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馬哲的誕生」：蘇聯前期哲學史簡介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New Leftists）

編者按

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恐怕是當前最常見的一種哲學——畢竟不論是公共教育系統中的學生、還是考研考公的成年人，皆不得不面對這一套僵化的哲學理論。以至于我們時常忘了去探問：這樣一種與亞里士多德、黑格爾與�？露枷嗳ド踹h的思想體系由何而來？

基本的思想史方法告訴我們：「教科書馬哲」總歸不是張一兵教授自己創立的哲學大全，它可以追溯到蘇聯的前期哲學史，即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殞命的蘇聯哲學史——這是一段雖然充斥著教條主義，但也不乏爭鳴、辯論，甚至激烈斗爭的歷史。而最終以《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代表》的斯大林教條，可以說是這一段思想斗爭史交出的答卷。

本次刊登的文章來自于知乎作者45ddth，原名為《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簡介》。這是一篇內容豐富的文獻綜述，而文章之中作者也有著鮮明的問題意識：蘇聯的哲學史，特別是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哲學史，是一系列被埋沒的思想資源。而這些在斯大林之后走向開放與多元的思想園地，蘇聯解體之后自然被保守化的學界撂荒。自九十年代到兩千年來，一系列中國學者嘗試過拯救這些遺產，而作者這篇文章可以說延續和保存這一段哲學史的記憶。

但不得不坦誠的講，斯大林以前的蘇聯哲學（特別是三零年代到五零年代的蘇聯哲學）的確對世界造成了客觀上更為巨大的影響——或許在編者看來，影響負面居多，因為其在馬克思主義的上升期，以教條的身份壓抑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可能性。主張實踐辯證法的盧卡奇被迫在這種思想面前低頭；戰后的法國哲學家如阿爾都塞也與這一正統辯論；更為重要的是，它在今天依然是公立教育之中的一個環節，承擔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功能——而根據馬爾庫塞的觀點，這種哲學極大的削弱了馬克思思想本身的批判性與激進性。

因此，編者認為：相比較于斯大林之后的蘇聯哲學史，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的蘇聯哲學更值得我們去研究與關注，且考慮到篇幅問題，公眾號也只刊登了文章的這一部分。各位如果感興趣、或與作者有著相同的問題意識，相關內容可以在知乎上搜索文章《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簡介》，即可看到后半部分內容。

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簡介（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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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中文互聯網上存在著大量的對蘇聯哲學的評論，但大多數評論者對蘇聯哲學的認知卻來自于國內的通行教科書（以高中教科書和大學馬原理為主）。這種情況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我國已經吃透了蘇聯哲學，并在高中和大學的通用教科書中添加了大量來自蘇聯哲學的內容。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對蘇聯哲學的研究，在我國全部哲學研究工作中卻是最薄弱的一環”（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第533頁）。

大多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理論書籍只是翻譯了過來，對這些作品的評論和解讀卻寥寥無幾，甚至社會上基本無人知曉這些書籍的存在（例如，五卷本《辯證法史》和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五卷本《唯物主義辯證法》），教科書的編輯者壓根不會采用這種即便在學術界也近乎無人問津的材料（少數的例外是李景源等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該書部分參考了兩卷本《哲學導論》的清樣稿）。

我國教科書的基礎框架實際上來源于蘇聯三四十年代的主流教科書，而“蘇聯時期的哲學主要是以教科書這種方式來體現和傳播的，人們學習哲學，學的就是哲學教科書中寫進去的東西，哲學教科書寫的好壞，水平高低，直接決定了人們哲學水平的高低”（賈澤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哲學》第25頁）。

但蘇聯哲學的原創期卻在五十年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才涌現出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哲學教科書（在這之前，水平較高的往往是學術著作。例如，凱德洛夫[1]的《論辯證法的敘述方法》和伊利因科夫的《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這批哲學教科書中的佼佼者是弗洛羅夫主編的兩卷本《哲學導論》和奧伊則爾曼主編的計劃出四卷的《反映論》。可以說，“《哲學導論》是蘇聯所有所有哲學教科書中水平最高的一部，而《反映論》則是所有有關反映論作品中最有深度的一部......這兩部書成為了蘇聯哲學終結的標志和墓碑”（賈澤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哲學》第24頁）。

構成我國目前教科書的主要理論源泉之一的三四十年代的蘇聯哲學的教科書基本無法“超出斯大林劃定的框框”（賈澤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哲學》第25頁）。也就是說，我們教科書所采用的來自蘇聯哲學的內容大多是蘇聯哲學家在特定時期對斯大林的哲學思想的復述。敦尼克主編的《哲學史》第六卷也給我們提供了對當時情況的描繪：“在30-40年代，蘇聯許多哲學家不是致力于研究生活本身和科學發展所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迫切的新問題，而常常是去解釋已經眾所周知的原理，評論和頌揚斯大林的演說......斯大林的通俗著作《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被錯誤地說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典范。這一著作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理，但包含著嚴重的缺點，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貧乏化、粗俗化，把它變成了公式”（敦尼克等《哲學史》第六卷 上冊 第166—167頁）。

目前看來，《哲學史》編寫者對斯大林的評論存在著一些偏激，因為斯大林本人的哲學敘述的通俗性和流暢性在當時的蘇聯是具有一定意義的（參見李尚德《評論與爭議：斯大林哲學體系研究》），“當時干部隊伍文化理論水平普遍不高，有具體材料證明，州委、市委書記這一級干部受過高等教育的只有百分之十幾，其理論水平可想而知......斯大林反復講采取突出理論的闡述，少講具體的人和事的編寫方針，是為了用這本教程對干部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張捷《斯大林與文學》第37頁）。但斯大林本人的確使這段時期的蘇聯哲學的大部分教科書成為了一個只會復述斯大林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框架的被動角色。

斯大林離世后，赫魯曉夫于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發布秘密報告，蘇聯哲學也因此迎來解凍期�！霸诮鈨鰰r期涌現并受到蘇共二十大鼓舞而成長起來的六十年代人，他們成了八十年代以前蘇聯哲學界的中堅和主力，他們拓寬了哲學研究問題的范圍，抓住了當代最前沿的一些哲學問題......在離現實政治比較遠的一些領域中取得了頗為像樣的成績”（燕宏遠主編《當代哲學主流研究》第49-50頁）。單純的文字描述也許還不能體現出蘇聯哲學家在解凍期的創作熱情，“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僅從1956年到1960年，蘇聯就出版了千種以上的哲學書籍和小冊子，這幾乎等于前40年的總和”（葉夫格拉弗夫主編《蘇聯哲學史》第143頁）。

在蘇聯哲學的解凍期，被稱為“老三架馬車”的伊里因科夫（Э. В. Ильенков）、巴·瓦·科普寧（П.В.Копнин，1922—1971）[2]和鮑·米·凱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1903—1985）領導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蘇聯新哲學運動，他們作為認識論派的代表（伊里因科夫是最徹底的認識論主義者），與更傾向官方哲學的本體論派展開了論爭�！霸谔K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中，認識論范式長期占主流地位，凱德洛夫、科普寧、伊里因科夫和其他著名哲學家證明，研究作為自在的獨立于人的意識的外在世界的只是具體科學，馬克思主義不研究那樣的存在，不是本體論的問題，而只研究認識、邏輯、方法論的理論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換言之，他們否認本體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部門的存在。蘇聯哲學在 20 世紀 60—80 年代出現的非正統思潮和學派，是一場先導性的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這是一種具有啟蒙性質的哲學運動。它的座右銘可以表述如下：人可以也應該靠自己的頭腦生活。這是一場精神運動，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立場，為了它必須進行斗爭，甚至付出一定的代價。”（萬長松《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6頁）

根據萬長松的劃分，蘇聯新哲學運動的大致流派如下：（1）“批判的馬克思主義”（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和杰出領導者是伊里因科夫，主要成員有列克托爾斯基、巴吉舍夫（Г. C. Батищев,1932—1990）、達維多夫（В. В. Давыдов）、科索拉波夫、布茲加林、卡西姆扎諾夫（А. X. Касымжанов）等。該學派在地理分布上是最廣的，除了首都圈以外，學術影響遍及阿拉木圖、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其理論“硬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和創新性問題。學術興趣主要集中于辯證邏輯、人與社會活動的思想、意識和理念等問題。后來，在社會活動的研究進路上又出現了類似于“伊里因科夫小組”的學術分支，主要有哲學人學、倫理學和歷史唯物論，代表人物是弗羅洛夫、布耶娃（Л. П. Буева）、梅茹耶夫[3]、普里馬克（Е. Г. Плимак）、托爾斯德赫（В. И. Толстых）、德羅布尼茨基（О. Г. Дробницкий）、達維多維奇（В. Е. Давидович）等。在蘇聯的新哲學運動中，“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學派是人數最多、影響最廣、成果最為豐富的派別。

