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時代的經濟學研究如何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理理論的關系

圖 | 黃喆

文 | 劉偉

編者按：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課題。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劉偉教授（曾于2002—2010年擔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文章，立足這一時代需求，深入探討了經濟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分析的地位、作用及辯證關系。官微特予轉載，以饗讀者。

摘要：經濟學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數理理論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關系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基本問題。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和爭辯，在不同社會條件和理論背景下，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展開。背后的實質是源于對經濟學根本理解上的分歧。中國式現代化進入關鍵時期，對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提出更為深刻的時代需求，特別是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說體系提出迫切要求同時也創造了歷史可能；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發展，對社會科學研究范式提出新挑戰，尤其是對經濟研究中的數理分析提出新要求同時也創造了新條件。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根基，同時合理運用數理理論和方法，提升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和適應性。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產生于西方。盡管在我國經濟發展史和思想史上也曾有過非常豐富的經濟思想，但嚴格來說并未形成科學理論體系。在古希臘詞源上，“經濟”是指家庭管理，色諾芬的《經濟論》所說的經濟，就是指莊園管理。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在《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中，把經濟從莊園管理上升為國家治理，首次提出“政治經濟學”這一范疇，并使之成為古典經濟學的主題。所謂英國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政治經濟學研究財富的性質及其生產分配的規律。189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標志著“政治經濟學”被“經濟學”所取代，但這種取代也并不十分嚴格，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是可以通用的。直到現代，西方經濟學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才有意識地區分二者：一種情況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政治行為過程，即所謂“新政治經濟學”；另一種情況是考察政治與經濟關系，即所謂“國際政治經濟學”。我們要討論的經濟理論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不是指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重要的思想來源當然可以追溯到英國古典經濟學，但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特別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一方面，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在中國能夠作為科學開始發展，是始于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思想界之后的事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可以說，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強大生命力是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偉大實踐。因此，“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

數學作為分析工具和重要方法引入經濟學，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是1871年邊際革命之后的事情。同樣早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就意識到世界運動的規律，可以用數學來表達。這種數學的表達，以其邏輯的嚴謹和精確性，體現出相應科學思想的成熟性。也就是說，科學與數學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系，經濟學被作為在哲學社會科學中最具科學性，或者說最具科學范式表征的學科，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數學方法在其中的廣泛深入運用。這種運用既有經濟發展史的背景，也有經濟思想史的動因。從經濟發展史看，一方面，在制度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跨越自由競爭時代，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之后，制度的有效性受到歷史性沖擊，尤其是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作為資源配置“看不見的手”的自動調節協調能力在逐漸減弱。另一方面，在發展上，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不斷深化，帶來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的均衡，都面臨更為復雜的矛盾，需要經濟學做出更為精準的分析，包括更為深刻的制度分析和更為精確的數理分析。從經濟思想史看，一方面，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鞏固，要求經濟學回答的基本問題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從回應為什么要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以回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的歷史進步性、正義性為主，轉變為回應怎樣有效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以回應怎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實現資本收益最大化為主。另一方面，與所研究的問題發生歷史性變化相適應，在分析方法上，古典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和歷史分析難以滿足求解收益最大化極值的需要，經濟學發現均衡的位置，求解極值的實現條件需要更充分運用數學分析工具。

此外，數學方法和計量工具被廣泛而深入地運用于經濟學，包括經濟理論和經濟史的分析，對經濟學這門具有歷史科學性質的社會科學而言，或許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可獲得的歷史資料的不充分不完備。這種不充分不完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資料數量占有的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所運用的歷史記載下來的信息資料是經過前人整理并記錄的，而這種對于歷史的整理和記錄不同于對自然現象的記錄和發現，往往帶有記錄整理者本身的價值判斷和主觀選擇。因而，其真實性（客觀性）會受到質疑，從而使資料的質量難以保證。由于所運用的資料的數量上的不充分和質量上的不確定，就會為科學探索帶來困難。高深復雜的數理分析和計量工具的運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克服這種困難的需要，“如果資料十分完備，簡單的統計方法通常就夠用了。資料越是貧乏，就越需要使用高深的統計方法。但無論如何，可以利用的資料總量低于標準統計方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獲得成就，關鍵就在于研究者要能夠發現一種可以靠有限的有用資料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币簿褪钦f，科學的經濟理論必須是能夠發現并闡釋經濟發展歷史規律的學說，經濟發展歷史本身得以符合邏輯的呈現和論證必須通過經濟學理論的系統說明。經濟學作為歷史的社會科學，應當是這種論和史的統一，數理分析和計量分析應當是促進這種統一，而不是替代經濟學。我們要討論的經濟學數理理論構建和發展問題，更重要的并不是囿于經濟史和思想史意義上的問題，而是針對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所要求的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知識體系及基本方法的變革特征。

