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變天！

CoreSin

一早起來就被奧斯卡新規刷屏了。改變挺多，有些是細節，挑幾條主要的聊一下。

一條是，新規規定，同一個演員可以在同一獎項中獲得多個提名。這其實不是學院的新發明，因為奧斯卡早年就是這么規定的。從奧斯卡初創到1940年代初，就允許一個演員報多個提名。

比如說，第一屆的時候，一個演員演了多部影片，會把所有影片合并考慮。評的是演員本人，不是ta演的某個角色。后幾屆仍然對應多部作品，但學院內部開始更加傾向于強調具體表演。之后更過渡到單一影片的表演，直到1936年引入提名制，每個提名精確對應一部電影一個角色。

這之后，奧斯卡演員類獎項的規則長期要求，如果一個演員能有多部影片的角色入圍前五名，只取更高的那一部。但從現在開始，這個限制就不存在了，一個演員可以憑借兩部影片入圍表演獎的提名。

這和其他獎項的規則就看齊了，就像2000年的，索德伯格，他憑借《永不妥協》《毒品網絡》都入圍了最佳導演獎提名，并憑借《毒品網絡》獲獎。以后，這種事也可以發生在演員身上。

《毒品網絡》

過去，奧斯卡或許考慮的是某種公平，防止某位明星憑借產量優勢，擠占其他演員的提名席位，也可以讓更多演員進入提名，增加競爭性和話題性。

如今取消這條限制，表面上可以視為對表演藝術多元性的尊重，但也反映了當下頂級演員的產出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流媒體時代重塑了好萊塢的制片節奏，頂級演員在同一年出演多部風格迥異作品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凱特·布蘭切特、亞當·德賴弗這些人，都可以在獨立制作和商業類型之間自如穿梭。

《塔爾》

舊規則在這種產業現實面前顯得不合時宜，它似乎在懲罰那些最具創作野心的演員。

當然，新規必然帶來的一個后果是，分流票數。如果一個演員有兩個提名，喜歡這個演員的投票人，難免在兩部影片之間游移，反而導致ta落選，這的確有可能發生。

還有一個更大的規則變化是關于國際影片，也就是以前的外語片。

長期以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選送機制，都是依賴各國各地區的官方電影機構，包括政府下屬的電影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等等。

這套系統的弊病早已人盡皆知。選送過程往往被本國電影政治所左右，藝術判斷讓位于行業利益分配、意識形態考量，甚至受到人際關系的影響。

《墜落的審判》就是一例。茹斯汀·特里耶的這部作品拿下戛納金棕櫚，卻未能獲得法國官方選送，輸給了陳英雄的《法式火鍋》。法國人或許有各種理由，比如《墜落的審判》不夠代表法國文化之類，但這兩部影片的高下，實在清晰無比。所以，這當然是一種制度缺陷。

《墜落的審判》

新規則允許戛納、威尼斯、柏林、多倫多、圣丹斯、釜山這六大電影節的最高榮譽獲得者直接獲得提名資格，等于在官方選送體系之外建立了一條平行管道，讓藝術判斷可以繞過政治博弈直接抵達奧斯卡。

然而，這條規則對國際電影節格局的重塑效應，遠比學院可能預想的更加復雜。

戛納、威尼斯、柏林、多倫多、圣丹斯、釜山等于是獲得了某種奧斯卡認證，成為凌駕于所有電影節之上的超A級電影節了。

這是一次對電影節聲望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FIAPF（國際電影制片人協會聯合會）前不久剛剛廢除了過去的ABCD電影節分類規則，重塑A級體系，將若干家較有聲望的電影節評為A級，這里面有一些過去并非A類，沒想到就遭到奧斯卡的迎頭痛擊。

學院將上述六個節展放在可以直通奧斯卡國際影片的陣容中，實際上是在用奧斯卡自身的制度權威和國際影響力，重新定義什么才是頂級的國際電影節。而這個定義，和過去歐洲主導的傳統等級體系，存在偏差。

對戛納、威尼斯、柏林這歐洲三大而言，奧斯卡這條規則表面上是青眼相加，實際上暗含一種微妙的矮化。

它們的藝術權威性，從來不需要奧斯卡的背書來獲得合法性。恰恰相反，長期以來是這些歐洲電影節為全球藝術電影建立了評價標準，奧斯卡在藝術電影的判斷上，很多時候是追隨者而已。

