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邊這些遠古神獸，至今還在堅持上班！

京杭大運河鎮水石獅（圖源：視覺中國）

人們很早就體會到了江河奔流“既賜沃野、亦攜洪濤”帶來的多重影響，并懷揣著極度復雜的情緒，自發地生成了一系列“觀水、用水、治水、祭水”的活動，由此演化出大量與水相關的祭祀、儀典、信仰以及器物文化。當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數鎮水文化。

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由于人與自然力量懸殊，所以人們很早便認識到自身無法抗衡洪水、亦不能根治水害的事實，只得轉向尋求精神安慰，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來壓制水害、保佑江河安瀾。由是，作為“超自然”力量的現實載體，鎮水器物應運而生。而這種“以物鎮水”的觀念與實踐也漸漸流行開來，成為江河沿岸，特別是長江流域獨具特色的文化景觀。

秦漢以降

專門的鎮水神獸、鎮水器物開始紛紛出現

中國之地江河眾多、水系縱橫，既帶來大片沖積沃土、提供耕作土地，也會不時造成洪水泛濫，讓沿岸居民飽受水患威脅，所以治水問題自古就是“天大的事情”。

與今天不同的是，古人眼中的“治水”并不只有修堤挖溝，還包括一整套祭拜神明、禳災祈福的行為儀式。人們期盼以“超自然”的力量防災減害，實現長治久安，于是又萌生出各種“以物鎮水”“以神獸壓制水靈”的想法。秦漢以降，專門的鎮水神獸、鎮水器物紛紛出現，構成了江河沿岸備受信仰的鎮水器物。

根據民間傳說，鎮水器物一般可追溯至大禹時代。相傳，大禹為治水曾鑄造青銅九鼎，將九州山川形勢、珍禽異獸等圖案鐫刻其上，以方便九州治理。亦有故事說大禹別造黑鐵巨牛，專門沉于江底以克制水怪作亂。

對應文字記載來看，最先出現的一批鎮水器物其實多是石獸，其動物形象也以犀牛、黿鼉等造型穩重的水獸為主。如《華陽國志》中就有提到：“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治都江堰后）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狈从沉耸偹幕谇貪h之時已存在。唐代詩人杜甫的《石犀行》寫道：“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作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千載，泛濫不近張儀樓?！笨芍^是生動點明了這種信仰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影響深遠。

武漢漢陽，大禹治水主題雕塑（圖源：視覺中國）

轉到兩宋，鎮水器物愈發豐富多樣。不僅有石獸鎮水，鐵制、銅制的鎮水器物也相繼涌現，其造型更是從單一的水獸形象擴展到了許多常見事物。

例如，鎮水鐵牛的出現便是一個典型代表。牛者，既是農耕生產中常見的力畜，也兼具巨大體型與沉穩氣質，用來象征鎮水力量再合適不過；以鐵鑄牛則賦予了鎮水器物更為堅實的物質載體，使之能夠抵御波濤沖擊，長久屹立于江畔堤旁。由此可見，人們其實一直在對鎮水符號的物質屬性和象征意義進行強化，通過更堅實的素材和更具代表性的形象來構筑自身抵御水患的精神防線。

至明清時期，鎮水器物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發展趨向。

除了傳統的石犀、鐵牛仍在發揮作用，還有不少新面孔：諸如寓意“鎖水”的水口亭、預警汛潮的譙臺、象征平江定濤的鎮水樓、兼具航標功能的守河塔、負責阻攔洪水的老龍堤等等，這些濱水建筑同樣被人賦予了或多或少與水相關的功能，成為地方鎮水文化的重要組成。另外，鎮水器物還吸納了更多地域特色與宗教元素，許多凡常器物以及寺庵道觀等宗教場所也都被賦予鎮水的功能含義，成為民眾百姓祈求安瀾、禳避水患的新寄托。

總體來看，中國古代鎮水器物的演進呈現了從單一到多元、從簡單到復雜、從自然崇拜到人文融合的顯著特征。不只幫助人們搭起了抵御水患的精神防線，更成為連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重要紐帶，其每一步的演變都深刻反映了人水關系的變化以及時代發展新趨向。

現如今，即便科學發展已經褪去鎮水器物的神秘光環，但作為江河沿線的獨特文化遺產，鎮水器物依然提醒著人們，在治水過程中既要重視技術、也要保持敬畏、珍視人文。

鎮水獸一直是

中國古代鎮水文化的重要象征

鎮水獸一直是中國古代鎮水文化的重要象征，在眾多鎮水器物中占據著獨特地位。這類器物不僅樣例眾多、形象豐富，也承載著深厚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價值，構成了地方民俗的重要組成。