重要的在于，如何在經濟學的發展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數理經濟理論的關系？這需要深入探索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數理經濟理論的特征，明確其各自的理論實質及方法，根據問題導向的原則，立足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經濟現代化發展需要，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形成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并以此作為推進我國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的基礎，同時為經濟學的教材體系、課程體系、專業體系等方面的建設提供支撐。在這一進程中，有兩方面的原則需要關注：一方面，不能將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數理經濟學理論機械的割裂開來，而是要強調其在解釋和分析經濟問題方面的互補性和有機統一性；另一方面，不能將兩者簡單地以意識形態化標準對立起來，而是要強調其在發現和證明經濟內在聯系方面的特殊性和不可或缺性。當然，關注這兩方面的原則并非忽視兩者在理論、方法上的不同，在數字經濟和數智化時代，尤其需要我們在科學認識其性質及特征基礎上，推進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和數理理論的科學結構，切實提升經濟學研究問題的科學性，提升經濟學教學適應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的能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對現代社會科學積累的有益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這些知識和方法時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學判斷力�！睂τ谥袊厣鐣髁x經濟學而言，重要的是在運用數理經濟學知識和方法的同時，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真正在提升科學判斷力，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歷史觀基礎上，對經濟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經濟運行及發展的客觀規律做出更深入和更精確的闡釋。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等不斷深入和疊加，推動經濟本身數字化和數字本身產業化等加快發展迭代，相應的帶動從宏觀到微觀，從資源配置機制到基本經濟制度等方面均發生深刻演變，體現出強烈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對新型生產關系變革的要求。進而在要求經濟學本身必須回應并適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新趨勢的同時，也為經濟學的變革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理論條件。這個思想和理論條件既包括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也包括數字技術革命時代為經濟學提供的更為豐富的強大的數智化能力。

二、為什么需要政治經濟學？

這里所說的為什么需要政治經濟學，不是需要當代西方政治經濟學，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睆难芯繉ο蠛头椒ㄉ蟻碚f，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分析，揭示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構成一定社會的生產方式，包括生產的自然方式和生產的社會方式，前者體現的是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形態，后者體現的是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深刻約束生產力發展，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即生產的自然方式和社會方式的統一，構成完整意義上的一定社會歷史的生產方式，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要考察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集合和結構，形成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國家權力、意識形態、文化、藝術、科學等構成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筑。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又能動地作用于經濟基礎。對于生產方式的研究，揭示生產方式歷史運動規律，需要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分析中展開，揭示生產力發展規律需要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中深入。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毙聲r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重點在于推動兩方面深刻轉型：一方面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向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另一方面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向經濟高質量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命題的明確提出，集中體現了黨的創新理論的自信，基礎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探索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以往的探討中，關于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分析內容，在概念和范疇上，大都稱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即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廣義政治經濟學一部分的歷史展開。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明確提出，并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關于社會主義全部理論和實踐探索的主題，尤其是伴隨我們創造并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發展進程，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基礎上，開啟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四個自信”不斷增強。從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來看，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寫出了一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指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痹�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并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把握的四個“重大原則”，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傳統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向具有自身客觀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邏輯結構、基本方法和歷史使命的系統化的學說的深刻轉變，是“兩個結合”新的歷史性飛躍的重要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闭谓洕鷮W從產生起，無論是古典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上都是研究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和發展的規律，不同在于其根本立場和基本方法。研究主要都是圍繞兩方面基本問題展開：一方面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步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效性和趨勢性。資產階級經濟學之所以從早期的以價值理論為重點（包括古典的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到后來轉變為以均衡分析為重點（包括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核心目的在于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正義性和優越性，因而其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價值論的重點）；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資源配置的充分競爭性和有效性，因而其發展是歷史的永恒（均衡論的重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主要內容，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揭示其產生的歷史性和滅亡的趨勢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到底也是回應這樣兩方面的問題：為什么要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怎樣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需要揭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進程中的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化的學說體系，不僅具有強烈的時代要求，而且具有深刻的歷史可能。從經濟發展史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特別是“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從經濟思想史來看，黨的創新理論包含著極其深刻豐富的經濟思想，“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新時代以來我們黨總結經濟發展實踐形成的理論共識，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引領。與馬克思經典作家所論述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分析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考察主體，不是批判性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滅亡的規律，而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考察主體，旨在建設性地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運動規律，因而其核心是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命題，特別是回應中國式現代化中經濟現代化的根本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和理念，其中新發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也就是說，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為什么發展、怎樣發展”兩方面的基本問題�；卮疬@兩方面的基本問題，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說，需要在深入分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對生產關系變革和完善的歷史要求，進而闡釋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變化對社會上層建筑的要求，以推動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切實推進高質量發展，尤其是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這就需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體制上充分體現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對制度創新的深刻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系統地反映這些要求。

