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檔有一部電影讓很多人走出影院后久久不能平靜。

由國家安全部指導創作、張藝謀執導的《驚蟄無聲》于2026年2月17日上映，截至2月26日票房便突破10億元。銀幕上，間諜潛伏在最親近的同事中間，用信任做武器，靠偽裝打掩護。

不少觀眾看完說＂后背發涼＂，因為這不是虛構的戲劇沖突，而是對現實中真實案例的藝術化呈現。說到現實里最典型的＂兩面人＂，有一個名字繞不過去——李亨利。

2026年4月15日是第十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主題為＂統籌發展和安全 護航＇十五五＇新征程＂。

就在十幾天前的這一天，國家安全機關開展了2025—2026年度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表彰獎勵活動，共有103名群眾受表彰獎勵，受獎人數創歷史新高，這已是國家安全機關連續第8年組織全國范圍的表彰獎勵活動。

舉報數量逐年攀升，一方面說明全民安全意識在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威脅并沒有消失，反而在變得更加隱蔽、更加多元。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幾年前的李亨利案，仍然具有很強的警示意義。

李亨利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后來改的。此人原名李滬祥，1955年出生于上海，伯利茲籍。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出臺了大量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李亨利借著家族在香港的人脈和商業關系，迅速在商海站穩腳跟。用今天的話說，他是時代紅利的受益者。

沒有那個特殊歷史窗口期，他一個上海普通青年，不可能在短短幾年內完成原始積累。可日后的事實證明，這個人完全把自己的成功歸結為個人能力，把國家政策的恩惠忘了個干干凈凈。

他的＂轉變＂有一個明確的起點。上世紀80年代，李亨利因引誘婦女賣淫和詐騙兩次被公安機關處理。

1982年，他為討好從香港來內地的舅舅，誘騙一名女青年供其嫖宿，被法院判處拘役；1985年又因詐騙被公安機關處理。兩次違法犯罪，都是他咎由自取，放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要受到懲罰。

可李亨利不這樣看——在他的認知里，這是政府在＂整＂他。一個人把自己犯法的后果歸罪于體制，這種扭曲的歸因邏輯，恰恰是他后來走上不歸路的心理根源。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李亨利屬于典型的＂被害者心態加利己主義＂的結合體。他不是被境外勢力從零開始策反的，而是自己主動投靠的。

這一點和近年來國安機關披露的許多間諜案有本質區別。比如今年國家安全部公布的案例中，軍工單位涉密人員趙某某是因懷才不遇被境外人員抓住心理弱點、逐步拉攏策反。

而李亨利不需要別人來＂拉＂，他是自己跑過去找人＂投名狀＂的。這種主動性，讓他的危害程度更深、潛伏時間更長。

為了生意和身份上的便利，李亨利早年加入了伯利茲國籍。伯利茲是中美洲一個人口不過幾十萬的小國，許多人可能連名字都沒聽說過。

選擇這樣一個小國護照而非直接入美國籍，是經過精心算計的：既能享受稅務上的好處，又不至于因為頂著美國身份在中國經商而引起注意。一個狡猾的人做壞事，往往不是莽撞行事，而是每一步都留好了后路。

2009年是李亨利走向深淵的關鍵年份。他在某西方大國的一場活動中，與被稱為＂在美敵對分子＂的楊某某相識并建立正式交往。

據報道，李亨利認為楊某某是＂與自己靈魂完全契合的人＂，在此后約十年時間里，僅向楊某某提供的各類資金就達數十萬美元。這不是一時沖動的捐款，而是一條長達十年的地下資金管道，持續不斷地把在中國賺來的錢輸送到境外反華活動中。

在資金轉移方面，李亨利用盡了各種手段規避監管。他以公司團建、員工出境學習等名目，組織員工出境，利用每人合法兌換外匯的額度集中攜帶美元出境。

二三十名員工一起出去，每人按當時的上限兌換五千美元，一趟就能帶走十幾萬美元。說是＂學習考察＂，實際上員工就是他的＂搬運工＂。

這種螞蟻搬家式的操作，單看每一筆都合規，加在一起卻是一條非法資金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公司內部搞的那套＂思想管控＂。

