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同志在1925年五卅反帝斗爭之后，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宣傳愛國主義，鼓勵青年憤發圖強，創造祖國的美好前途。從此范老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走上革命道路。30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他寫書啟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蔣介石賣國投降政策。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人民起來反抗侵略的時候，范老到河南參加抗戰隊伍，奔波于確山、信陽、開封等地，創辦抗戰工作訓練班，動員青年學生和工農大眾起來抗敵。由此結識了許多工農干部和青年學生，他組織他們學文化知識，還給他們講游擊戰術，后來被譽為“游擊專家”,結識的工農干部譚余保、王老漢等到新中國成立后仍有聯系。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時期，范老到延安，在中央宣傳部從事史學研究，為干部學習中國歷史編寫課本，第一本中國歷史在延安出版。毛主席這樣評價：“在延安出版一部有頭有尾，有科學體系的著作，這是一件大好事。”從此這本書在解放區廣為流傳。

60年代初我到范老身邊工作，范老是譽滿全國的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能在老人家身邊幫助他做點力所能及的事，受其教導將得益不淺。只是我初出茅廬學淺才疏難負重任，經周圍同志幫助及鼓勵，將任務接下來。范老講話家鄉口音重，我家鄉是廣東，因此首先要過語言關，克服語言上的障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被譽為新史學三大家，但是在史學觀點上仍存在爭論，如在民族形成、社會性質等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范老從解放區到北京后，繼續他的史學工作，專心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努力爭取早日完成全書。60年代初患病住醫院治療，出醫院后仍需一段時間康復，領導沒有安排他的寫書任務。范老則每天伏案幾小時寫書稿、閱讀文件報刊。范老閱讀的文件數十種，是科學院領導特許從院機要室外借出來的，需及時清還。報刊則所里訂閱，每天自取。

1962年后，經濟生活逐漸恢復，物資供應仍不足，院領導為照顧范老生活上的需要，向有關部門申請補助，經批準后每月增加食用油半斤，白糖2斤，香煙兩條。值得提到的是范老在病后康復期已戒煙，但仍習慣在伏案時點一支煙夾于指上，快燃到手時再換一支，就留下部分香煙備用，其余分給在身邊工作有需要的同志。

近代史研究所初建期，一切簡樸從事，沒有半點新建所的跡象，辦公室、研究室的桌椅都是從中央研究院接收來的，工作人員除了任務有別，無職務高低之分。當時采用供給制，穿的都是灰布制服，到1953年后才改為薪給制，先后進所來的同志都認為這里從事科研的環境好，所領導堅持艱苦創業、努力奮斗的良好作風。建所初期大多數同志是從解放區華北大學來的，長期協助范老工作，受到范老的尊重和愛護，心情都十分舒暢。

范老對老朋友、同志極隨和關懷。多年交往的曹靖華先生在懷念范老的文章中記述：“他是反動統治歲月，風雨與共的同志啊!……像我這所謂是非之人，從那所謂是非之國回來，天地之大，實無容身之地。仲沄同志不避艱險，毅然敢于把我引進大學講堂，其膽識確實不凡。”那時候范老剛剛擔任北大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之職。

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陳君哲先生，與范老相交有年，情意深厚。白色恐怖猖獗年代協助范老保護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使他們免受迫害，為中國革命事業盡職盡責，難能可貴。60年代他與范老仍保持往來，在范老病后康復期，不辭辛勞拖著殘肢，路途迢迢前來探候，席間相顧言語不多，但遲遲不愿離去。

聞顧頡剛先生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仍未決定去留。傳毛主席發話：對顧先生等，留去自由，應盡力挽留，待遇從優，給房子，配車子……周總理把話通知范老，囑有機會做做工作。工作如何后未得聞。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部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召開有關文化工作的座談會，赴會時我與顧頡剛先生同乘一輛車，席間得聞我是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隨之話題談到范老。顧先生說：新中國成立初與范老交往，學術上也相互探討，又說范老那時給他做過有意義的事。

在范老處偶爾聽到他談起在延安時同志到住處串門，如彭真同志，他們是在天津時相識的，每逢彭真同志到來，戴老(范老的夫人戴冠芳)總以紅燒肉招待，說彭真同志工作忙，吃不上肉。如劉伯承、羅榮桓、吳玉章、王學文、王震也是范老家的常客。

吳老、范老似定了規矩，每年要互訪一次，吳老來訪聲明要吃飯，要戴老做菜，戴老臥床弄得極狼狽；范老則要問清楚吳老愛吃什么,能吃什么,要事先準備。王學文同志到來，往往和范老促膝相談，話題廣泛，某次談起40年代延安整風，黨校一次小組會上，王實味講待遇不公，要求發給他呢子制服。范老將自己的帽子摘下戴到王的頭上，與會同志不解范老的舉動，王學文即說，范老勸他干革命不要爭個人待遇。

范老多次因病住醫院，其間常遇到熟人，是大家會面的好時機。某次遇王震同志，病房相近方便過從，王震愛讀古書，范老給他講解忘卻休息，受醫護人員干預才罷休。

范老的日常生活，王冶秋同志關懷較多，健康狀況稍有不適即來探候，并督促到醫院診治。“文革”期間范老得病，王冶秋將病情報中央辦公廳，受到周總理關注。范老住醫院，周總理聞訊即派衛生部醫護人員駐醫院監護，治療所需藥品由衛生部調配。

范老病故在“文革”期間，追悼儀式很簡單。后在八寶山骨灰堂內舉行了較為隆重的儀式，周總理派代表參加。

范老一代學人，立志為大眾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但因多種原因沒有全部寫完，令人十分遺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