從實踐上來看，在基本經濟制度上，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以資本的形態進入社會生產，對傳統的物質資料形態的所有制會產生深刻的沖擊。數據要素的一系列特征在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分配制度、市場制度等方面會對所有制及實現形式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上，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深刻重塑信息化、網絡化的特征，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關系在體制上如何界定和協調會面臨一系列新挑戰，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對傳統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充分帶來新的沖擊，對市場有效性和市場失靈，對政府必要性和政府失效等方面也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公司治理結構上，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資本深刻改變企業（公司）權責利的制衡結構，資本與勞動的相互關系會發生深刻變化，數字資本與剩余索取權及風險承擔和控制權的關系及實現方式都會發生新的變化。在市場競爭秩序形成上，大數據占有和算力、網力等的控制及平臺企業的發展會使壟斷競爭形態及規則發生新的變化，進而影響市場競爭秩序的培育，等等。

從理論上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系統性的反映上述深刻的變化，而要科學地反映這些變化就需要進行更深入、更精確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在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對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體制進行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同時，需要運用數理經濟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來回應數字經濟時代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的歷史要求。在提高科學判斷力的基礎上，提升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解釋力，在豐富制度分析理論的同時，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實證能力，切實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形成真正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揭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運動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規律。這是我們真正需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為什么我們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理由。

三、經濟學為什么需要數理理論？

經濟學說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所運用的方法可以是歷史分析、制度分析，也可以是數理分析。嚴格的實證分析作為對不同經濟現象之間相互聯系方式的理論闡釋，往往需要“數學的邏輯運演”，科學理論思想和數理邏輯之間存在深刻的聯系。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意識到世界的運行規則可以用數學來表達，因而一門科學理論的成熟程度往往以數學在其中的應用程度作為標志。保爾·拉法格在《回憶馬克思》中曾談到，馬克思認為，一門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因為，一方面是由于理論的成熟使相應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本質聯系得到清晰的揭示，才可能為數學推演的進一步邏輯證明提供明確前提。另一方面，數學邏輯推演能夠使事物和現象之間實現聯系的狀態和過程得以精確的表達，使科學思想得以精確表達。包括牛頓以及后來的愛因斯坦等提出的基本理論，都可以通過簡明的數學公式加以表達，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雖然與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但作為科學也需要基于數學方法的精準邏輯演繹，經濟學尤其如此。在人類社會進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新發展進程中，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所說的“數字是世界的本源，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數字來表達”，得到了數字革命和數字經濟的跨越時代的支持，提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逐漸成熟的理論體系和闡釋體系的構建，需要以運用數理理論分析方法，提升其政治經濟學學說本身的科學性。

