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因偷稅損失兩千億，財政部長直接急眼了：別想著花錢脫罪

改革與債務是總理的關鍵時刻。本周將是對總理弗里德里?！つ暮透笨偫砝瓲査埂た肆职轄柖紭O其關鍵的一周。聯邦政府2027年預算框架將于周三提交聯邦議院，這將決定政府未來的財政騰挪空間。執政聯盟會不會放松債務剎車、再次擴大舉債？相關設想已在聯盟黨內部引發不少憤怒。

同一天，幾乎關系到所有公民的醫療改革也將進入關鍵階段。按照民主政治的慣例，這類議題在最后關頭出現爭論和拉鋸并不罕見。但從總理的角度看，如果聯盟內部爭執過多，風險就會迅速上升。

聯邦政府正承受巨大的改革壓力。在執政即將滿一周年之際，它已陷入一場實質性的危機。無論是聯盟伙伴之間，還是各黨團陣營內部，氣氛都相當緊張。

此前，總理把養老金定位為“基礎保障”的悲觀表述，就讓本黨社會政策陣營措手不及。丹尼斯·拉特克因此公開批評弗里德里希·默茨：“我們必須停止制造恐慌。”巨大的不安情緒迫使總理出面澄清。弗里德里?！つ闹苣┰隈R爾堡舉行的基民盟全國代表大會上承諾：“在我們執政期間，法定養老金不會被削減?！备母锏目陲L，轉變起來就是這么快。

周末回到各自選區活動的議員，往往最先感受到政府有多不受歡迎。德國電視一臺最新的“德國趨勢”民調把這一問題量化了：只有15％的受訪者對聯邦政府滿意，84％表示不滿意。

根據周日公布的最新民調，聯盟黨支持率停留在24％，社會民主黨維持在14％不變。相比之下，德國選擇黨達到28％，創下該黨歷來最高紀錄。其領導層顯然正等著黑紅兩黨公開爭吵，而自己甚至不必拿出解決方案。

從政府的角度看，這當然極不公平。但聯盟的領導層其實掌握著主動權。政府承壓，改革進入險段。

我很認同聯邦財政部長拉爾斯·克林拜爾眼下打擊狡猾偷稅者時展現出的決心。克林拜爾表示：“我希望自首不再當然導致免于處罰?！彼€說：“犯罪者不能再如此輕易地花錢脫罪?！?/strong>

據專家估算，國家每年因偷稅漏稅流失的財政收入高達1000億至2000億歐元。若所有人都像大多數守法納稅人那樣誠實，未來本不必再提高稅收或各類繳費。那些守法納稅人每年都要在稅務機關面前把自己的財務狀況徹底攤開。

過去三年里，沒有哪一項國防預算像德國這樣增長得如此之快。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測算，僅在2025年，德國軍費就增長24％，達到970億歐元，全球排名升至第四，僅次于美國和另外兩個主要軍事大國。

不過，這并不值得歡呼。國防開支最多，并不意味著最安全，只能說明花的錢特別多。任何稍微了解軍備采購的人都知道，軍備支出完全可能成為吞噬納稅人資金的無底洞。大批說客會把資金引向軍工企業，而對一些議員來說，他們更在意的不是武器系統性能，而是制造商工廠設在哪里。

最近一個有關金錢與軍備的案例是：聯邦議院預算委員會叫停了軍方計劃采購的所謂柴油集裝箱，這類設備是陸軍加油所需。五年前，一個集裝箱價格還是142000歐元；而這次計劃新訂購902個，單價卻漲到291000歐元，翻了一倍還多。預算委員會內部稱之為“成本爆炸”。按理說，采購數量接近900個，規模更大，單價本應更低。

預算審查人員近來一直觀察到軍用品價格顯著上漲，專家將其稱為“軍備通脹”。國防部長鮑里斯·皮斯托里烏斯必須格外警惕，不能讓聯邦國防軍特別基金中的一部分資金，最終變成武器制造商財富增長的來源。

連施泰因邁爾的青蛙也要搬家。接下來這個首都話題也和“錢”有關，不過這次說的真是蛙類。由于聯邦總統官邸貝爾維尤宮將進行全面翻修，一些并不接待國賓的“住戶”也要一起搬遷。

根據“生境與自然保護管理”方案，公園里的青蛙、蟾蜍和蠑螈都將被轉移。它們將從舊池塘搬到新的、更大的池塘里，工作人員已經開始用桶收集這些兩棲動物。報道稱，目前已轉移118只蠑螈和38只青蛙，但施泰因邁爾花園里仍然棲息著大量其他生物。

生物學家還記錄到兩種蝙蝠、63類甲蟲和61種蝴蝶。此外，他們還發現了一種此前從未在首都被目擊過的椿象——“斑點厚腹椿象”。這種椿象屬于總統花園內27種椿象之一，體長只有2．5毫米。難怪此前一直沒人注意到它。

聯邦總統原本應在3月開始搬遷，但由于臨時辦公地點尚未達到入住條件，這項安排將推遲到夏天。貝爾維尤宮的翻修預計耗時8年。宮殿本體預算為1．46億歐元，旁邊的行政樓還需再投入1．2億歐元。此外，為應對可能超支，還預留了2億歐元的所謂風險儲備。

順帶一提，普魯士的奧古斯特·費迪南德親王在1785年奠基后，不到兩年就建成并啟用了整座宮殿。不過在那個年代，工匠的檔期大概確實更容易約到。

他的結論是，媒體仍應保持批判性，但也要更具建設性。希克曼設想了一種類似“說明書”的做法，在其中強調：我們的民主制度“盡管存在種種弊病和丑聞”，依然是一個“偉大的制度”。

德國最大的新聞雜志愿意思考這個問題，本身是好事。但以我40年的記者經歷來看，我得出的結論完全不同。助長錯誤發展、并進而為德國選擇黨的崛起提供土壤的，不是媒體對政治決策批評過重，而是批評得還不夠——無論當時是哪一個政黨在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