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余華自曝糗事，說自己曾給兒子輔導了語文，兒子卻“不及格”。

乍一聽有些吊詭，啥？余華文學大獎拿到手軟，一部《活著》能吃一輩子，是不是語文教育又出大問題了？

也有人調侃：“原來《活著》里最慘的不是福貴，是余華的兒子”。

事情沒這么簡單。先看看他的原話：

“我兒子在小學的時候，讓我幫他輔導一下作文，包括語文那些，我輔導完以后，語文考試都不及格。從此以后，他就認為我不會寫東西，我就再也不輔導他了。我們有自知之明。”

這里的“自知之明”是指什么？

自己高考落榜，語文分數本來就不高？還是時代發展了，考試跟以前不一樣了？還是自己的那套寫作邏輯，根本干不過標準答案？

他沒展開，但是評論區炸開了鍋。

有人再對語文教育開火，說什么迷信標準答案，扼殺天性和創造力，死搬教條，走入了死胡同。

有一個著名的案例，題目問“雪化后變成什么”，有孩子答“春天”，判錯。正確答案是：水。

這個案例確實具有諷刺性，也深刻揭示了當下語文教育的弊端：重所謂標準答案，忽略個性，實際脫離了語文的本質。

語文的本質是什么？按照于漪說的，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這一觀點后被寫入《全國語文課程標準》，成為我國語文教育的指導原則。

她反對“見分不見人”，強調語文課不僅要教識字、閱讀、寫作，更要通過文本浸潤，塑造靈魂，培養人格，“?教文是手段，育人才是根本目的?”。??

可現在，孩子說雪化了是春天，得了個紅“×”，以后還敢說嗎？還會想嗎？

余華的煩惱，著名作家王蒙也遇到過。這位前文化部長多次公開表示，自己無法應對當前小學語文試題，甚至被孫子調侃“考試也及格不了”。

作家集體“碰壁”，是作家的問題還是語文教育的問題？

需要清楚，作家寫作是一回事，閱讀理解是另一回事。

很多時候，作家寫出了作品，但是欣賞者拓展了作品的深度和廣度，連作者都沒有想到。

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讀者基于自己的閱歷、理解和審美，看到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的東西，這恰恰是文字創作的迷人之處。

某種程度上，也是漢語言文學的魅力所在。否則就不會有《名作欣賞》《作品與爭鳴》這些刊物了。

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本是很好的做學問的態度，也是知人論世的方法。

見仁見智，橫看成嶺側成峰，也有助于培養孩子理性辯證精神，這在“急于站隊”“二極管思維”的網絡時代難能可貴。

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文字好壞有沒有標準？閱讀理解有沒有基本章法？

作家可以天馬行空、興之所至，但是作品寫出來，特別是給孩子學習，就需要一定的標準了。

問題同樣來了，標準由誰定？怎樣的尺度？這又是一個難題，大大的難題。

一些出題者死鉆牛角尖，弄出的答案牽強附會，讓人啼笑皆非。

他們還偏偏掌握話語權，在考場上就是生殺大權，廣大師生只能按照這個去“硬講”，“強解”，這是不是另一種學術霸凌？

作家韓寒也分享過：

一次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信里有一張試卷，選用了我的一篇文章片段，然后有八個選擇題。我從未想過我的文章可以入選試卷，于是很細心地完成了考卷，結果發現我只做對了三個選擇題。

江蘇2007年高考作文題《懷想天空》，有一篇文章，第一位閱卷老師給了36分，第二位閱卷老師給出42分的成績，綜合判斷得37分。

復查階段，閱卷組組長何永康教授發現了這顆滄海遺珠，反復讀了3遍，打出了54分的高分，比原來的分數足足高了17分！

這個是美談，但是反過來，浩如煙海的卷子中，有多少天才作文明珠投暗、煙消云滅了？

那些被埋沒的，不只是分數，還有思想；被辜負的，不只是努力，還是熱愛。

在這種對創造力的打壓下，語文已經變了。

背背背、默默默和抄抄抄。每個孩子的書案上都有《寫作寶典》《作文秘籍》，老師也要求孩子背范文，套作文，以“穩”得高分。

全然忘了真正的寫作必定是“我手寫我心”，是“真情出至文”。

孔子主張“詩言志，歌詠言”，詩歌是用來表達內心志向的。一個孩子從小只學套作，只會模仿，揣摩“出題人想要什么”，可能會考出不錯的分數，但永遠學不會表達自己的真心。

長此以往，他甚至會喪失分辨“什么是對的”的能力。

語文可以教方法，但教不了靈魂；而沒有靈魂的高分，只是分數的虛假繁榮。

余華們的作品可以入選課本，可以成為經典，但在考試面前，他們也得低頭。

因為他面對的不是語文，而是一臺龐大的、冷冰冰的考試機器。

當余華輔導兒子語文不及格，從笑談變成常態，該臉紅的，只是那個不會輔導兒子的父親嗎？

必須承認，語文考試需要標準。沒有標準，無從談公平。

問題不在于“有沒有標準”，而在于“標準怎么定”。

標準應該有彈性，給“春天”留一扇窗，應該允許更多“哈姆雷特”的存在。

教孩子真誠地表達，比教孩子套作拿高分，難一百倍，但值得。

等所有孩子都能寫出“雪化了變成春天”，類似這樣的話，卻不用擔心被扣分，語文才真正把春天還給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