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三，小年夜。

我蹲在出租屋的灶臺前煮餃子，鍋里的水咕嘟咕嘟翻著白沫，蒸汽熏得我眼眶發酸。手機突然響了，是我媽的語音消息。

"梅子啊，今年回不回來過年？你爸腿又犯毛病了，念叨你呢。"

我媽的聲音沙沙的，帶著我熟悉的湖南口音，聽得我鼻子一酸，眼淚啪嗒掉進鍋里。

回？拿什么回？兜里就剩三百塊錢，兩個孩子的奶粉錢還沒著落。

我叫周梅，今年三十八歲，湖南衡陽人。十年前，我不顧我媽死活攔著，鐵了心嫁到了兩千里外的甘肅。那時候我媽跪在門檻上拉著我的行李箱，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梅子，你聽媽一句話，那么遠的地方，媽夠不著你啊！"

我甩開她的手，頭也不回地上了長途大巴。

那年我二十八，在深圳電子廠打工，認識了同車間的張建軍。他是甘肅定西人，長得高高瘦瘦，說話慢條斯理，總把最后一個饅頭讓給我吃。我覺得這個男人老實、靠得住。

我媽托人打聽了他家的情況，連夜給我打電話："那邊窮得叮當響，他家三間土坯房，連個像樣的院墻都沒有。你嫁過去，是去享福還是去受罪？"

我不聽，覺得我媽老封建，嫌貧愛富。我跟她吵了一架，說了句這輩子最后悔的話——"我就算要飯，也不要你管！"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后我媽說了句："你記住今天說的話。"

嫁到定西的第一個冬天，我就知道我媽說的全是對的。

西北的風像刀子一樣割臉，黃土院子里一棵樹都沒有，推開門就是光禿禿的山梁。婆婆是個厲害角色，見面第一天就把家里的存折和鑰匙往自己兜里揣，連灶房的鹽罐子都要她點頭才能動。

張建軍在鎮上開了個修車鋪，每個月掙的錢全部上交給婆婆。我說咱們分開過吧，他瞪我一眼："我媽養我不容易，你別挑事。"

第一個孩子出生那天，大冬天的，我疼得滿頭是汗，婆婆在門外剝苞谷，連個熱水都沒給我端。是隔壁的嫂子看不過眼，跑來幫忙燒了一鍋姜湯。

我咬著被角不敢哭出聲。

生完孩子第三天，婆婆端了一碗玉米糊糊進來，往床頭一擱："月子里別吃太好，免得奶水太沖娃娃拉肚子。"我看著那碗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糊糊，心涼透了。

我想給我媽打電話，拿起手機又放下了。當初那些話說得那么絕，我哪有臉開口？

后來幾年，日子像黃土里刨食一樣，一天一天熬。第二個孩子出生后，張建軍的修車鋪被人盤走了，他跑去蘭州打零工，一個月回來一趟，有時候兩個月。他回來的時候身上總帶著酒氣，話越來越少，脾氣越來越大。

有一回我問他錢寄到哪了，他一巴掌拍在桌上："問問問，我在外頭容易嗎？"碗碎了一地，大的孩子嚇得躲在門后哭。

我蹲下來撿碎碗碴子，手被劃了一道口子，血滴在水泥地上，我愣愣地看了半天。

去年秋天，婆婆查出了糖尿病，住院花了兩萬多。張建軍把家里最后一點積蓄全拿去了，回頭跟我說："你也出去找個活干吧，總不能一家人喝西北風。"

我把兩個孩子托給鄰居嫂子，去鎮上飯館洗碗。每天早上五點起，晚上十點回，手泡在水里泡得發白脫皮，一個月一千八百塊。

臘月初十那天，大兒子學校開家長會，老師打電話讓家長去。我跟飯館老板請假，老板臉一沉："今天客多，走了就別回來了。"

我站在后廚，圍裙上全是油漬，手里還攥著半截鋼絲球。最后我低下頭說："老板，我不請了。"

那天晚上回家，兒子趴在桌上寫作業，抬頭看我一眼："媽，別的同學都有媽媽去，就我沒有。"

我轉過身，假裝去廚房找東西，把臉埋進毛巾里，咬著牙沒出聲。

前幾天，我終于鼓起勇氣給我媽打了電話。電話接通的瞬間，我張了張嘴，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眼淚就先掉下來了。

我媽在那頭也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輕輕說了句："梅子，媽沒怪你。"

就這五個字，我蹲在墻根哭了整整二十分鐘。

我媽說我爸的腿不好，走路要拄拐了。她自己血壓也高，藥不敢停。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在說別人家的事，可我知道，她是怕我擔心。

掛了電話，我望著窗外灰蒙蒙的天，遠處的山梁上積著薄薄的雪。這些年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父母說的話，不是拿來反駁的，是拿來細品的。年輕時候覺得愛情大過天，覺得自己有多了不起，非要證明什么。到頭來，苦的是自己，疼的是父母。

灶臺上的餃子煮開了，我撈了幾個放進碗里，叫兩個孩子出來吃。大兒子問我："媽，咱們過年能放鞭炮嗎？"

"能。"我笑了笑，把碗里最大的那個餃子夾給他。

日子嘛，再苦也得往前過。但如果時光能倒回十年前，我一定會松開行李箱的把手，蹲下來，好好抱抱我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