（2）方法論或方法論主義（Методологизм）。季諾維也夫和謝德羅維茨基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他們也是著名的“莫斯科方法論小組”的發起人。該學派的主要成員有列斐伏爾（В. А. Лефевр）、羅津、斯米爾諾夫、格尼薩列茨基（О. И. Генисаретский）、果爾斯基（Д. П. Горский）、布勞貝格（И. В. Блауберг）、薩多夫斯基（В. Н. Садовский）、埃里克·尤金（Э. Г. Юдин）等。方法論是這一學派優先研究的內容，學術興趣從形式邏輯、數理邏輯到系統方法。事實上，無論是邏輯方法、系統方法還是謝德羅維茨基的思維算法都是相當深奧的東西。 這一學派能夠得到關注和發展一方面是由于像季諾維也夫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對社會現實的激烈批判；另一方面是由于有謝德羅維茨基這樣不問世事、一心向學的苦行僧。

（3）認識論（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或自然科學哲學。這一學派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新西伯利亞、基輔和明斯克五個地區，研究主題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和科學方法論。學派帶頭人是科普寧、斯焦賓[4]、施托夫（В. A. Штофф,1915—1984）、羅佐夫和蘇霍金（А. К. Сухотин），成員有斯維德爾斯基（В. Л.Свидерский）、阿克秋林、阿爾什諾夫、巴熱諾夫、卡丘金斯基（В. В. Казютинский）、卡爾賓斯卡婭（Р. С. Карпинская）、馬姆丘爾、奧美里揚諾夫斯基、薩奇科夫（Ю. В. Сачков,1926—）、丘赫金（В. С. Тюхтин）、烏爾蘇爾（А. Д. Урсул）等。他們主要研究科學的世界圖景、理論結構、形式（數理）系統、實際和思想實驗互動背景下理論知識的起源等問題。這是蘇聯新哲學運動中又一個強大的思想流派，這一流派奠定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俄羅斯科學哲學的基礎。

（4）本體論或本體論主義（Онтологизм）。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不同，這一方向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問題：辯證唯物主義及其范疇的系統化，唯物論、反映論和辯證法問題。其主要成員有魯特凱維奇、薩加托夫斯基（В. Н. Сагатовский）、奧爾洛夫（В. В. Орлов）[5]、舍普圖林（А. П. Шептулин）、圖加利諾夫（В. П. Тугаринов）等。這些“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忙于建立使哲學范疇系統化和等級化的各種理論模型，由于這一方向和官方哲學的要求最為接近，所以在 20 世紀 60—70 年代一度呈現出強勢姿態。

（5）哲學史或世界哲學。這一學派由一些專業性很強的人員組成，主要有奧伊則爾曼[6]、納爾斯基（И. С. Нарский）、索科洛夫（В. В. Соколов）、蓋堅科、佐托夫（А. Ф. Зотов）、索洛維約夫（Э. Ю. Соловьев）、尤里娜（Н. С. Юлина）、列伊賓（В. М. Лейбин）、米哈伊洛夫（А. А. Михайлов）等。這一流派的繼承者們在 20 世紀 90 年代創立了俄羅斯的現象學、存在主義、批判理論、分析哲學和后現代主義哲學。值得一提的是，馬馬爾達什維里的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開創了非馬克思主義的先河，他成為一批具有西方哲學素養的年輕哲學家，如波多羅加（В. А. Подорога）、李克林（М. К. Рыклин）、謝諾科索夫（Ю. П. Сенокосов）和彼比辛（В. В. Бибихин） 等的精神領袖。

（6）文化學（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或文化主義。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洛謝夫（А. Ф. Лосев,1893—1988）、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1895—1975）、比布列爾和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1922—1993）等，他們致力于哲學、美學、語言學、文學、符號學、文化史學的跨學科交叉性研究。因此，文化學表現為一種研究社會歷史、政治生活、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宗教信仰等領域各種文化現象的互動的元學科。這些文化學的發起者都是文化巨擘，圍繞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會形成新的研究小組和學派。（萬長松《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29-31頁）

隨著蘇聯的解體，“對哲學的懷疑態度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出于慣性）許多人把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畫了等號）此外，那些受過哲學教育的人，在當時正在為生存而努力......許多哲學家從政或下海，堅持搞哲學的人不要說研究經費，連生活都成了問題......以往人們所熟悉的米丁、康斯坦丁諾夫、費多謝也夫等官方欽定的哲學權威迅速退出舞臺，甚至為人們所不齒”（安啟年《俄羅斯向何處去：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哲學》第12-17頁）。官方哲學退出了俄羅斯，但蘇聯時期的非官方馬克思學派卻依舊延續了下來。

在后蘇聯時代，最出名的馬克思主義流派是以布茲加林為代表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后蘇聯學派”，“這一學派目前有 20 多位著名學者，如巴加圖利亞（Г. А. Багатурия）、布拉夫卡（Л. А. Булавка）、科爾加諾夫、Л. К. 納烏門科（Л. К. Науменко）、斯拉文（Б. Ф. Славин）、斯莫林（О. Н. Смолин）和潘京（И. К. Пантин）等，他們大都工作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立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和其他科學中心。該學派出版了《批判的馬克思主義》（1998 年）、《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繼續討論》（2001 年）、《社會主義-21 世紀：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后蘇聯學派的 14 篇論文》（2009 年）、《馬克思主義：21 世紀的抉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后蘇聯學派的辯論）》（2009 年）、《今天誰在創造歷史？全球主義還是俄羅斯》（2010 年）、《危機：未來的選擇》（2010 年）等幾十部著作，并在《哲學問題》《經濟哲學》《抉擇》等雜志上發表了上百篇論文”（萬長松《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41頁）。

布茲加林學派繼承了伊里因科夫的傳統（布茲加林本人是政治經濟學出身，就職于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強調“重寫21世紀資本論的獨特性，即依循并延續蘇聯時期馬克思主義學者伊里因科夫的闡釋傳統，突出從抽象上升為具體、歷史—發生的方法論在《資本論》體系中的關鍵性地位，將20世紀以來人類進入非線性（社會時間）和不均衡（社會空間）的社會狀況，把握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衰落與社會主義復興過程同步展開的社會狀況......堅持運用《資本論》的邏輯結構與概念辯證，通過使商品、貨幣、資本以及生產關系等抽象范疇獲得新的、具體的規定性”（王鳳才主編《21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發展趨向》第333-334頁），布茲加林本人的代表作之一便是三卷本《全球化時代的資本論》。

可以說，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后蘇聯學派的旨要之一便是“在非線性整體性轉換的現今時代，基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范疇的傳統辯證邏輯及其硬性編碼和線型發展都必須進行方法論更新。我們嘗試新的超越馬克思和伊里因科夫的工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使那些‘普通的’科學家也能夠超過大前輩，如果創造性地掌握了他們的辯證方法），這就是制定非線性多維轉換的辯證法。這一方法論不僅意味著進步、改革和革命，還是社會時間的逆流；不僅是成熟的系統，還包括狀態的轉換；不僅是一個社會-時間過程，還是一個社會-空間結構”（萬長松《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4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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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唯物主義（一·）

二十年代初，在這個蘇聯國家連同它的學說體系剛剛誕生不久的時期，通行的教科書尚未制定，革命前的沙皇政權的教育體系內的教授尚未被驅離，作為革命的象征之一列寧尚未離世。

最能說明這個時期的蘇聯哲學的特征和任務的段落出自列寧的手筆：“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幾乎有五年了，但舊的資產階級學者還在無產階級的國立學校和大學里用舊的資產階級毒素教育（更確切地說，是腐化）青年，這是一種恥辱，要是我們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家不把自己的精力浪費在大家聽厭了的報刊雜志的政治喧囂上，而坐下來寫幾本有關各種社會問題的參考書或教科書，那我們就不會蒙受這樣的恥辱了”（《列寧全集》第33卷 第214-215頁）。

但是，與列寧的哲學思想產生對立的并不只有那些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學者的教授，布爾什維克內部的極度落后的理論水平同樣是列寧所遭受的阻力之一。“庸俗唯物主義的信徒，在布爾什維克中為數甚眾，以致革命后初年，這種類型的唯物主義，像1860-1880年俄國虛無主義一樣，成為了占據統治地位的哲學，并被算是真正的革命哲學。這些唯物主義者主張：一切高級現象，都可以用低級現象來解釋，有機體可歸為化學的，化學的可歸為物理的，而后者可最后歸為機械過程。如此，世界萬物，包括意識現象和社會秩序在內，都可以用純粹機械論的名詞加以解釋。在這里，應該提到一個這些流派，所謂恩其門主義（Enehmenism）這一流派。據斯托路亞羅夫說，有一時期在學生、特別是青年布爾什維克中廣為流行。這流派的創始人恩其門，宣揚一種粗俗唯物主義，相信只有接觸的東西，才是真實的。他雖然承認自己接受精神的印象，但不承認這些印象發生于他人之中......恩其門主義，曾受布哈林在文集《攻擊》（Ataka）中予以猛烈攻擊。約在1925年，粗俗唯物主義的地位為機械論學派所代替”（威爾特《辯證唯物主義：蘇聯哲學之歷史的和系統的概觀》第153頁）。