鎮水獸的造型多以現實存在的水獸為原型，加以藝術改造與神話虛構，從而在人們心中達到威懾水怪、鎮壓波濤的目的。因此，最初版本的石獸多為犀牛、水牛、黿鼉。入宋以后，或許是出于厭舊好奇與民間傳說演繹的緣故，人們開始更多取用虛構神獸（如麒麟、趴蝮、狴犴、螭吻、蒲牢等）來充當鎮水獸，佐以精雕細琢，生動刻畫，以此增加其神秘、威儀之感。另外，在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樣本中，亦找到類似壁虎、蟾蜍和爬蝦蟲的不同案例，甚至一器一樣，可謂盡顯鎮不同地域水文化的多樣性與獨特性。

鎮水石犀。從考古發掘所見，目前找到的最早有文字記載、有實物佐證的鎮水獸是鎮水石犀。

鎮河鐵犀（圖源：視覺中國）

先秦、秦漢時期，長江流域普遍地廣人稀，生態原始，大江南北都存在數量不少的野生犀牛。犀牛在古代被視為靈獸，擁有“通神”之能，因此會被認為是超自然力量的載體。傳說中的犀角具備“辟水”功能，可使神力分水開道。晉代《抱樸子》載“通天犀角刻以為魚，銜之入水，水為人開”。宋代《太平廣記》亦稱“辟水犀行于海，水為之開”。此外，基于樸素的五行理論，犀牛屬土，土能克水，故以犀牛作為鎮水神獸，也蘊含了古人利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進行治水的智慧。

作為長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李冰“作石犀五枚”以鎮守堤堰、平濤防患，可謂是第一次有據可查的具體實踐。

2012年，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的一處秦漢地層中發掘出土了一尊重達8.5噸的紅砂巖巨獸，其長度3.3米、寬度2.1米、高度1.7米，整體四肢粗短，軀干豐壯，下頜與前肢刻卷云紋，背脊留矩形卯孔，局部尚見朱砂彩繪殘跡。經類型學比對與微痕檢測，可以基本判定其雕鑿年代在秦昭王至漢武帝之間，恰與成都平原上都江堰水利系統初創、擴筑時間節點高度重合，其石材亦取自成都平原附近的龍泉山紅砂巖層。

由此，一份埋藏兩千余年的“以犀鎮水”實物首次與文獻互證，成為李冰“作石犀五枚”最具象、也最可觸摸的注腳。

根據《華陽國志》《蜀王本紀》等史料記載，李冰在完成都江堰的分水魚嘴、鑿離堆、穿二江等樞紐工程以后，外作石犀五枚，以厭水精，并依次埋設于“府中—市橋—深淵”三段要害：其中，府中二枚，象征著控扼內江；市橋一枚，對應城市水門；深淵二枚，則直抵江心渦旋。

如此布局，使石犀兼具雙重身份：一為“水則”——以獸背凹槽或頂部榫孔為標記，形成最早的水尺系統，埋深與水面高差一旦異常，即刻示警；一為“石神”——借犀?！巴恋潞裰亍⒔悄鼙偎钡拿耖g信仰，將治水經驗升華為公共儀式，消解洪水造成的社會恐慌。及至西晉末年，成都仍見“石犀里”“犀牛里”等地名，可見五犀雖沉于深淵，其象征坐標卻長期活在城市記憶之中。

影響更大的是，李冰此舉第一次把巴蜀舊有的“靈犀”傳說納入國家工程的話語體系當中，使民間神話開始轉化為公共治理的配套禮器，起到了官方示范效應。

此后，“犀—?！{”的鎮水序列沿長江上下復制：戰國蜀地以石犀為端，東漢南陽鑄鐵犀，唐宋荊襄置銅牛，明清江漢立鐵犀、鐵牛乃至鐵龜，形制雖異，邏輯一貫——均以龐然重器“形勝克水”,并以官方祀典確立其合法性。

鎮水鐵牛。在眾多造型中，鎮水鐵牛是保存最多、流傳最廣的經典案例。

江蘇徐州，黃樓公園鎮河鐵牛（圖源：視覺中國）

從文化象征層面分析，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被視為勤勞、堅韌和奉獻的代表，這些品質與人們對抗水患、守護家園的愿望高度契合，人們希望通過鎮水鐵牛，將這種精神力量具象化，賦予其抵御水患的能力。

再者，在傳統五行認知中，有“牛象坤，坤為土，土勝水”的思想，自然使牛成為理想的鎮水載體。而鐵作為一種堅硬耐磨的金屬，無懼洪濤沖擊，又頗具分量，自然成為打造鎮水獸的上佳之選。

因此，將鐵與牛相結合，鑄成鎮水鐵牛，既有形而上的寓意，亦有材質的考量，可以最大化滿足人們對鎮水的心理需要。此外，牛既是鎮水神獸，亦為生產力畜，因此極具宣傳價值。其形象被官方用于鎮水，既彰顯統治階層對治水的重視，也能抬高牛畜地位，鼓勵民間養牛、護牛，進而促進農業生產。