與一般的商業間諜不同，李亨利不滿足于自己反華，還試圖把整個公司變成他的＂思想陣地＂。他組織員工赴境外參加反華性質的宣講活動，回來還要求寫＂心得體會＂，寫得不到位就罵人甚至開除。

這種做法在商業環境中極其罕見，說明李亨利已經不僅僅是為了錢，而是陷入了某種偏執的＂使命感＂。一個人到了這個程度，距離嚴重犯罪就只剩一步之遙。

2014年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和2019年修例風波，是李亨利兩次深度介入的節點。2014年＂占中＂期間，時任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挑頭參與違法活動，引起李亨利的注意，他通過楊某某主動要求與周永康見面。

到了2019年，他更進一步，以＂中國境內香港問題專家＂的身份參與了某西方大國涉港制裁法案的閉門會議，為針對中國的打壓政策出謀劃策。從幕后金主到臺前參與者，他的膽子越來越大，手伸得越來越長。

從純粹的安全分析角度來看，李亨利案暴露出一個重要問題：以合法商業身份為掩護的長期滲透，是最難防范的安全威脅類型之一。他在中國經營了三十多年，公司運轉正常，照章納稅做生意，臺面上的一切都挑不出毛病。

他與中國政府官員接觸時＂表現出自己是愛國商人＂，沒有人會把一個積極參與地方經濟建設的外企高管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聯系到一起。這種＂雙面性＂才是最具欺騙性的地方。

那他為什么最終還是暴露了？答案很明確：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大量異常資金流動引起了國安機關的警覺。

經查，2016年至2019年間，李亨利以現金或支票方式資助境外反華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共計133萬余元。一個正常的商人不會頻繁地把錢打給政治活動組織者，資金的流向暴露了他的真實身份。

再狡猾的狐貍，留下的痕跡終究會被發現。2019年11月26日，廣州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逮捕李亨利。

2021年4月2日，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李亨利犯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200萬元。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這個案子的分量有多重？2022年和2023年，李亨利案兩次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2024年4月14日，國家安全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專題視頻中，回顧十個重大間諜案件，李亨利案列居首位。回過頭來看，李亨利案的教訓是多層次的。

第一層是個人層面：一個人犯了錯不反省自己，反而遷怒于體制，這種心態一旦被境外勢力利用，就會迅速走向極端。第二層是制度層面：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合法商業身份是最好的＂保護色＂，傳統的防范手段很難在第一時間識別這類威脅。

第三層是社會層面：他在公司內部搞了那么多年＂洗腦＂，居然沒有一個員工向有關部門舉報，說明當時社會整體的國家安全意識還有明顯不足。好在這幾年情況正在發生實質性變化。

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主動通過12339舉報渠道，積極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從103名受表彰群眾的構成來看，有旅游博主在境外偶遇散發分裂材料的外籍人士后主動舉報，也有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可疑線索后第一時間上報。

國家安全這件事，正在從一個抽象的概念變成越來越多普通人的自覺行動。《驚蟄無聲》中境外反華勢力利用外賣信息竊密、科技公司內部泄密等情節，均源自真實案例。

這說明今天的間諜活動早已不是上個世紀電影里那種接頭暗號的套路，而是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李亨利用公司團建帶員工出境換匯的操作，在當年看似不起眼，但在今天這個全民安全意識不斷提高的環境下，恐怕很難再輕易得逞。

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李亨利案折射出的是一個大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永恒課題：如何在保持經濟活力的同時守住安全底線？中國近年來不斷完善反間諜法等法律體系，用法治手段在＂開門＂與＂防盜＂之間找到平衡。

這不是要關上大門拒絕外來投資，而是要讓每一個在中國做生意的人都明白：賺中國的錢可以，但砸中國的鍋絕對不行。李亨利的故事其實沒什么復雜的。

一個享受了國家發展紅利的人，因為自己違法犯罪被處理就心生怨恨，進而把怨恨變成了對祖國的背叛，潛伏三十多年后終于伏法。他的下場說明一個樸素的道理：偽裝得再好，遲早有露餡的一天。

法律不會因為你藏得久就放你一馬，國安機關也不會因為你披著商人的外衣就對你視而不見。在今天這個時代，國家安全的防線不只是國安干警在守，更是十四億人一起在守。這道防線，一天比一天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