盡管列寧積極參與了二十年代蘇聯哲學領域的論爭，但直到他離世前，這場論爭依舊沒有結束，列寧甚至來不及總結自己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系統的看法。隨著列寧的離世，列寧本人的哲學乃至于列寧主義本身，成為了哲學爭論的新的主題，因為"列寧主義在哲學中的地位問題......已突破純學術的學院問題范圍而成為極其現實的問題。列寧的理論遺產從來都是尖銳的、具有原則性的哲學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對象"（科洛斯科夫《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綱要（三十年代）》第14頁）。

在列寧離世后的二十年代中期，機械論主義者一度聲勢大振，在斯克沃爾佐夫-斯捷潘諾夫（Скворцов-Степaнов）的受到廣泛支持的一篇為戈特爾《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序言中，機械論者直白地表露了自己的想法：“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直接了當地說，他贊成這個所謂的機械論的自然觀，贊成機械主義對自然界的理解”（孫慕天《跋涉的理性》第74頁）。 季米里亞捷夫國立自然科學研究院作出決議，一致支持斯捷潘諾夫的觀點，該行為引來了作為辯證論派的代表之一的德波林（А. М. Деборин）[7]及其學生的介入。

辯證論者和機械論者的一個主要分歧是“還原問題”，即“主張把高級的復雜的運動形式歸結為低級的簡單的運動形式”，機械論者大多認為“辯證法是一般的法則，機械論方法—從分子、原子水平上進行的物理和化學分析的方法—正是現代自然科學行之有效的具體研究方法，所以斯捷潘諾夫說：應該可以進一步說，現在科學發現了新的地平線—允許化學和生物學歸結為分子—原子—電子的力學�！绷硪粋�主要分歧是科學與作為哲學的辯證法的關系，機械論者力圖“維護自然科學實證的研究，肯定每個特定的運動形式，每個特殊的自然現象都有適合自己的具體研究方法，他們從來沒有把力學看作是唯一的普遍的原則到處套用”。而德波林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推崇“黑格爾的自然哲學，認為用辯證法對自然科學的綜合和分類是自然哲學最本質的東西，實際上是把辯證法本體論化，不懂得辯證法是認識論，是認識的方法，相反卻是從原則出發，用思辨和邏輯推論去代替具體的科學研究�，F代研究者杰洛卡羅夫（К. Х. Делокаров）正確地指出，德波林派在已有的黑格爾辯證哲學原理之內來探索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對于這個派別來說，黑格爾哲學中已經預先給出來現實世界一切基本關系。而研究實際的事物至多只能提供對于先驗性斷語的補充驗證。德波林確實是這樣做的，他曾斷言，間斷和連續的辯證法預見了波粒二象性這個最新物理學的結果”（孫慕天《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第78-80頁）。

這場辯證論者和機械論者的戰爭中，恩格斯的著作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機械論者的主張可從恩格斯作品的部分段落中引出，但于1925年出版的《自然辯證法》卻成為了辯證論者的武器，隨后于1929年出版的列寧《哲學筆記》更強力地支持了辯證論者和晚期列寧自身的觀點：“需要一種唯物主義的黑格爾辯證法”（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三卷 第61頁）。

這場哲學戰爭最終以德波林及其所代表的辯證論派的勝利為結局。但沒過幾年，來到三十年代初，紅色教授學院的一批教授，即馬·鮑·米�。ě�.Б.М.итин，1901—1987）[8]、布·弗·尤金（П.Ф.Юдин，1899—1968）[9]之流（他們是未來的官方哲學的代表，以順應局勢為優先，常常改變自己哲學的論點和方向，為蘇聯某一時期的政策提供論據），得到了來自斯大林的支持[10]。紅色教授學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指責機械論者為修正主義，為右傾異端提供了理論基礎；指責辯證論者為唯心主義的修正主義（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三卷 第67頁）。

1931年1月25日，聯共中央對德波林及其學派作出了審判，并改組了德波林學派的期刊的編輯團隊，使德波林學派失去了對學術機構的掌握。這項決議帶了的糟糕的后果，"對德波林的批判開了用行政手段處理學術問題的先例......在三四十年代直至六七十年代都時有發生"（安啟年《蘇聯哲學70年》第49頁）。而且決議中充滿了抽象的否定，輕易地使用孟什維克修正主義、普列漢諾夫修正主義、唯心論等詞匯，把某一理論歸結為某一社會團體或某一左或右的傾向的理論基礎（盡管我們有理由說，德波林學派對機械論者干了同樣的事）。這類激烈的語言早在蘇聯哲學剛剛誕生的二十年代就已得到廣泛運用，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干預的影響下，這類語言最終成為了哲學領域的政治內斗的專用語言。

哲學領域的政治內斗不僅制約了蘇聯哲學的發展，也重塑了蘇聯哲學家的人格，“哲學看風使舵的性質增強了。生活中隨時都會涌現一些新的現象和新的變化，它們要求哲學給予公正的說明。然而，對這些變化人們卻常常是按照上邊的解釋加以闡述的。一種先宣布后解釋的機制開始起作用。上邊的權威人士先講原則性的意見，學者們立刻開始從學術上加以解釋。學術問題就這樣提出來了，于是我們就開始為之作注釋，進行解釋，并為此而搜尋相應的事實，這樣就使許多原則性的看法變得并不完全脫離現實生活了。但是，這些問題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在現實生活中應有的辯證法和復雜性，而成了被迫適應原則性意見的一種形式。我看，不少所謂的哲學新作往往就是這么出籠的”（謝苗諾夫等《哲學與生活會議發言稿》載于《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俄羅斯學者卷》）。

將某一理論家的論述簡化為特定的在政治上有負面意義的主義的風氣對蘇聯的理論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鼓勵人們在書中尋章摘句，不去具體考察特定對象的特定段落的意義。假若一本書被批判為帶有“黑格爾主義”的書籍，那么大篇幅引用這本書來論證某一正面的觀點，就會產生難以預料的政治后果。不僅德波林學派成為了此類行徑的受害者，黑格爾同樣被批判為“貴族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唯物主義的反動。不僅如此，在上述時期，對黑格爾哲學感興趣甚至成為一種犯罪行為”（《現代外國哲學》第八卷 第39頁）。

隨著機械論者和辯證論者的迅速的衰弱，蘇聯哲學在三十年代中期迎來了斯大林主導下的成熟期，米丁和尤金所在的紅色教授學院以及其他學術機構編纂了一系列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科書。即便在斯大林逝世后，“由康斯坦丁諾夫院士主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繼續保持著20世紀30年代中期共產主義學院哲學所集體編纂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只是在某些方面更豐富了一些”（李尚德《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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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唯物主義（二）

這一節主要討論斯大林本人的成熟時期的辯證唯物主義體系以及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哲學家的相關觀點。筆者應當提前聲明的是，在今天看來，無論斯大林在理論層面所犯的一部分錯誤多么荒謬，都無法改變斯大林本人是一個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社會主義的特定流派的帶有民族色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事實，“ 無論如何，斯大林的目標不僅源于他內心的驅動和實際的考量，也源于他的世界觀。在成年后的整個生活中，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斯大林的指導思想，但并非思想中唯一的組成部分。其格魯吉亞血統、文化修養和教會的培訓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尤其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俄羅斯民族傳統在他的頭腦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斯大林并不是一個學者，因此，他意識形態方面的很多創新都源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粗糙地、半信半疑的發展。有時候，這些創新與其說是出于理智和真誠，不如說是出于政治上的自利。但是，我們絲毫不能懷疑斯大林沉迷于信念時的真誠。我們應該看到，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將民族主義的情緒滲透到蘇維埃國家的意識形態中”（羅伯特.謝偉思《斯大林傳》第8頁）。將斯大林視作純粹的野心家或可憐的精神病患者、受欺騙的官僚傀儡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更確切地說，斯大林是一個高度復雜的人，肖洛霍夫在蘇共二十大后講述了自己與斯大林的一次會面，“他突然問斯大林：為什么允許如此沒完沒了地頌揚自己？斯大林并無惡意地瞇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帶著狡黠的微笑說：有什么辦法呢？——人們需要神。就讓斯大林當這個神吧。肖洛霍夫覺得斯大林本人也只是忍受著這個崇拜，并相信這一點，而且一直這樣認為。肖洛霍夫又說，他不喜歡崇拜這個詞，最好說信仰；而信仰是崇高的、高尚的，崇高的精神財富也可升格為崇拜的對象。他認為崇高的精神財富是由具體的個人培育和體現的，根據這一點，他就不一般地反對個人崇拜......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在最上面總會出現領袖，出現最高統帥，出現敢于作出最后決定的人。而事業完全是新的，沒有任何經驗，這個人不可避免地會有局限性，既然如此，那就會變得毫無理智地冷酷無情，恐怕斯大林還不是可能出現的最壞的典型”（張捷《斯大林與文學》第346頁）。