現在學院將這些榮譽納入自身的資格審查框架，將金棕櫚視為通往奧斯卡提名的一張門票，這個動作本身就隱含著一種等級宣示，仿佛奧斯卡才是最終目的地，你們這些電影節，不過是通往這個目的地的路徑。

這也是一種美式霸權邏輯啊。所以全球電影的評價體系，制定者究竟是洛杉磯，還是戛納？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來還會繼續爭斗。

同時，多倫多、圣丹斯、釜山被納入這個名單，也算一次地位躍升。多倫多長期扮演北美頒獎季前哨站的角色，人民選擇獎和奧斯卡提名之間的高度相關性早已是行業常識，但它始終缺乏競賽型電影節的制度性權威。

圣丹斯是獨立電影的孵化器，它原本就是為了填補奧斯卡的大片廠傾向的空白而存在的，如今被奧斯卡公然收編，耐人尋味。

釜山作為西方之外唯一的電影節進入六大名單，很多人說是「抬咖」了。

抬不抬咖不好說，但它憑借奧斯卡的賦能，是否會對亞洲其他電影節（比如上海、平遙）占據更大的搶片優勢，還需要后續觀察。

FIAPF前不久為什么調整電影節分類規則，也是看到了傳統的電影節等級體系本身就在松動。A類認證的排他性失去意義，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電影節，并不需要這個標簽來反復重申自身地位，所以才「重新發明新的A級」。

奧斯卡此番繞過FIAPF體系自行劃定認證范圍，雖然可能是無意的，但確實也像是對這種趨勢的回應，像一種爭奪定義權的舉動。

而國際影片的歸屬，從國家變更為影片本身，獎杯由導演代領，銘牌上導演名字緊跟片名，這條看似程序性的調整，是可以理解為某種意識形態轉向的。

因為奧斯卡看到了導演個體和ta所屬國家之間，有可能存在的意識形態張力。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伊朗，伊朗的奧外名額，是由該國的法拉比基金會決定。盡管美伊關系常年不佳，但伊朗從未停止選送，近年只有一次例外。因為他們覺得奧斯卡主辦方并非美國官方，且常常對美國政府有批評聲音，不妨礙他們參賽。何況這也是伊朗電影難得的國際發聲渠道。

事實上，伊朗選送的《一次別離》和《推銷員》都獲得過奧外大獎。

《一次別離》

去年伊朗官方選的是《死因不明》，賈法·帕納西的《普通事故》是不可能被選中的，它最后是用了法國的選送名額。

《死因不明》

所以奧斯卡的新規想說的是，國際電影代表的不應該是民族國家了，而是創作者個人。

這條規則和選送渠道的調整，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閉環。當提名資格可以繞過國家選送機制直接通過電影節獲得，當最終的榮譽歸屬于導演而非國家，那么整個國際影片獎項的制度根基，就從國家代表制轉向了個人創作制。

這對那些官方選送機制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和地區，會有較大影響。從此，導演不再需要本國電影機構的認可，就能進入奧斯卡賽道，其創作也不再需要承擔那種代表國家的符號化任務。

此次新規也包括AI條款。簡單說，AI創作不會被納入評獎范疇。

如果把今年奧斯卡規則的調整，放到一個更大的尺度，比如說最近十來年，來審視，我覺得奧斯卡想回應兩個大的問題。一個是電影工業的存續和方向，一個是電影這門藝術與民族國家的關系。

從2015年左右開始，奧斯卡漸漸從一個以北美英語電影為絕對中心、以民族國家為文化視野、以傳統制片廠體系為產業基礎的評獎機構，被改造為一個更具全球覆蓋力、更強調個人創作價值、更適應數字時代產業現實的文化制度。

這種改造的動力既來自內部，比如說投票成員的國際化、代際更替，也來自外部，包括流媒體對傳統發行模式的沖擊、全球觀眾審美偏好的多元化、AI技術對創作邊界的侵蝕，等等。

每一次制度改革都伴隨著新的權力博弈。奧斯卡希望鞏固自身作為全球電影評價鏈條的終極節點，它要重寫全球電影的權力地圖。這張地圖的坐標原點仍然是好萊塢，只不過輻射范圍變得更廣，吸納路徑變得更多元。

對奧斯卡自身來說，這是一種開放的姿態，但對全球電影來說，或許是在通向一個更精巧的閉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