在經濟思想史上，從早期的經濟思想產生到英國古典經濟學，所運用的方法是典型的哲學范疇的概念推演和發展歷史的制度分析，并非數理邏輯演繹。這種分析方法上的特點是與其考察的基本命題的內涵和時代特征相聯系的，處于自由競爭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不穩固，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優勢仍未真正釋放，更未得到歷史證明，傳統的封建主義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仍然具有強大的阻力，因而要求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重點闡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究竟有哪些優越性和進步性，進而為什么具有取代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相應地在其理論體系中“價值理論”等倫理規范性命題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因為價值論是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平等公正的核心理論，而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本身就具有濃厚的哲學色彩。它以什么是等價交換、為什么要等價交換、等價交換的基礎是什么、如何實現等價交換等為核心內容，進而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回應市場秩序及所體現的法權規則較封建等級及所體現的特權規則的歷史進步性。數學方法開始引入經濟學，大體上是以“邊際革命”為發端的。19世紀中葉之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徹底實現了對封建主義的歷史取代。一方面，大約從18世紀下半葉（1760年）開始到19世紀中葉（1840年），以英國等西歐國家為發源地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已經完成，實現了人類經濟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最初變革，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進入機械化時代，空前解放了生產力，既體現了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的光榮革命）推動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帶來的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歷史性成就，從而深刻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優越性和有效性，也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使資本主義制度真正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生產體系之上，這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體現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歷史辯證性，或者說體現了生產關系（經濟制度）變革對生產力發展作用的能動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并非機械的，大機器生產雖然是資本主義制度賴以存在的生產力基礎，但資產階級革命及相應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在歷史上則是在蒸汽機發明帶動的大機器產業革命之前，雖然其真正鞏固需要以大機器工業為基礎。另一方面，從制度演進看，伴隨生產力的發展，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的鞏固，其對封建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的替代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事實。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面臨兩個新問題：一是考察論證的核心命題從以往的價值理論演變為均衡分析。這種演變背后的經濟發展史動因在于資本主義歷史地位的鞏固，要求其經濟學論證的主題從為什么要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論證其歷史正義性、進步性、優越性逐漸轉向論證怎樣更有效地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重點論證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實現資本利益最大化。為此，經濟學家發現一種狀態可以體現利益最大化。這種狀態即均衡價格，發現和求解均衡的位置和條件，即求解效用最大化極值，需要引入數理分析，需要精確的識別效用和邊際效用，因而經濟學構建出了所謂“效用函數”。盡管這種效用函數是建立在主觀偏好假設基礎之上，而且從個人效用函數到社會效用（福利）函數之間的轉換也還存在一系列未能克服的困難，但這種“效用函數”的設定，以不科學的方式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所謂數理的科學性提供了分析的邏輯起點。在資產階級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先是客觀效用價值論的流行，后是主觀效用價值論的提出，客觀效用價值論逐漸發展為總供給曲線，主觀效用價值論逐漸發展為總需求曲線。發現供給與需求曲線均衡的位置，成為經濟學的主要問題，相應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中的數理分析逐漸流行，特別是主觀效用價值論提出之后開始成為主流。二是市場機制作為調節配置資源的方式，其“看不見的手”的自動協調功能開始出現失靈，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逐漸尖銳。1852年英國出現的首次經濟危機，就是這種矛盾尖銳化的集中體現。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從價值論轉向均衡價格論，自古典經濟學以來近百年思想史上占據主流地位的勞動價值論開始轉向客觀效用價值論，1871年邊際革命之后，主觀效用價值論取代客觀效用價值論，占據主流地位。隨著邊際學派的興起，經濟學的重點從經濟增長轉向社會改革與福利，對基于邊際方法的精確分析和資源優化配置的分析進一步強化。邊際革命為數學引入經濟學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路徑，直到馬歇爾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形成并提出均衡價格論，將發現和求解均衡的位置及其條件作為經濟學的重要任務，進而為數學運用進一步拓展了空間。