在目前的不少蘇聯哲學史論中，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的蘇聯哲學的內容往往被簡化為對斯大林于1938年發表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作為第四章第二節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的討論。這導致了不少研究者忽視了蘇聯三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中期的哲學教科書的制定及其對斯大林的影響。米丁和拉祖莫夫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上下卷分別于1932年和1934年出版，這部書是劃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作品，“在米丁以前，很多人都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個整體，包含有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唯物主義的解釋，但對怎樣處理兩者的關系，眾說紛紜。恩格斯把它們統一于唯物辯證法，列寧強調它們都是唯物主義......但是明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個部分，把它們并列稱呼用以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且把原本被人們分別論述的許多原理基本結合為一個體系，是米丁這部著作的首創，他曾經對別人說：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種分法被人接受，流傳下來了”（安啟念《新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第136頁）。

在澄清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劃分的首創后，我們就可以安心地討論斯大林的哲學理論和歷史貢獻。斯大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接受了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終結》的論述順序，不同于《反杜林論》的唯物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的論述順序，也不同于列寧的哲學唯物主義——辯證法——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論述順序。斯大林的論述順序是辯證法——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斑@樣，遵循黑格爾哲學在前，費爾巴哈哲學在后的時間順序，很自然地會出現先講辯證法，后講唯物主義的邏輯順序，這樣的順序，正好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來源先后一致，斯大林把自己哲學體系的邏輯順序依托在這個基礎上，應該說有一定道理”（李尚德《評論與爭議：斯大林哲學體系研究》第69頁）。

我們可以輕松地將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容的具體論述總結為以下幾個公式：“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特征......（1）把自然界看做使有聯系的統一的整體，其中各個對象或現象有機地聯系著，互相依賴著，互相制約著；（2）把自然界看做處于不斷運動和變化、不斷更新和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有某種東西在產生、在發展，有某種東西在破壞、在衰退；（3）把發展過程看做從不顯著的潛在的量的變化到顯露的變化，到根本的變化，到質的變化的發展；（4）辯證法的出發點是：自然界的對象、自然界的現象含有內在的矛盾，因為它們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頹的東西和發展著東西，而這種對立面的斗爭，就是發展過程的內在內容，就是量變轉化為質變的內在內容...... 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征......（1）世界按其本質來說是物質的，各種現象只是運動著的物質的不同形態；（2）外部世界的客觀實在性是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物質是第一性的，是認識的來源，意識是第二性的，是物質的反映；（3）世界是可知的，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的事物，只有現在尚未認識的事物”（劉彥章等《斯大林年譜》第504-505頁）。

斯大林的這部作品的邏輯和內容并不復雜，這部作品的新穎之處在于斯大林的敘述邏輯，而不是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敘述。如果從蘇聯當時的現實情況出發，“敘述通俗簡單、淺顯易懂的公式使《簡明教程》一書實際上成為每個人都能讀的通俗教材。在30年代形成的對蘇聯人民進行教育的整個體系中，這本書占據了中心位置”（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傳》中冊）。斯大林曾經由衷地希望“如果是很少受過訓練的，就用簡明的方法；具有中等知識的要學完全書的內容；而對知識比較豐富的人，要按照書目，按照附加的章篇學習書中所講的內容以外的更多的東西......讓他們看文獻資料，以便他們學得扎實，讓他們掌握比書中提供的更多的內容。附加的章篇是為了高級小組掌握基本的問題，十分清楚的問題，并迫使他們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思考井找到向這一章過渡的相關書籍”（諸夏懷斯社版《斯大林全集附卷》第二卷 第200頁）。但事與愿違，“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后，誰也不敢寫這個題目了。哲學家也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只能進行注釋、解釋、吹捧……斯大林時代是哲學思想停滯的時代”（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傳》中冊）。

盡管我們可以說，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當時的蘇聯哲學界是具有一定突破意義的，但同時，《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束縛了蘇聯哲學界的寫作，最明顯的便是對“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忽視。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是“斯大林的通俗敘述是通過把許多問題公式化和簡單化來進行的”（葉夫格拉弗夫主編《蘇聯哲學史》第134頁），而且“相當大一部分哲學界的精力被調動到宣傳《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上去，這導致哲學作品觸及的問題范圍相應大大地縮小了”（葉夫格拉弗夫主編《蘇聯哲學史》第135頁）�？梢哉f，“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由于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消極影響，對辯證法的研究極大地削弱了，出現了把辯證法當作實例的總和來闡述和把辯證方法同唯物主義理論割裂開來的情況”（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第82頁）。

在迎接斯大林主導下的成熟期的同時，蘇聯哲學界也遭受了來自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沖擊。官方哲學界的米丁等人利用自己身份排除哲學界的異己，沙巴爾金這位紅色教授學院的成員便是受害者之一，“我全部災難的具體和直接的罪魁禍首是現任院士：米丁、尤金、康斯坦丁諾夫[11]和別列斯特涅夫教授。我無辜地被這些人誣告......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我在紅色教授學院求學，和尤金與康斯坦丁諾夫在同一個小組......我曾對學院黨支部委員會工作的缺點提出了尖銳批評......批評曾涉及到它們幾個人在哲學大辯論中的不正確立場。米丁等人竭力把這場哲學大辯論引導到對黑格爾、康德、普列漢諾夫和其他思想家的言論和引文進行狹隘的經院哲學的力量爭論的軌道上去......其他許多成員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尤金等人利用這些，將所有批評他們的人宣布為沙巴爾金集團......一九三六年初......在這之后不久，大逮捕開始了......我也被捕了，我是作為從未存在過的沙巴爾金集團的頭頭被捕的。季米特里耶夫等教授和一些剛從紅色教授學院哲學系畢業的青年哲學家也都被捕了.......別列斯特涅夫和康斯坦丁諾夫這兩位雜志文章的作者大打出手，對我們進行非常惡毒的污蔑。這些像瘋狗一樣的誹謗者置客觀事實和旁證于不顧，給我們捏造了駭人聽聞的罪名，并給這些污蔑不實之詞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套上了哲學的術語......沙巴爾金集團是一個同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維克唯心論者和機械論者結合在一起的反革命匪幫......醞釀著一種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的觀點，而唯意志論跟恐怖主義是親兄弟”（《沙巴爾金的一封信》載于《政治日記》第17-19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改變了蘇聯哲學界的方向，“這一時期，蘇聯的哲學研究工作以及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為戰爭服務的一些迫切問題上：蘇維埃愛國主義問題、道德和政治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問題等等。蘇聯哲學界們還積極參與了黨所領導的對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的及其力量基礎尼采哲學、新馬爾薩斯主義、地緣政治學等的揭露和批判......突出俄羅斯民族的成就。在衛國戰爭中，蘇聯哲學界加強了對俄羅斯哲學史，特別是對它的唯物主義傳統的研究。在戰爭期間，莫斯科大學建立了蘇聯第一個俄羅斯哲學史教研室。該教研室開始講授羅蒙諾索夫、拉吉舍夫、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夫波夫等人的哲學思想，出版了一批俄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安啟年《蘇聯哲學70年》第92-93頁）。戰時蘇聯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結并不能單純歸結為蘇聯官方的刻意塑造，“在戰爭爆發后的最初幾周，人們還有一種信念，認為參加反蘇戰爭的是一些被法西斯意識形態蒙騙的德國工人和農民，據親歷者證實，這就使得消滅敵人變成了一個并不輕松的心理任務。實際上這種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口號的信念很快就煙消云散了，同志和親人的死去使人們纏上了復仇的愿望，法西斯分子在被占領領土上大肆處決平民的情景，使法西斯主義被視為一種敵對的、仇視人類的意識形態......愛倫堡的隨筆《殺死德國人》......我們要殺人。如果你不在一天之內殺死哪怕一個德國人，你的一天就白過了......德國人就會殺死你。他會帶走你的家人，讓它們在可惡的德國受難......沒有什么東西比德國人的尸體更讓我們感到快活了。不要數日子。殺死德國人！這是老媽媽的請求。殺死德國人！這是孩子們對你的懇求。殺死德國人！這是祖國的呼喊”（丹恩洛夫等主編《俄羅斯歷史：1900-1945》教師參考書 第342頁）。

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蘇聯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許多蘇聯哲學家受到不公正的鎮壓。1938年蘇聯取消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在高等學校（除人文科學各系）停止了哲學課。1944年《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停刊。一直到1947年《哲學問題出版之前，全國一本哲學雜志也沒有。哲學界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注釋斯大林著作上面”（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第7-8頁）。

亞歷山大洛夫（Г. Ф. Алексадров）于1945年首次總結了戰后蘇聯社會科學的總任務：“全力加強和鞏固對法西斯索取得的軍事、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勝利，同法西斯觀點的任何殘余和變種進行進行不調和的斗爭，進一步論證和豐富列寧和斯大林關于社會的科學學說”（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第6頁）。1946年《布爾什維克》雜志發表名為《現階段的蘇聯社會科學》社論，直言批評蘇聯哲學界“還沒有寫出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迫切問題和研究列寧哲學遺產的著作，沒有寫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邏輯學教科書。哲學界沒有認真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性及其復雜的過程，對資產階級社會學沒有進行全面批判，沒有對自然科學中最新成就（特別是物理學）給以總結，研究工作脫離現實生活、經濟、哲學、法學研究都側重在遙遠的過去和歷史”（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第7頁）。

