., Lufin, M., & Bravo, G. (2026). A holist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vent sports tourism in Sport Mega-Events: Evidence from the Santiago 2023 Pan American Games in Chile. Tourism Management, 114, 105383.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25.105383

研究背景

各級政府往往愿意投入巨資補貼賽事基礎設施，期望將主辦城市打造成“奧林匹克消費城市”。這種政策的邏輯植根于經典的區域經濟框架——賽事被視為一種具有時間限制的競爭優勢，能夠吸引外部支出，資金流入有望擴大當地收入并觸發乘數過程（直接、間接和誘導效應）。2023年，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舉辦了該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賽事—第十九屆泛美運動會，動員了來自41個國家和地區的8500余名運動員，吸引了140萬現場觀眾，總投入超9億美元（約83%用于基建）。

然而，純粹以“需求驅動”為中心的敘事是不完整的。當“賽事資源需求”超過“城市資源供給”時，城市將面臨抬高價格、重新分配稀缺產能和強加機會成本的約束，從而壓縮凈收益。此外，傳統的區域經濟模型（如投入產出模型、社會核算矩陣、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往往孤立地看待經濟、社會或環境維度，難以精準捕捉賽事對普通家庭的分配效應及空間上的不公。本研究正是為了彌合這一差距，系統審視此類盛會帶來的復雜影響。

理論與方法

該研究的方法突破在于，首次將宮澤模型（Miyazawa Model）與空間分析、環境賬戶相結合，構建了一個“經濟－環境－空間”三位一體的評估框架。（補充說明：宮澤模型（圖1）由日本經濟學家Kenichi Miyazawa提出，旨在通過投入產出分析來研究經濟中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其核心優勢在于將“家庭部門”內生化，能夠精準追蹤賽事收入在不同收入群體間的生成、分配與再消費過程，從而揭示經濟影響的分配效應。）

在此基礎上，研究進行了兩大創新擴展：

1. 環境擴展：打破僅關注“生產端污染”的局限，將“基于消費的排放”（即家庭因收入增加而產生的日常消費排放）納入計算。

2. 空間擴展：將經濟乘數和污染乘數定位到主辦區域內的52個市轄區（市鎮），直觀呈現利益與成本的地理分布。

圖1 理論模型框架圖

研究整合了智利央行2020年的投入產出表、2022年全國家庭社會經濟調查、家庭預算調查、污染物排放登記以及入境旅游統計數據。研究共識別出79,520名入境體育游客，并排除了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估算出泛美運動會的總直接凈支出約為8173萬美元。

研究結果

通過整體性評估，研究揭示了賽事影響的四個核心維度：
1. 經濟效益：紅利集中且有限

· 產業高度集中：超過75%的支出集中于住宿（27.9%）、餐飲（23.8%）和娛樂等直接面向游客的部門。游客每增加1美元的支出，住宿部門的產出預計變化僅為0.27美元。

· 分配效應微弱：這些經濟活動未能有效轉化為普通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長。模型顯示，所有收入五等分群體的家庭收入凈效應接近零甚至為負。預期的“涓滴效應”并未發生，新增價值僅在特定行業與資本間循環，形成一個與更廣泛城市經濟隔離的“生產性飛地”。

2. 環境影響：生產與消費的共同責任
研究明確了環境責任的雙重來源（以CO2等九種污染物為例）：

· 生產端（約55%的排放）：是主要排放源，僅住宿業就承擔了近半（49.9%）的部門間排放責任。

· 消費端（約45%的排放）：絕對不容忽視。中等收入家庭對消費端排放負主要責任（占近30%）。此外，CO、PM2.等污染物的排放變化中，超過90%來自家庭群體的日常消費行為。這表明，環境成本是由生產系統與消費行為共同驅動的。

3. 空間分布：收益與成本的錯位
經濟收益與環境成本在城市地理空間上分布嚴重不均，引發了深刻的空間正義問題：

· 收益高度集聚：經濟增量集中在緊鄰賽區的少數核心市鎮。首都圣地亞哥市以約694萬美元的預期賽事驅動支出位居榜首，廣大外圍市轄區并未分享到發展紅利。

· 環境負擔分布失衡：生產性污染集中于產業聚集區（前三個市鎮占總生產排放的40%）；而消費性污染的分布則與人口和居住區重疊。這意味著，許多以居住功能為主、賽事收益微薄的邊緣區域，反而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污染成本，形成了典型的“代價外部化”。

4. 政策啟示：從粗放管理邁向精準治理

基于各市轄區的“經濟總收益－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研究構建了一個具有直接政策意義的四象限分析框架（圖2），為政府的精準治理提供了路徑：

圖2 市轄區產出與二氧化碳排放的象限分析

· 重點關注區（高收益－高污染）：如圣地亞哥市中心。它們是賽事的主要經濟受益者，也產生了最大污染。政策重點應是內部化環境成本，要求“贏家”為其環境后果負責，如征收專項生態稅，用于本地綠色基礎設施升級。

· 極度關注區（低收益－高污染）：多為承接了污染密集型產業或交通樞紐的郊區。它們承擔了不成比例的環境成本，卻收益微薄。政策核心在于生態補償與環境正義，需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有針對性的緩解措施進行補償與修復。

· 理想區（高收益－低污染）：多為高科技園區或高端服務業集聚區。具有較低的社會脆弱性，實現了較好的環境管理與經濟收益的平衡。應總結其模式作為可持續發展典范進行推廣。

· 低風險區（低收益－低污染）：多為居住區或農業區。賽事對其影響中性，應維持其社區功能與環境質量，避免后續開發破壞。

結論與討論

研究打破了關于大型體育賽事的傳統浪漫敘事。在智利圣地亞哥，賽事的體育旅游結構類似于一個需求驅動的“生產性飛地”，跨部門溢出極為有限，對普通家庭收入的提升微乎其微。同時，影響的空間分布加強了現有的不平等，利益集中在核心賽區，而環境代價卻由更廣泛的生產和消費系統共同承擔，甚至轉嫁給了邊緣弱勢社區。

作為全球南方的新興經濟體，智利等國家越來越尋求通過體育賽事實現經濟多元化。然而，“收益微薄且高度集中，環境代價沉重且分布不均”的悖論，迫使我們反思：大型賽事作為區域發展工具，是否依然可行？

未來展望

研究主要評估了活動的當期、直接影響，采用的靜態投入產出模型未考慮價格變動和市場供需反應。未來研究可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進行動態分析，考察長期的基礎設施遺產效益。同時，呼吁未來的賽事申辦與規劃必須從粗放管理邁向精準治理，將“空間正義”與“環境責任”納入核心評估指標，確保大型體育活動真正成為惠及全民的可持續發展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