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今年56歲，她在外面有了情人。昨天，她在情人家中突發心臟病，被送進醫院。我是下午三點多接到醫院電話的，電話里醫生急火火催著去簽病危通知書，說人在搶救室，情況特別不好，我手里的茶杯“哐當”一聲。

我手里的茶杯“哐當”一聲碎在地上，茶水濺了一褲腿，燙得我一哆嗦才回過神。

電話那頭醫生還在喊：“喂？喂？家屬在嗎？患者情況危重，隨時有生命危險，請盡快來市第一人民醫院！”

我張了張嘴，想說“她是我老婆”，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

老婆。這個詞現在叫起來，跟吞了碎玻璃似的。

她今年五十六，頭發燙了小卷，平時愛穿那件棗紅色的外套。退休這一年多，她學會了發抖音，學會了用美顏相機，出門前要在鏡子前轉兩圈。我那時還笑她：“都當奶奶的人了，臭美啥？”

她不答話，只是白我一眼，嘴角卻有笑。

現在想來，那笑也許不是為了我。

我沒打車。騎著電動車，十五分鐘的路騎了半小時，闖了兩個紅燈。到急診大樓的時候，不知道是跑得太急還是別的什么原因，腿軟得幾乎站不住。

搶救室的紅燈亮著。

門口站著一個男人，五十來歲，穿深灰色夾克，頭發梳得整整齊齊，但此刻全亂了，像被手反復揪過。他見到我，明顯慌了，嘴唇哆嗦了好幾回才擠出一句：“哥……您來了。”

我沒看他，問護士臺：“陳秀蘭的家屬。”

護士遞過來一沓紙：“你是她丈夫？簽字，病危通知書，還有這幾張，手術同意書。”

我的手在發抖，簽得歪歪扭扭。

那個男人跟在我身后，一直試圖說什么。簽完字，我終于轉過身看他。他眼圈紅著，手里還捏著一個保溫杯——那保溫杯我認識，家里的，去年單位發的，上面印著“先進工作者”五個字。

保溫杯是她的。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

“你們……在一起多久了？”我問。

他垂下眼睛，聲音發顫：“快一年了。哥，我對不起您，可今天真不是……”

“她下午說胸口悶，我讓她歇會兒，她說沒事，喝口熱水就好。我去倒水，回頭就看她倒沙發上了……”他說著說著，聲音就啞了，“打120之前我給她掐人中，喊她名字，她……她最后說的是……”

他頓了頓，抬起眼看我，眼圈紅得像要滴血。

“她說，‘別打給他’。”

那個“他”，大概就是我了吧。

搶救室的燈變成了綠色。

門推開的時候，主刀醫生摘下口罩，看了我和那個男人一眼，問：“誰是陳秀蘭的丈夫？”

“我。”我說。

醫生微微點頭：“手術做了，暫時脫離生命危險。但是冠狀動脈三支病變，堵塞很嚴重，今天這一關是過了，后續需要搭橋。她身體底子也不好，血糖高，還有高血壓。先轉ICU觀察兩天，你們家屬做好準備。”

“脫離危險”四個字砸進耳朵里，我聽見自己長長地、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像是把這輩子最大的力氣都用盡了。

那個男人站在我身后兩步遠的地方，肩膀一松，整個人靠著墻慢慢蹲了下去，把臉埋在膝蓋里，肩膀一聳一聳的。

ICU不讓進。

我和他就并排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中間隔了一個位置。走廊里白熾燈亮得刺眼，空氣里有消毒水的味道，還有從病房里飄出來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屬于老人的氣息。

沉默了很久。我突然問他：“你叫什么名字？”

“王建國。”

我點點頭。五十六歲的陳秀蘭，和一個叫王建國的男人。

“她知道你有家嗎？”我問。

“知道。”他說，聲音悶悶的，“我沒瞞她。我們……也不是圖什么，就是……能說到一塊兒去。”

“說到一塊兒去。”

我反復嚼著這四個字，覺得喉嚨里有東西哽住了。我跟陳秀蘭結婚三十二年，最近這些年，兩個人坐在客廳看電視，一整晚說的話不超過十句。她說她的廣場舞姐妹，我嗯一聲。我說我單位的破事，她刷著手機。什么時候開始變成這樣的，我也說不上來。