可見，蘇聯哲學迫切需要一個恢復期，以恢復理論工作的正常運行，但隨之而來的冷戰卻使這種期望落空。在冷戰帶來的嚴峻的國際形勢下，“對斯大林等領導來說，根本不可能談到國內制度民主化......在戰前環境下采取的措施，首先是不搞非傳統的蘇維埃選舉，似乎已經成為生活的準則。每一個蘇聯公民都親身感受到，體制變得更加嚴厲了。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波及全國，禁止有絲毫不同意見，在宗教生活、文化和科學等所有問題上必須站在官方的立場上”。（菲利波夫《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教師參考書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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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唯物主義（三）

戰后的五十年代是蘇聯哲學再生的起點，斯大林的去世以及后續的赫魯曉夫的揭發形成了蘇聯哲學界的一個重要轉折，“蘇共二十大以后，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給蘇聯學者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巨大的震撼......蘇聯哲學界普遍認為，赫魯曉夫的報告改變了整個社會運動的方向，也改變了每個人的精神狀態，二十大在人們思想和心靈中播下的種子是不可磨滅的。也是在這種條件下，蘇聯哲學界產生了一批思想敏銳、探索精神強、關注時代發展的哲學精英—六十年代人。六十年代人指的是蘇聯哲學界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崛起的以伊里因科夫、科普寧、弗羅洛夫為代表的一個群體，他們深受二十大精神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二十大的產兒，他們為蘇聯真正哲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直到今天他們在理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依然被稱道”（李尚德《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第170頁）。六十年代人普遍堅信“蘇聯歷史發展的邏輯要求無條件地放棄斯大林時代的政治領導方式，重新找回革命理想、循序漸進地實現社會主義原則，當然，盡管贊成這些觀點的人在認識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很多人認為斯大林是列寧的直接政治繼承者”（菲利波夫《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教師參考書 第128頁）。

即便是在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這些哲學家也得到了尊重，“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甚至當斯大林還在世的時候，蘇聯哲學的處境及其組成就遠不是單一的。官方哲學的代表是一批院士，比如米丁和尤金，他們自己甚至都沒有寫過像樣的哲學著作，大部分作品都由別人代筆......但是，與此同時，在蘇聯哲學家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哲學創造。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蘇聯哲學家凱德洛夫......在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有一批在十月革命前接受教育的哲學家還健在，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蘇聯哲學之前的俄羅斯哲學傳統，如阿斯繆斯、波波夫等。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與這些老教授們發生創造性的結合，其結果是，伊里因科夫的副博士論文《論抽象與具體的辯證法》事實上在斯大林還在世的時候就寫好了。季諾維耶夫那個時候也開始研究《資本論》的辯證法。他們兩人都轉向了原初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沒有利用現成的東西，只是按照標準模式出版的那些教材和參考材料，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當時他們提出的一系列論點改變了教條主義觀念，根據我今天的看法，他們已經接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普魯日寧《20世紀的俄羅斯哲學：一個大型研究和出版規劃》載于《認識論與俄羅斯哲學》第1頁——27頁）�！�

讓我們轉回正題，《哲學問題》1956年第六期刊登了一篇名為《維護思想工作中的列寧的黨性原則》的社論，該社論總結了蘇共二十大后的哲學家的工作，表示“一系列與斯大林個人迷信有關的錯誤論點，已開始重新予以審查。例如在哲學方面，嚴厲地批判了早先確定了的這個教條：彷佛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頂峰，它幾乎把哲學科學中的所有問題，所有必須加以研究的問題都解釋得詳盡無遺了......在哲學著作中正在重新審查斯大林的一些原理和公式”。（賈澤林等《蘇聯哲學紀事：1953—1976》第56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蘇聯哲學論爭的主軸的認識論者與本體論者的沖突即將浮現。令人感到驚詫的是，認識論者與本體論者在理論上的根本分歧，同樣也是晚期列寧和早期列寧在理論上的分歧。“在國內研究俄蘇哲學的著名學者孫慕天教授看來，從1908年到1914年，列寧的哲學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仿效國際學術界的做法，可以把列寧分為列寧Ⅰ和列寧Ⅱ兩個階段。列寧Ⅰ，即《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 年）時期，強調‘反映論’，即‘對象、物、物體是在我們之外、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的，我們的感覺是外部世界的映像’。唯物主義以承認外部世界及其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作為自己認識論的基礎。列寧Ⅱ，即《哲學筆記》（1914年）時期，強調‘辯證法’，即‘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是問題的實質）’。在《哲學筆記》中，列寧提出了“邏輯、辯證法、認識論三者一致”的著名論斷，即‘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萬長松《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2-3頁）。認識論者和本體論者，沿著晚期列寧和早期列寧的道路，走向了不同的未來。

首位系統表述認識論者觀點的蘇聯哲學家是鮑·米·凱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1903—1985），他于1918年加入蘇共，1947年—1949年任《哲學問題》主編，1962—1974年擔任蘇聯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所長，1960年成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并于1966年升任院士。盡管凱德洛夫身居高位，但依舊初心不改，公然在《哲學問題》上支持反對李森科的文章，駁斥赫魯曉夫把斯大林問題歸結為個人問題的錯誤觀點，參與薩哈羅夫向蘇共中央致公開信的活動，批評蘇聯體制問題。1963年，凱德洛夫發表《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的統一》一書，該書成為了認識論派的代表作，亦即六十年代新哲學運動的綱領（孫慕天《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第133-138頁）。除凱德洛夫外，科普寧和伊里因科夫也站在認識論派的立場上支持凱德洛夫�？破諏幦ナ篮螅瑒P德洛夫參加了科普寧的遺著的整理編輯工作。

在本體論派看來，“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承認物質第一性和意識第二性，并且認為世界是運動著的物質......觀念的東西不是特殊的實體，也不是在大腦皮質中發生的物質過程的派生現象，而是大腦活動的產物，是客觀世界的主觀映像”（康斯坦丁諾夫主編《蘇聯哲學百科全書》第一卷 第523頁）。所以，既然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物質，接下來需要研究的便是“什么是物質，它的存在形式是怎樣的”（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第二分冊 第151頁）。這種物質并不只是抽象意義上的物質，而是作為運動著的物質的世界之圖景，“無機界和有機界，力學，物理和化學現象，植物和動物的生活，社會生活，人及其意識.....都只是運動著的物質的不同形式、種類和變異”（康斯坦丁諾夫主編《蘇聯哲學百科全書》第一卷 第523頁）。由此，我們順理成章地得出了本體論派的結論：“對客觀實在及其屬性的哲學研究，也不應該從研究一般物質開始，而應該從研究這種物質在實踐中所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開始，即從研究物質客體開始......大家知道，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德謨克利特、斯賓諾莎、霍爾巴赫等）卻相反，從論述某種一般物質開始，企圖從這種一般物質構想出實在客體”（維亞凱利夫主編《客觀辯證法》第2-3頁）。也正是因為以物質客體為出發點，作為五卷本《唯物主義辯證法》總主編的康斯坦丁諾夫，才會采用客觀辯證法——主觀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社會發展的辯證法——唯心辯證法批判的寫作結構。這種設想并非空穴來風，恩格斯曾在《自然辯證法》中論述道：“所謂的客觀辯證法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謂的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發生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 第470頁）。沿用恩格斯的論述，本體論派認為“人的認識所固有的辯證法只有把認識看作對物質的過程和現象來說是第二性的東西的時候，才可能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伊凡諾夫主編《主觀辯證法》第2頁）。

而凱德諾夫等人卻采取了不同的立場，雖然他們承認“我們的思維發展僅僅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而思維規律則是自然規律的反映”（科普寧《作為認識論和邏輯的辯證法》第8頁），但是“主觀辯證法同樣是客觀的運動，只不過其存在形式不同于自然界的形式罷了。況且，所謂主觀辯證法不僅指思維的運動，而且也指包括思維過程在內的人的整個歷史活動，我們不能把主體歸結為單個人的意識，因而主觀辯證法不限于人的思維活動......客觀世界的規律，一旦被認識以后，也就成為思維的規律，而一切思維規律又都是被反映的客觀世界的規律；通過揭示對象本身發展的規律，我們也就理解到認識發展的規律，反之，通過研究認識及其規律，也就可以發現客觀世界的規律。正因為辯證法揭示事物和過程的運動規律，所以，他就成為方法，成為思維向發現對象客觀本性方向運動的邏輯，并按客觀規律指引思維過程，以便思維在其內容上同存在于思維外的客體相符合；而在思維得到實際體現后，它又導致產生新的事物世界和關系世界......不能把基于存在規律和思維規律在內容上相一致的辯證法、邏輯、認識論的同一理解為凝固的狀態.......這種同一是一個過程”（科普寧《作為認識論和邏輯的辯證法》第8-12頁）。由于認識論派的成員大多擁有自然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背景，所以他們的立場同樣是建立在對恩格斯的著作的精心研讀之上的，“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做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做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證法就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 第298頁）。