如果說到馬歇爾新古典綜合經濟學之前，主要是引入數學分析方法，那么以經濟學分析的數理模型化為標志，經濟學開始進入數學化發展進程，這種廣泛的模型化和數學化主要發生于20世紀30年代。數學主要從兩個方面影響經濟學：一方面從理論上以數理模型為理論研究工具，基于對具體經濟現象的高度抽象，給出基本假設條件并邏輯演繹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經濟特征及客觀聯系，從而發現具有規律性的特點，即所謂經濟事實的模型化。另一方面，從方法上將統計計量和相關回歸分析作為手段，證實或證偽經濟理論假設及觀點判斷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即所謂經濟數據的計量化。這兩方面的統一構成一個經濟分析系統框架，形成理論和方法的統一。這種統一既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更具科學范式表征，又使經濟學本身成為演繹和驗證的系統。這樣就使新古典綜合經濟學關于均衡的求解，或者說把經濟學理解為求解極值工程學的特征更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歐洲、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蘇，吸引經濟學探尋經濟內生力量�！皵祵W作為一種語言”被進一步用于表述經濟理論。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數理體系基本確立，80年代后更趨完整，90年代后在嘗試克服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模型的局限基礎上，構建起更為系統的內在增長理論。

西方經濟學的上述演變，說到底都是出于如何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資本利益最大化更有利的初衷，是從理論上闡釋如何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失靈，進而緩解其內在矛盾帶來的失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源配置過程的分析，表現為數學演繹的邏輯過程，或者是約束條件下資源配置優化問題的求解，或者是資源配置決策確認及選擇路徑的過程，都可以用數學加以呈現或驗證。這種分析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尤其是在進入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網力、算力和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的發展，數理工具的發展和應用達到新的水平，能夠將社會經濟問題更為系統的表現為方程式，同時極大提升了求解方程的能力，能夠更為廣泛和精確地揭示和發現經濟現象及它們之間的聯系，即發現典型事實以及關聯方式。數據化推動信息轉換為可計算的標準數據形態，信息化將數據轉化為可以操作的系統，實現系統性的開發、存儲和傳遞、利用及共享，智能化則通過人工智能技術，以數據化、信息化為基礎展開博弈和決策，從而實現數據要素的經濟價值。這就使數學在經濟分析中作為理論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工具兩方面的功能進一步強化，既提升著經濟理論發現經濟現象相互關系的能力，也提升著經濟理論驗證有關經濟假說及深入推論的能力。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同時推動經濟理論中的數理方法，包括約束分析和博弈分析，也包括計量方法等不斷進展，甚至由于這種方法本身的發展使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可能通過模型化的聯立方程組超越對經濟現實的直接考察，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可能通過數據挖掘超越對經濟關系的邏輯分析。這種分析方法水平的提升使在資源配置存在稀缺性和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經濟學作為論證如何實現優化選擇并實現決策的學說，能夠超越經濟問題的具體特殊性，形成具有“通用技術”性質的研究工具，空前凸顯了數理理論分析的工具價值和方法意義，這也是經濟學研究之所以需要數理理論的重要依據。但同時，這種工具價值和方法意義的凸顯，也會導致經濟理論本身的空洞和問題意識的淡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重視并運用好數理理論分析方法，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數理分析的特點和局限，即建立在對問題的科學判斷力基礎上的運用。

四、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4月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立足中國經濟實際，回答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時代之問，科學揭示中國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在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回答為什么要選擇、怎樣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以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現代化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就其理論特性而言，既具有特殊的階級性與科學性、批判性與繼承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對立統一的特性，也具有一般普遍意義上的科學性質；既具有作為科學揭示客觀經濟規律的發現功能，又具有作為社會科學的深刻的歷史價值取向性。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深入剖析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的性質和特點。就其理論方法而言，既需要作為歷史科學的制度分析，也需要作為邏輯演繹的數理分析。數學工具及數理理論作為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是始于西方經濟學，并在當代逐漸成為主流，但并不等于是西方經濟學的專屬工具。作為分析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樣可以并且也需要運用；西方經濟學數理理論分析，特別是求解極值的均衡分析框架，作為主流的分析方法，其前提在于個人效用函數和社會福利函數的設立，這種效率和福利函數本身是建立在主觀臆斷基礎上的，但前提假設的虛幻并不等于其所運用的分析工具都不具科學性，科學史上，人們以“日心說”推翻古希臘人的“地心說”，運用的也還是古希臘人的數學方法；包括西方經濟學本身作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是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并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其中也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