倒是她做的飯我吃了三十二年，她洗的衣服我穿了三十二年。我以為這就夠了。

一個護工出來，問：“病人家屬，患者想拿手機，手機在哪？”

王建國下意識地從他兜里摸出一個手機，正是陳秀蘭的，外殼是淺紫色的，背面貼著一張貼紙，寫著“平安喜樂”。他遞出去一半，又僵住了，轉頭看我。

我看了那手機一眼，伸手接過來，交給護工。

護工進去了。

王建國低下頭，兩只手搭在膝蓋上，指甲縫里還有沒洗凈的、像是面粉之類的東西。他大概在給她做飯。他大概會給她做飯。

三十二年了，我沒怎么進過廚房。

走廊那頭傳來腳步聲，是我兒子，從外地趕回來了。他跑得滿頭大汗，看見我第一句話是：“爸，媽怎么樣了？”

“沒事了。”我說。

兒子松了口氣，緊跟著又皺起眉：“我聽說……搶救的時候，媽是在別人家？”

他不知道從哪打聽的。現在這個年代，消息傳得比什么都快。

我沒說話。王建國站起來，想走。兒子看見他，目光一下子就變了，幾步走過去揪住他領子：“就你是吧？”

“強子。”我叫住兒子。

他回頭看我，眼睛紅了。

“先去看你媽。”我說。

ICU隔著玻璃窗，只能遠遠看見陳秀蘭躺在那里，身上插滿了管子，臉白得像紙。她的頭發散了，露出花白的發根，原來那些烏黑的卷全是染的。她閉著眼睛，嘴唇干裂起皮，整個人看上去又瘦又小，不像一個五十六歲的女人，倒像一個脆弱的、生著病的老太太。

我忽然想起來，她的棗紅色外套呢？是脫在那個男人家里了吧。

兒子趴在玻璃上，眼淚無聲地淌。

我站在他身后，手插在褲兜里，摸到一張皺巴巴的紙——是剛才護士讓我簽字時墊在下面的，不知怎么被我揣進來了。展開一看，是病危通知書，上面寫著“患者目前病情危重，隨時可能出現生命危險”。

我把那張紙疊了疊，放回了口袋。

凌晨兩點，ICU的門開了，一個年輕醫生探出頭來說：“家屬可以進去一個人，五分鐘。”

王建國站在走廊另一頭，往這邊看了一眼。

我拍了拍兒子的肩膀：“你去吧。你媽想見的是你。”

兒子抹了把臉，擦干凈眼淚，進去了。

走廊里只剩下我和王建國。靜了很久，我說：“等她出了院，我跟她離。”

王建國抬起頭，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

“不是因為你。”我說，“是因為三十二年了，我沒讓她嘗過‘說到一塊兒去’是什么滋味。”

我站起來，腿有點麻，扶著椅子靠背站了一會兒，慢慢往電梯那邊走。

走到拐角的時候，我停了一下，沒回頭，只丟下一句：“你那保溫杯，是我單位發的。”

身后沒有聲音。

我走進電梯，門關上了。

手機亮了，是兒子發來的消息：“爸，媽醒了。她一直問你在不在。”

我盯著這條消息看了很久。

電梯到了底層，門開了，外面是凌晨的醫院大廳，空蕩蕩的，只有自動販賣機幽幽地亮著光。

我沒走出去。

門又關上了，我按了ICU的樓層。

電梯重新往上升的時候，我想起一件事。那件棗紅色的外套，是我陪她在商場買的，她試了三次，問了我三回“好看嗎”，我第三回才從手機屏幕上抬起頭來，敷衍地說了句“好看”。

她當時就笑了，高高興興地去付了錢。

她穿著那件外套出門的時候，我其實在心里想過：還行，挺好看的。

但我沒說出口。

三十二年，太多該說的話，都咽下去了。

咽到最后，她去找了一個能說到一塊兒去的人。而我在一張病危通知書上，才學會把嘴張開。

電梯到了。我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