重新回顧列寧的論述是有益的，“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這一方面（這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是問題的實質）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到，至于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就更不用說了”（《談談辯證法問題》載于《哲學筆記》第305-311頁）而且“當邏輯的概念還是抽象的，還具有抽象形式的時候，它們是主觀的，但同時它們也表現著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現象又是本質，既是瞬間又是關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割性來說是主觀的，可以就整體、過程、總和、趨勢、來源來說卻是客觀的......表象比思維更接近于實在嗎？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個運動，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為30萬公里的運動，而思維則把握而且應當把握”（《哲學筆記》第178-197頁）。

既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那么“傳統上被列為本體論的那些哲學問題，如世界統一性，物質及其存在形式，自然規律等，都和哲學范疇（偶然和必然、本質和現象、形式和內容） 以及科學研究的手段和方式（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一樣，如果在單一的框架內不僅無法解決問題，甚至都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這就是說，沒有什么單純的本體論問題，所有的哲學問題都具有認識論的性質”（孫慕天《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第135頁）。本體論派依據物質第一性和意識第二性的原理，將這個問題簡化為主體對客體的反作用，“對這個問題的辯證觀點也包括主體對客體的反作用（就是說，考察主體同客體的相互作用，用經驗概念加以概括，直到實踐概念）......沒有主體、客體能夠存在，而沒有客體，主體卻不能存在”（維亞凱利夫主編《客觀辯證法》第5-6頁）。但是，“主體和客體是類似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的相對應的范疇。如果談到它們中的一個，而不說明同另一個的關系，那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斷定，沒有無客體的主體，也沒有無主體的客體......我們所指的主體不是人的意識，而是人本身，甚至是人類......客體并不簡單是自然界中的任何一個對象，而是包括在人的活動范圍內的對象。它本身作為客觀實在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而存在，當它本身同主體互相作用時，就成為客體。例如電子，作為自然界的對象，在德謨克利特的時代，甚至更早，一般地說，在地球上還沒有人的時候就已存在，但是那時它不是主體實踐和理論活動的對象......當它開始同主體相互作用時，就具有客體的性質嗎，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主體就沒有客體，而沒有客體也不可能有主體......因此必須把客觀實在和客體的概念分開。第一個概念包括不以我們的意識為轉移的一切存在著的東西，而客觀實在的對立面是意識；第二個概念則只是客觀實在中的一個東西，它在社會發展的某個階段上成為人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對象，它的對立面不是意識，而是把客觀實在的現象和事物變為自己行為客體的主體”（科普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導論》第71-73頁）。

可見，客體本身是人類活動范圍內的理論和活動的對象，既然“對客觀實在及其屬性的哲學研究，也不應該從研究一般物質開始，而應該從研究這種物質在實踐中所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開始，即從研究物質客體開始”，那么由此衍生出的一切哲學問題都帶有認識論的特征�！霸趧P德洛夫看來，哲學是世界觀，所研究的是思維和存在、意識和物質、精神和自然、主體和客體、心與身的關系問題，這正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而‘整個世界’的提法指的就是自然和社會，是存在本身，這是地地道道的本體論。這一定義閹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本性。辯證唯物主義當然要從存在出發，但是它的存在研究不是純本體論式的：這里強調辯證唯物主義的存在論（有條件地說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本體論’）的中心是正確的，這種存在論聚焦于主體—客體關系上，聚焦于客觀地表現在自然史‘梯級’上屬于主觀性的物質載體的地位上，聚焦于主體—客體對占據首位的不可分割的形式—對自然界的反映形式的自然史發展（直到如此復雜的作為社會人的自覺活動的反映過程）上。很明顯，凱德洛夫不是不談存在，也不是不談客體，而是認為哲學僅僅是從主體—客體的關系上研究客觀本體，離開人，離開人的主觀性，離開人對存在的反映來討論純粹的客觀存在，那不是哲學的任務，而是各門實證科學的對象。所以，凱德洛夫說：‘恰恰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理論，它的哲學理論部分，不可逆地高出于舊的形而上學本體論之上。舊本體論沒有抓住主客體結構的基本的和決定性的意義，而是沉沒在自然科學材料中，不善于把這些材料建構起來，制定獨立的、有別于自然科學的圖景和原則’”（孫慕天《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第136-137頁）。這樣一來，全部的辯證唯物主義范疇便同時帶有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特征，沒有純粹的本體論或認識論范疇。

在樹立了認識論派的基本原則之后，認識論派需要進一步推進對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辯證法的研究和使用，“思維是按照事物的規律運動的，要不然就不能根據人的思想在實踐中創造出物和客體，在對發展規律和發展形式有所認識之后，這些規律和形式才轉化為理論思維自覺運用的原則和方法，因此辯證法作為客觀世界現象的發展理論，它就漸漸成為邏輯，成為關于了解這個世界的思維，以及思維的規律和形式的科學。唯物辯證法是邏輯，但決不是因為它以思維作為自己的對象。相反，正是因為唯物辯證法揭示了事物和過程的運動規律，它才逐漸成為思維朝著發現對象的客觀本性方向運動的邏輯......洞察思維本身，深入了解通過思維反映客觀實在的方法。人們需要思想，不是為了按照某些規則從一些語言符號引申出另一些語言符號，而是為了在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實踐從一些物生產出另一些物。因而通過思維反映物的本性，對于制定該物的方法來說便是必要的了。辯證邏輯感興趣的正是概念、判斷、推理、假設理論等這些了解事物和關系的客觀本性的形式”（科普寧《辯證法.邏輯.科學》第45頁）。思維反映客觀實在的方法，同時也被科普寧稱為“科學研究的邏輯”的基礎。以作為認識論和邏輯學的辯證法為基礎，科普寧發展出了一套廣義邏輯，這是“ 一種內涵豐富的邏輯—認識論系統，它和科學方法論是同義詞，不僅包括分析已有知識結構的靜力學，而且包括科學知識形成和發展的動力學�？破諏幍姆较蚝臀鞣娇茖W哲學的結構—動力學分析具有可比性，而且顯然受到當時西方同類研究的啟發。基輔學派的骨干波波維奇（М. В.Попович）后來回憶說：至于說到同西方邏輯—學文獻的關聯，那當然是有的�？破諏幨刮覀兪煜ち瞬ㄆ諣柕闹鳌犊茖W發現的邏輯》，此書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科普寧確定了進一步研究科學認識問題的戰略，指出其中的四個基本環節：一是充實和豐富科學哲學的范疇機制；二是發展具有人工語言的形式邏輯手段；三是深入理解和把握包括科學創造在內的知識運動過程；四是認識各門科學知識的邏輯基礎和邏輯結構�！保▽O慕天《跋涉的理性》第246-247頁）。

普魯日寧總結了認識論派的工作，并給予了他們很高的評價：“在一般認識論問題研究方面，也進行了非常詳細和系統的工作，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凱德洛夫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團結一批人，嘗試創造性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分析科學發展、科學發現的問題，以及與科學認識的邏輯有關的問題。根據他們的工作，在今天看來，我們可以說，在俄羅斯存在一個非常強大的認識論學派。這個學派的研究成果影響到哲學其他領域，比如哲學史研究及其社會認識的一些專門領域，甚至包括人文科學的一些研究領域”（普魯日寧《俄羅斯認識論的主要方向：傳統與前景》載于《認識論與俄羅斯哲學》第28-49頁）。

04

辯證唯物主義（四）

意圖將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引入蘇聯哲學內部是五十年代之后的蘇聯哲學界的另一股強烈的趨勢。盡管這種理論交融帶來了豐富的文獻和肉眼可見的進步，但是蘇聯接受控制論這種外來的“資產階級”思潮的動機卻相當功利，“當時的蘇聯領導層正面臨著兩難的困境：一面急于促進經濟增長，一面又無法實行徹底的體制改革，因而通過控制論實行管理革命就成為希望之所在......蘇聯的一批控制論專家通過各種渠道，制造了規模宏大的輿論聲勢，力圖使官方相信，應用控制論能夠合理地管理蘇聯經濟，大大提高它的運行效率.......在這樣的形勢下，蘇聯決策集團對控制論的態度從敵視或漠視轉而為熱烈支持，在蘇聯迅即掀起了一陣控制論狂熱。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標志是，1961 年 10 月 17～31 日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共綱領，正式確定控制論是建設共產主義的主要手段之一”(孫慕天《跋涉的理性》第213-214頁)。