經濟學中很多問題難以用數理方法解釋，經濟學不是數學，運用數學方法展開數理分析，說到底是一種分析工具。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很多命題的闡釋不能通過數學演繹方式達到目的，需要體現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特別是其中涉及歷史價值觀的選擇，以及社會福利標準判斷和制度演進的歷史進步性及正義性方面的種種問題，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考察。在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同時，也需要引入并用好數理理論分析方法，但在這種引入和結合中，需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在理論上體現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時代對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變革的歷史要求。另一方面，經濟學的數理理論分析應當成為科學認識和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重要的是，運用數理理論作為經濟分析方法，旨在更好更精確地發現和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規律，而不能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際成為抽象的分析框架，甚至為滿足數學推演的需要，通過一系列假設嚴格限制前提條件，極大地削弱經濟理論分析對現實的解釋能力，以嚴重損害理論的思想性來提升數理分析邏輯的嚴密性，使理論處于過于簡化的“漂亮”的數學假定狀態，成為空洞的缺乏真正歷史內涵的形式推演。

就理論意義而言，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數學分析可以得到十分深入的運用，但也還存在所謂“多維陷阱”。盡管理工學科可以通過數學方程求解并表達其思想，但求解優化問題所需求解的方程往往會面臨變量過多的高維問題，使得求解本身成為難題，不僅僅是存在理論上不可解的問題，更是存在算法和算力上不可解的難題。在作為具有歷史性質的社會科學的經濟理論中，這種多維性帶來的“多維災難”，要遠比自然科學中的數學表達和證明所面臨的多維沖擊嚴重。因為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的實現，社會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的運動，約束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演變等方面形成的社會矛盾的復雜性要遠比自然界矛盾深刻，人們在認識社會經濟矛盾與認識自然事物運動上的主體性不同，所考察的對象對研究者而言客觀性不同，使考察過程的科學性有顯著的差異，對所謂科學性也就存在不同的解釋。盡管在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不斷加速發展的條件下，發現問題、建立方程、求解方程的能力極大地提高，算法和算力以及支撐條件水平大幅上升，但約束條件的變化和相應維數的增加仍明顯高于算力的提升。在不斷演變的高維條件下，要形成對社會經濟問題的充分求解是極為困難的。社會經濟變量和維數的指數化增長，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本身帶來的新的“信息爆炸”，在提升人們掌握、運用和處理信息能力的同時，形成新的信息不充分性和不對稱性，使得數理推演能力的提升總是滯后于解析社會經濟發展矛盾運動的需要，也不可能將社會經濟問題全部匯結成偏微分方程的問題，更不具備充分求解全部方程的可能，因此在運用數理理論分析時，我們不能將其絕對化、極端化，需要認識其理論局限性。

即使作為研究方法，在西方經濟學中對其地位和意義也有不同的認識，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分歧便是所謂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爭。奧地利學派（如米塞斯）強調，經濟學是關于人能動行為的社會科學，因而也是一門先驗的學科，經濟學不能像自然科學（如物理學）那樣，提出假設后再去驗證，人的社會行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經濟學可以也應當通過分析人的主觀能動的社會行為，遵照歷史邏輯形成反映發展規律具有公理性質的理論體系，并運用這種規律性的公理去解釋經濟現象。經濟思想史上，不僅奧地利學派，包括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經濟學派也都有類似的看法。芝加哥學派（如米爾頓·弗里德曼）則不認為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在于闡釋具有公理性的一般規律，經濟學不是先驗的，而應當也可以設定相應模型，根據一定的前提假設，運用模型進行理論驗證，進而得到準確的預測和發現，這種“發現”的科學性并不取決于開始提出的假設前提是否真實，而在于數理分析邏輯的嚴謹性。后來芝加哥學派的多位經濟學家也的確因為運用數理分析方法對某些經濟現象及其相互聯系的變化做出了“準確的預測”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后來科斯的產權理論以及達龍·阿西莫格魯等人的制度創新對經濟發展作用的分析，能夠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承認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重要的原因不僅在于其基本觀點符合主流正統，而且還由于在方法上將產權及制度問題模型化，進而將其納入均衡分析框架，通過計量模型和實證檢驗，使其邏輯更為清晰，進而使其所包含的歷史取向和政治立場更具說服力�？梢娢鞣浇洕鷮W本身對數理分析的態度也是存在分歧的。

