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4月6日清晨，橫濱港霧氣未散，一艘排水量三萬多噸的“比睿”號戰列巡洋艦緩緩靠岸。扶梯剛放下，一位身著紫色龍袍、神情局促的年輕皇帝站在甲板邊，他就是被日本人捧為“滿洲國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
追溯到1908年，溥儀3歲登基，稀里糊涂當了皇帝；1912年被迫退位后仍居紫禁城；1924年又被馮玉祥轟出宮門，輾轉落腳天津。那段日子看似瀟灑，其實每天都在算計怎樣重奪江山。關東軍正好抓住這種心理，1931年9.18事變后把溥儀秘密接到東北，包裝成“執政”，再升級為“皇帝”，外界只看到龍旗招展，卻不知道大政方針全在日本人會議室里決定。
1934年6月，裕仁派親弟秩父宮雍仁來長春祝賀登基。雍仁親王杯酒言歡，一句“陛下若有暇，可來東京一敘”把溥儀聽得心潮澎湃。可事實是，日本朝野并無此計劃，提出邀請的正是急于自我漂白的關東軍。為了這場表演，東京專門成立14人“接待委員會”，連艦隊都挑了門面擔當的“比睿”號，可見用意。
溥儀4月2日從長春出發，沿途車站人山人海，舉旗吶喊，都是關東軍事先通知地方警備隊“務必熱鬧”。他心里明白卻又自欺，想著若真能得到裕仁首肯，也許能擺脫關東軍牽線。隨行老臣鄭孝胥悄聲勸誡：“陛下，防人之心不可無。”溥儀只是苦笑。
橫濱登陸后場面更大。裕仁破例在東京車站迎接，兩人并肩檢閱騎兵。日本報紙第二天頭版通欄標題：“東方兩帝相會，千古未有。”鏡頭里，溥儀高舉手杖，似乎重回大清朝會。外人看是風光，內行知是傀儡秀。
當天下午，溥儀住進赤坂離宮。傍晚，宮中設宴，桌上擺滿長崎海參、神戶和牛，都是“對外宣傳專用菜單”。席間，裕仁談及櫻花盛放，溥儀順勢奉承：“櫻花之艷，正如天皇仁德。”場面一片溫情。可宴會一散，日本外務次官遞上早已起草好的演說稿，連停頓處都標好。溥儀翻了翻，無奈簽字。
4月10日告別東京。秩父宮送至港口，軍樂齊鳴，禮炮連響。就在折腰鞠躬那一刻，溥儀淚水劃過面頰。日本隨員詫異，溥儀低聲解釋：“歸國在即，感懷良多。”真實原因卻很復雜：他看清自己不過是日本對外宣傳的道具，同時又擔心回到長春后關東軍秋后算賬，悲喜交加，情緒失控。
返程中，“比睿”號甲板空曠。夜色里，溥儀寫下那首七絕：“萬里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句子豪氣，心里卻是涼的。因為電報早已傳來：關東軍要求他發表《回鑾訓民詔書》，內容全是歌頌“日滿親善”。他只能照辦。
此后形勢急轉。1940年5月，日本讓溥儀再去東京迎“天照大神”神像。與第一次不同，他面如土色，全程沉默。抵日第三天，有隨員聽見他喃喃：“我若真是皇帝，怎會連祭祖都要偷偷摸摸？”話音極輕，卻透露了絕望。
1941年，溥儀試圖通過薩爾瓦多公使館逃往第三國，被衛隊中的日本線人告發。關東軍立刻削減他的衛兵，宮內財寶也被征用。東北民眾則在戰爭重壓下苦不堪言，溥儀從宦官口中得知，才意識到“皇帝夢”換來的不過是同胞血淚。
1945年8月9日，蘇軍跨過烏蘇里江。關東軍潰散，溥儀在長春機場匆忙登機，企圖南逃。飛機還沒起飛就被紅軍俘獲。面對審訊，他指著額頭說：“日本騙我十三年，罪有應得。”隨后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揭露關東軍暴行，成了控訴者而非遮羞布。
1950年被押回撫順時，溥儀才39歲，卻須發斑白。他在勞動改造中學會種菜、縫衣，還得自學拼音。1959年獲特赦，改當普通公民，后任全國政協委員，協助整理清史和偽滿檔案。昔日皇帝，終于明白什么叫“國家”和“人民”。
與之相對，裕仁天皇在東京戰敗之際宣布“終戰詔書”，保住了御座。麥克阿瑟看重皇室對日本社會的號召力，拒絕讓他走上被告席。1989年，87歲的裕仁病逝，終生未受法律追究。
溥儀離開橫濱時的那滴淚，既有對個人命運的哀嘆，也是一種預感。他知道自己的未來將被更大的風暴裹挾，卻無力改變方向。歷史把這兩位帝王推到同一幅畫卷：一個被改造為平民，一個僥幸逃脫審判。興衰成敗，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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