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包身工，90年后的派遣工，換了名字，沒換命

1936年夏衍寫下《包身工》時，有上海紗廠女工被代工老板從鄉下騙來，工廠把錢付給代工老板，老板抽血后再發給工人。

工人生病受傷無人管，工廠一句話堵回來：“這不是我的人?！?/p>

90年前的包身工，90年后的派遣工，換了名字，沒換命。

2026年3月，政協委員周世虹建議徹底廢除勞務派遣制度，評論區打工人舉雙手贊成。

人社部最新數據顯示，全國勞務派遣人數不超過3300萬。90年過去了，那套“用人不養人、出事不擔責”的邏輯，換了個殼子繼續運轉。

1930年代上海紗廠里，女工被包工頭帶進車間。

工廠按人頭付錢給包工頭，包工頭克扣后再發到工人手里。

有事工廠只說“去找你老板”，這套話術在今天的勞務派遣中完全保留了下來。

派遣公司則以“工作場所不在我們這里”為由互相推諉。

“退回”機制是這套系統的核心。

包身工當年也是“可退回”的，包工頭把女工“租”給工廠，工廠用得不順手就退給包工頭，包工頭再扣掉伙食費、住宿費、介紹費。

兩個時代相隔九十年，勞動者的處境在“退回”二字上完成了驚人重疊。

我們可以用一組數據對比，例如正式工月薪5000元，年總成本接近10萬元；派遣工月薪3000元，年總成本僅36000元。

企業用一個人的預算，可以支配將近三個派遣工，這不是效率，這是套利。

同崗同工的情況下，派遣工的實際收入比正式工低30%到50%。

社保繳納方面，正式工按實際工資足額繳納，派遣工大多按當地最低基數繳納，甚至不交。

90年前的包工頭和今天的派遣公司，賺的都是同一個差價。

2014年出臺的《勞務派遣暫行規定》明確，勞務派遣只能用于“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崗位。輔助性崗位必須經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討論確定，但現實是大量企業把核心崗位長期“派遣化”。

有寫公司客服中心，派遣工占比高達90%，而客服崗位在該企業被歸類為“輔助性”。

“逆向派遣”進一步扭曲了制度設計，企業強迫正式工轉成派遣身份，自己注冊一家皮包公司簽合同，再把人派回原崗位。

這些員工的工作地點、崗位內容、直屬領導沒有任何變化，變化的只是工資條上的數字。

包身工制度當年也是靠“臨時”名義規避責任。

工廠和包工頭簽的是“臨時用工協議”，女工不被視為工廠的正式雇員。今天的勞務派遣合同同樣以“臨時”為名，卻可以無限續簽。

勞動法學者指出，法律沒有規定派遣合同可以續簽多少次，這使得“臨時”成了一個可以永久使用的幌子。

2025年，全國勞務派遣總人數在3200萬至3300萬之間。

這些人可能分布在電信客服、醫院護士、外賣小哥、加油站員工、互聯網大廠客服、高校行政人員等崗位上。

他們做著和正式工一樣的工作，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保障層級里。

“退回”帶來的心理創傷被嚴重低估。

有人拿到“退回通知書”時，感覺自己和快遞包裹沒區別。派遣公司通知她“已被退回，請等待重新安置”。

她在等待了兩個月后，收到了“無合適崗位，協議終止”的通知。五年職業生涯，一張紙就結束了。

包身工當年同樣活在隨時可能被“退回”的恐懼里。

包工頭一句話，女工就會被趕出工廠，連當月的伙食費都要倒扣。今天的“退回”機制在形式上更加制度化，但本質上沒有任何改變，勞動者始終處于隨時可以被處置的客體地位。

整治已經開始，但漏洞還在，派遣公司可以輕易轉型為“業務外包”公司。

外包和派遣在法律上的界限非常模糊，外包模式下，用工單位同樣不直接雇傭勞動者，而且連“三性”限制都沒有。

90年前，包身工制度被揭露后，輿論嘩然，但工廠和包工頭很快發明了新的剝削形式，“養成工”“學徒工”，換了個名字繼續運轉。

今天勞務派遣如果被嚴格限制，企業同樣會找到新的規避方式。名字可以換，命換不換，才是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