就實踐意義而言，數理分析理論局限性反映到經濟實踐方面，形成的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命題，便是如何處理資源配置體制機制上（也是經濟體制改革上）的核心問題，即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資源配置問題，是在資源存在稀缺性條件下如何實現效率最大化的選擇問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體制機制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因而也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經濟發展實踐表明，市場機制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體制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這種方式由于種種原因存在缺陷，存在多方面的市場失靈。重要的原因在于需要克服市場失靈，形成政府調控的必要，尤其是以政府為行為主體的宏觀經濟治理的必要。但同樣由于種種原因可能存在多方面的政府失靈，無論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都會損害資源配置效率，關鍵在于切實在體制機制上協調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

從經濟分析邏輯上來說，無論是需要市場還是需要政府，重要的前提是由于信息的不確定性、不充分性、不對稱性以及掌握和運用信息的成本和風險的存在，所以首先需要市場競爭性分散決策，而不是由政府為中心集中統一決策，或者說資源配置首要在于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此基礎上，引入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問題在于，如果在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時代能夠及時充分發現所有關于資源配置的問題，并且能夠建立足夠的聯立方程，涵蓋全部經濟問題，同時擁有強大的求解方程的能力，求解出資源配置上供給與需求在總量和結構各方面的全部問題，那么，這個數據控制中心就可以替代市場，不再以盲目分散的市場競爭性價格信號去體現供求關系變化，不需要通過市場預期和利益驅動引導和推動資源配置。如果這個數據中心是國家（政府），那么就可以用政府調控替代市場競爭。這種觀點和相應爭論早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就已提出，并產生了深刻影響（即所謂米塞斯與蘭格20世紀之初的大論戰），后來這種觀點被概括為“計算機烏托邦”。在當代盡管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多維變量的指數化增長，新的不確定性的顛覆性擴散同樣不具備取消市場的能力。在經濟研究中用好數理分析，目的不是要在實踐中取消市場，而是更深刻地發現市場規律，從而為形成“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奠定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基礎，同時也為政府宏觀經濟治理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和決策的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嶄新的制度保障，打破了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傳統，為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有機結合創造了嶄新的體制條件。在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發展的進程中，更需要也更可能實現有效的市場競爭與科學的宏觀經濟治理的統一。

更為重要的在于，數理理論本身似乎不具階級性和歷史發展價值取向性，但其應用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歷史觀、價值觀基礎之上的。數理分析作為闡釋經濟問題的方法，需要建立在科學而又深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數學的方法引入經濟學，自1871年邊際革命起到20世紀30年代的廣泛運用，直到當代的發展，根本目的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變化，針對歷史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失衡，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經濟失衡的動因，從理論上闡釋實現或逼近均衡的條件。進而，一方面從理論上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實現資源有效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為實現這種可能提供政策依據。之所以被當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主流的研究范式，從根本上來說是源于其對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維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系統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如何實現生產力的發展進而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學說，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導向，負有闡釋體現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的使命。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具有自身的性質和特征，同時又體現人類現代化文明進步的一般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闡釋這種特殊性與普遍性，引入數理分析是為了更深刻更科學更精確地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運動的客觀規律。因此，經濟學作為致用之科學，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數理理論的統一。將經濟學研究中數理理論與政治經濟理論割裂開來，甚至將數理理論純粹化、抽象化，使經濟學陷于空洞，結果或者是對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性質和特征的曲解，或者是刻意回避經濟學的本質要求。在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發展的時代，經濟學研究對數理理論的運用能夠也需要更加深入，但同時也對其與政治經濟分析的有機統一提出了更為深刻的要求，否則經濟學就會成為失去科學的判斷力的偽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進程中存在一系列極為復雜的經濟矛盾和問題，需要科學地揭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本質特征及相互聯系，并在這種矛盾運動分析中發現和分析其客觀經濟規律。這就尤其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闡釋，進而為數理理論分析提供問題導向和思想引領（價值取向和歷史智慧）；同時需要科學的數理分析，提升政治經濟學發現經濟現象，并證實其相互間實現聯系的方式（典型事實和過程實證）。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26年第2期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美編：初夏

責編：度量、雨禾、雨田

以上內容轉自公眾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