出于實踐上的迫切需求，控制論很快地成為了蘇聯經濟學的理論資源之一，“經濟—數字模擬與控制論原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基礎上的綜合，成為了這個新的科學分支的主干。經濟控制論遠不是一下子就接觸到這個綜合問題的。起初在各個數理經濟學科范圍內，在很大程度尚是在孤立地制定各種模型——計量經濟模型、平衡模型、最優化模型。建立這些模型的目的是用來描述各種經濟過程和解決個別的具體經濟任務......只是在以后才對各種經濟過程（生產、交換、價格構成等等）提供控制論的解釋......各種研究方向逐漸顯出它們內部之間的相互聯系，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中心。經濟—數字模型已普及到一切較大的社會生產集團，并已開始建立整個國民經濟的綜合模型。信息系統的設計也已提高的部門的和國民經濟的水平......經濟控制論把經濟及其結果和各職能環節看作是一些系統，在這些系統中進行著由信息的傳遞和轉化來實現的控制過程”（科布林斯基等《經濟控制論》第5-6頁）。可以說，經濟控制論由于其實用性，而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方案制定的過程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并因此而被運用于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在對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運動、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等制定長期發展規劃時，經濟控制論是一個方便而有力的工具......對于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系統而言，其運行結構的好壞需要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去評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系統的結構更為重要，如國民經濟系統第一二三產業的結構，某一產業內部的行業結構、行業內部的產品結構、儲蓄和消費結構、資源供給結構、消費結構等。對此，我們可以應用經濟控制論建立系統模型，對系統內部狀態變量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有效地避免由于結構不合理而造成地經濟系統運行障礙和效率低下......通過建立經濟模型，對模型的穩定性、能控性、能觀測性進行分析和判斷，設計控制方法等使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和把握經濟系統地特征，設計和解決經濟最優增長軌跡等問題”（王晶等《經濟控制論——理論、應用與MATLAB仿真》第3-4頁）。蘇聯數理經濟學派代表人物費多連科將經濟控制論視為社會主義經濟科學體系中的局部特殊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之一。

顯而易見，與控制論緊密相連的系統方法和信息概念同樣具有廣泛的應用范圍和實用價值，“控制論的基本原則，特別是它的方法，在認識論方面具有一般科學的性質。這就意味著，控制論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作為一系列一般科學性質的學科（一般系統論、科學學、信息學）的認識手段，可以應用于任何一個專門學科......談到哲學和控制論的聯盟時。不能不指出控制論在完善和豐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方面，首先在進一步發展物質世界統一原則方面所作的貢獻......它證明了通訊和控制過程的客觀性質，證明了它們在物質運動的生物形式和社會形式存在的共同性質。信息概念豐富了世界的科學圖景，在信息概念基礎上實現了通訊和控制過程知識理論的統一，并且控制論和其他運用這個概念的科學證明了信息過程的物質性，揭示了它們在形成生命和有理性的生物中的作用”（烏爾蘇勒《哲學與控制論》載于《控制論與辯證法》第1-14頁）。

控制論對信息、信號作了區分“信號是信息的載體，因為作為物質系統的狀態和過程，信號包括關于系統的狀態或關于過程之變化的可單義再現的數據和報告.......信息本身不是物理事態。信息通過一系列可能的信號或信號狀態的選擇和排列而固定下來。信號不等于信息。信號始終是信息的可能載體，因為信號中包含的可再現的數據、報告等只能為選定的接收者所了解或由他從信號中查知。因此，信息只能針對某一接收者而言......決定信息的，不是承載信息的物質性質，而是信號源與接收者之間賦予事態以意義的規定的共同記號......通過產生、傳輸和接收信息便能在系統之間或元素（傳輸鏈節）之間建立起信息耦合，借以實現通信......對這些表示某事物的符號，必須賦予一定的對象和事態等.......它或者是社會發展中規定的結果，或者是信息源與接收者之間協商的結果”（肯勒爾《控制論入門》第378-385頁）。對于蘇聯哲學家來說，控制論中的信息概念有助于擺脫把信息僅僅理解為某人或某物的信息的觀念，而這種觀念無疑“具有明顯的類人性質”。在控制論風靡的如今，“人的意識范圍之外的信息過程的發現，甚至引起科學的圖景的一定變化”（茹科夫《控制論的哲學原理》第123頁）。盡管“信息的確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反對這一點，就意味著忽視現代自然科學的成就，與事實背道而馳......實際上，這是一個關于在口說的或書寫的自然語言的單詞中有無觀念方面的問題。嚴格來說，這樣的信息也是客觀的，而且符號也是物質的。但是通常認為，單詞中所含有的語義信息是觀念的，因為這些詞在被讀者聽者感受時，在頭腦里產生這樣一種狀態，與形成信息的人有過的那種狀態相似。在這些只是表面上互相排除的情況之間，并沒有任何矛盾”（茹科夫《控制論的哲學原理》第138-139頁）。

相比之下，系統方法和一般系統論與辯證唯物主義傳統的交融是更深入的，“在蘇聯和其他國家的著作中曾經多次強調說，制定一系列研究社會系統的基礎方法論原則的功績屬于馬克思......如果對系統性原則進行最一般的表述的話，那么它指的是：從系統整體和它的組成部分相互關系的規律性立場出發加以考察的客觀現實的現象，形成為認識論的一個特殊角度或對現實的特殊測度......系統就是一定數量的相互聯系的因素，它們形成一種穩定的統一體和整體，具有綜合的屬性和規律性。在研究系統客體時，基本的內容和方法論問題就是揭示各因素組成系統的那些行列式，揭示該系統所特有的基礎、聯系和關系、它的特殊性質，確定該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發展的規律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留給我們關于系統性問題的現成方法論理論的專門著作，但是，他們留下了關于社會發展的系統理論和許多系統地解決在研究社會這一整體時所產生的各種問題的范例”（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性原則》 第8-10頁）。

毫不夸大地說，系統方法的引入迎合了蘇聯六十年代之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范疇體系化的趨勢，并為論述作為馬克思的方法論準則之一的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提供可供借鑒的豐富資源�！霸谙到y結構研究的實際方法論問題與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首先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制定研究復雜系統的方法有關的問題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如果對馬克思為論證系統性是方法論的重要成分之一所作的工作做出扼要的總結，那么可以說，他發現了對現實進行測讀的新測讀法。系統中心論取代了在許多世紀里占主導的對象中心論”（葉夫格拉弗夫主編《蘇聯哲學史》第175頁）。

蘇聯哲學家不僅利用系統論來詮釋馬克思的方法論，而且還利用系統論構筑了如今已在社會學中成為常識的分層理論。關于理論的分層理論可被概括如下：“（1）哲學方法論水平（層次）：從整體上分析認識的一般原則和科學的范疇結構；（2）一般科學方法論原則和研究形式的水平（層次：既包括具有內容的一般科學概念（控制論的方法原則），也包括形式的方法論理論（如以數理邏輯為基礎的科學邏輯）。它們具有跨學科性質，在傳統可行劃分的結合處，原則上可以把這樣一些概念從一個學科或技術領域轉用于另一個學科或技術領域。（3）具體科學方法論水平（層次）：分析專門科學學科所運用的方法、原則和研究程序，闡明和描述這個或那個學科所特有的方法和原則的總和；（4）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的水平（層次）：描述獲取有關情況的方法，進行實驗的條件，弄清差錯，和整理實驗材料的方法等等。根據這種劃分，顯然，在系統研究中，系統性原則處于哲學方法論水平上，系統方式處于一般科學方法論水平上......對系統研究的這兩個層次或水平的劃分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很多以系統方式冒充哲學的普遍性，取代哲學功能，或以辯證法貶低、排除系統方式的企圖，都是由于混淆這兩者的界限引起的”（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 第144-145頁） 。

認識論的分層理論則略有不同：從最開始的“實物系統”（簡單的、直接的知識）開始，過渡到【單一】“系統中心”（本質的、實體的知識），又過渡到“多系統中心”（具體的、綜合的、實在的知識）的層次�！皳Q句話說，這種形式所處理的是復雜的對象——綜合的多系統的現實及其全部各種層次的和多測度的關系......從單一中心論轉向多中心論，轉向研究各種系統的統一體和總合體”（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性原則》 第54頁） 。這種強調多系統中心的做法“似乎破壞了世界的一元論......出現不同序列的多維知識層次。但是，經過仔細考察，顯而易見，問題只涉及認識世界的新界限......世界的統一性是更加綜合地和多維地來理解的。新的知識比原有的知識豐富，它由大量剖面、方面、水平構成，實際上是關于現實和關于對象的知識的綜合和多維的綜合......具體科學和哲學在這種條件下應當學會有準備地把所認識的現實劃分為若干質的中心，有意識地按種種部門、方面、水平和專業來區分知識，在方法論上正確研究種種現象的聯系和相互作用......對現實的多維理解原則的確立，擴大了對系統方法的需要。因為如果不采取從不同坐標系統考察本質的辦法，不從理解客觀現實的多系統性出發，不制定足以綜合并行不悖的知識的方法論手段，就無法徹底揭示在同一對象中存在兩個或若干個本質的問題......單一系統知識集中表現把對象（現象）作為一個系統來認識方面......這種知識以一個系統為中心，以揭示現象的內在機制和規律為主。和單一系統知識不同，多系統知識旨在闡明世界本身的系統性，也就是說，研究現實，把它看成是多系統的，而研究個別對象，則把它看作是一定自然或社會環境的許多不同序列的實在（系統）的一個因素......多系統知識使對現象的不同決定因素的認識深化，事實上就通過研究宏觀和微觀系統原理以及外在相互作用體系而擴大關于對象本身的觀念”（斯坦尼斯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概論》第390-395頁）。

05

歷史唯物主義（一）

相比辯證唯物主義而言，蘇聯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是相對貧乏的，除了認識論派和本體論派的論爭在歷史唯物主義領域的延續之外，最值得重視的便是歷史唯物主義范疇的系統化問題。蘇聯歷史唯物主義范疇的系統化工作始于六七十年代，并于八十年代初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從有利于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這一角度來看，這項理論工作的意義是巨大......科普寧在談及辯證唯物主義時寫道......構筑辯證唯物主義的范疇系統......是為了通過該系統闡明和展示辯證唯物主義的對象——現實生活的客觀規律......這個結論完全適用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系統”（巴魯林《歷史唯物主義發展趨勢》第93頁）。在談論蘇聯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時候，不免要涉及大量關于蘇聯社會學的材料，因為“蘇聯社會學在其早期階段所確認和推出的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即把唯物史觀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持這種觀點的人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完全劃上了等號”（賈春增《當代蘇聯社會學：1917-1989》第76頁）。

概括地說，蘇聯社會學是一種始于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分化，并在其學說發展的過程中，力圖劃分自身與普遍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之間的界限的社會科學。在上述過程中，蘇聯社會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維持著一種有趣的張力。按照近代社會學理論，“可以根據社會理論處理社會現實的層次，將之區分為三大類......微觀層次的力量處理的是小片段的時間、空間或少數的人。這些概念通常都不太抽象......中觀層次的理論嘗試聯結微觀與宏觀層次的理論，或者運作在中介層次。組織理論、社會運動或是社區常是屬于這個層次的理論......宏觀層次的理論關于的是較大型的集體，例如，社會制度、整個文化體系，以及社會的運作。它使用了較多的抽象的概念”（勞倫斯.紐曼《社會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69頁）。為了擺脫將社會學等同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論斷，蘇聯社會學采取了相對不同的路徑，“作為一般社會學理論，歷史唯物主義把整體的社會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旨在闡明一切經濟形態的或若干的經濟形態的社會機體基本成分之間共同的規律性的聯系和社會發展的趨勢性規律......在承認一般社會學理論之同時，專門社會學理論業已成熟和被提了出來。專門社會學理論的對象領域比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范圍要窄得多。事實上，我們要發展的理論對社會過程和現象有著不同的容量或概括程度，因此，可以說社會學理論有高低不同得層次......專業社會學理論存在于一般社會學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范圍內，作為它的相對獨立的部分（一般理論的子系統）......經過亞多夫的努力......一個由一般社會學理論——歷史唯物主義（最高層次）、專門社會學理論（中間層次）和具體社會學研究（經驗層次）三個層次構成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模式已展現在人們面前”（賈春增《當代蘇聯社會學：1917-1989》第114-116頁）。

在這種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模式中，“歷史唯物主義是各種社會學研究的一般理論和方法論基礎，它的任務是研究社會的功能和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里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那種從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著作中摘引大量語錄并整理匯編而成的嚴整圖式化的歷史學說......歷史唯物主義在這里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的社會觀，它首先是分析和說明社會現實發展的一種辦法......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主張對各門具體科學所得出的結論加以辯證的綜合，正是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總是強調，由于科學在不斷地進步，這樣的綜合只具有相對真理的意義......所以這樣的綜合決不能自詡為掌握了絕對真理......歷史唯物主義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它為人們科學地認識社會現象和社會發展開拓了無比廣闊的道路，而不是完結了各門社會科學，更不是代替社會科學”（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 第183-184頁）。

而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結構的第二級的專門社會學，“表現為一般社會學理論與對社會生活現象的具體社會學研究的聯結......專門社會學理論的對象就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系統和社會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所有的這些形式和領域彼此之間雖然都有其內在的聯系，但又有其各自的特點......形成了諸如勞動社會學、個性社會學、人口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等等。與此相適應，每個專門社會學都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疇，借助于這些概念工具可以把一般社會學理論概念轉化為能計量和能應用經驗檢驗的操作概念。專門社會學理論之所以稱為中級理論，是因為一方面它能對某一方面或領域中的具體社會學研究進行局部領域的概括，另一方面又為一般社會學理論更高一級的概括提供歷史材料。一般社會學理論是在專門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哲學水平上比較抽象的高度概括，專門社會學設想理論則對包括統計調查、系統調查、實地調查、問卷、談話等形式在內的具體社會學研究進行較低抽象程度上的概括，它的概括和理論只適用于某一比較狹窄的社會方面或領域。按照奧西波夫的比喻，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這幾種不同水平上的知識，正像物理學中的一般理論（理論物理、熱力學、電學、流體力學、量子理論）通過各種物理知識和物理學技術知識領域的局部理論同實驗相聯系一樣”（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 第186頁）。

具體社會學研究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模式中的第三級，“它的任務是對社會生活的現象、事實和過程等經驗材料進行搜集、統計、整理和分析，形成關于被研究對象的完整圖景......研究人們根據主客觀因素所進行的活動中的現象和過程，揭示人們活動的條件、需要、愿望、意圖、原因和動機之間的關系”。（賈澤林等《蘇聯當代哲學：1945-1982》 第188-189頁）。

顯而易見，一些歷史唯物主義也應當擁有的研究層次被社會學分擔了，在列寧眼里“全部問題在于馬克思并不以這個骨骼為滿足，并不僅以通常意義的經濟力量為限；雖然他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使骨骼有血有肉。《資本論》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國經濟學家的這部書使讀者看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個活生生的形態：有它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它的生產關系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實際社會表現”（《列寧選集》第一卷 第9頁）。想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有血有肉”，同樣需要在歷史唯物主義內部劃分出一些相當具體的層次，并進行刻骨的鉆研，如果停留在最高層次，僅僅對歷史唯物的范疇和歷史現象的本質進行研究，只會讓歷史唯物主義僅剩下“骨骼”。但蘇聯歷史唯物主義始終沒有擺脫這種困境，“在我們的文獻中有很多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的定義，一些作者把它們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最一般的規律；另一些作者認為使整個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第三種認為是社會發展和發揮功能的一般規律；第四種認為是作為完整體系來考察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們認為，應當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作為整個社會有機體，作為社會關系的整個體系的社會發揮功能和發展的規律”（蘇聯科學院哲學教研室《歷史唯物主義概論》第6頁）。

如果我們轉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會看到，“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的歷史哲學理論......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 第466-467頁） 而且“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安裝它來裁剪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 第583頁）。事實上，馬克思本人并不支持這種對“最一般的規律”的過度研究和發揮，第二國際時期的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梅林就很好地領悟了馬克思的意思，盡管他的理解有簡化之嫌，“事情正好相反。歷史唯物主義消滅了每一種任意的歷史結構；它排斥了每一種想把多變的人類生活視為一律的死板公式......在現實中關系并不這樣簡單。社會是并且將越來越是一個異常復雜的組織，其中有許多極不相同的階級和極不相同的利害關系，這些階級和利害關系會隨著事物的形勢而形成極不相同的黨派。歷史唯物主義對待每一個歷史時期都不帶有任何預先的假定，它這只是對它進行從基礎到最上層的研究，從它的經濟結構起一直向上研究到它的精神觀念”（梅林《保衛馬克思主義》 第20-21頁）。拉布里奧拉論述相比梅林更加明確，“我們在思想上已覺察到一種統一的社會生活的整體。經濟本身融化于發展的過程中......總而言之，問題不在于，像我們的對手所想象那樣，把用抽象的辦法孤立起來的所謂的經濟因素擴展到所有其他方面去，問題首先在于歷史地理解經濟，并以它的變化來闡明其他變化”（拉布里奧拉《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第48頁）。

可以說，如何讓歷史唯物主義同時兼備“骨骼”和“血肉”依舊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蘇聯社會學和近代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分層理論，但如何在歷史唯物主義內部完成類似的分層，蘇聯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并沒有交出一份圓滿的答卷。依照馬克思的設想，歷史唯物主義的分層理論至少應該抗拒一種直接挪用最高層次的結論的行為，并且在更具體的層次，能夠在理論上論證比較研究的合理性。如果停留在最高的層次，不免就會遭遇馬克思發出的詰問，“所有這些論點只有在現在的觀點出發來抽象地考察這種關系時才是正確的。在以后的研究中，還要加入一些新的關系，那將大大改變這些論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 第三十卷 第305頁）。按照上述論述，作為最高層次的歷史唯物主義內部同樣需要更具體的層次，它不能僅僅對材料進行“哲學水平上比較抽象的高度概括”，相反，它要像專門社會學那樣，通過引入新的更具體的關系，讓它的論點在新的系統中得到改變，讓它的更具體的概括和理論“只適用于某一比較狹窄的社會方面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