在具體功用上，鎮水鐵牛除了作為鎮水象征、精神寄托之外，還往往被賦予一些實際的水利功能。

例如，荊州的鎮安寺鐵牛，兼具“儀鎮”與“工量”的雙重職能，由此長期發揮監測水情、預警沉降的重要作用。這座鐵牛原名“角端”（又名“江陵鐵牛”“荊州第一?！保?，系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所鑄，因坐落于荊州江陵縣城西門外、老荊江大堤鎮安寺堤段而得名。鑄鐵長三米、高一米八、重約兩噸，其腹、腿鏨刻銘九十五字，備載監造職官與時日；又于背上銘文“嶙嶙峋峋，其德貞純……”三十二字，祈“駭浪不作，福我下民”,表明了當時人們對鐵牛鎮水、護佑一方平安的深切期許。

另據清代《荊州府志·堤工考》記述可知，這座鐵牛實際也是荊江堤防的重要組成。明清時期，長江荊江段迂曲發育嚴重，洪澇頻發，及時的水患預警、水情監測也就成為重中之重。為此，時人經常以鐵牛作為參考標識，通過對比鐵牛基座與荊江水位高低來判斷汛情：如江水水位偏低，露出了鐵牛底座，通常稱之為“鐵牛喝水”,預示著當年江水收槽、堤內豐收；如江水持續上漲，接近牛背，則提醒人們必須加緊防汛，早做抗洪準備。

另一方面，以鐵?；穆裆钆c露出牛首的尺寸差值，也可以精準測算堤身沉降情況，直觀了解堤身沉降、崩岸險情，進而有效加強對荊江大堤的日常維護與管理。此外，大堤近旁的居民每逢汛期，還會焚香于牛背之上，祈求“牛臥則水平”，所以荊州一直有“摸摸鐵牛，水不淹城”的俗語流傳，足見其在當地民眾心中的地位。

時至今日，鎮安寺鐵牛仍屹立于江岸堤畔，完成了先為鎮水靈祇，繼作沉降標尺，今則化身文化景觀的三重身份遞進。

北京萬安橋，石雕鎮水獸（圖源：視覺中國）

其他鎮水獸。除上述的犀、牛造型外，還有許多別具一格的鎮水獸，比如南京發現的明代鐵鑄爬蝦蟲。

1989年，南京高淳縣在拆除胥河上的“下壩”舊址時，一件深埋地下的石龕忽然露出。經考古人員小心清理后，意外發現龕內踞著一尊長逾一米、重數百斤的“鐵鑄爬蝦蟲”，其造型背甲隆起，雙目凸出，雙鉗高舉，形若活物。

據后續研究考證，這是迄今南京地區僅見的明代鎮水神獸，也是長江流域唯一以“蝦形”厭勝的實例，其來歷或許與胥河兩千年水政史互為注腳。

胥河舊名“胥溪”,是連接長江與太湖的必經之途。南宋以后，隨著大量人口徙入江南以及中國經濟重心完成東移南遷，太湖流域逐漸成為人口稠密、經濟繁榮之地，與此同時，水患問題也日益凸顯。由于當地地勢西高東低，所以經常會出現上游洪水途經胥河一路灌入太湖的景象。每逢汛期，便瞬間變成一條危及下游的“懸河”。為了保護太湖沿岸的蘇州、常州、嘉興、湖州等財賦重地，人們不得不頻繁疏浚河道、修筑堤壩，并積極地尋仙作法，祈求神明保佑、消弭水患。

可以說，這件明代鐵鑄爬蝦蟲的出現，正是當地水患頻仍、人們渴望借助神力鎮水的生動見證。

與傳統的犀、牛鎮水形象不同，以爬蝦蟲鎮水更顯江浙特色?！芭牢r蟲”為蘇南土稱，一般多指每年六七月間溯河而上的大螯蝦，這類蝦體型較大，外殼堅硬，雙鉗有力，所以在當地人眼中具有一種勇猛無畏的氣質。也正因如此，當地鄉俗視其為“蛟”之天敵，普遍認為“蛟能鼓浪，蝦善鉗穴，以蝦制蛟，即以毒攻毒”。故有能工巧匠者取象鑄形，在背甲上加脊，改鉗足以夸張，整合鎮水與示警功能于一器。

鑄成之后，人們又專門在壩壁距頂9—10米處預留了龕洞，外以石龕相包，將鐵鑄爬蝦蟲恭敬置于其中，使其真正融入胥河堤壩體系，成為守護一方水域的特殊“衛士”。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安置爬蝦蟲的石龕外壁復刻“洪武二十九年鎮水”字樣，恰與《高淳縣志》“劉基相地筑壩”的傳聞暗合，故民間也有將其直呼作“劉伯溫鎮水獸”，這又大大增加了爬蝦蟲身上的神秘色彩與傳奇故事，使其鎮水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長江流域及其南北支流，乃至黃、淮、海河諸水系，至今仍散落著許多形制各異的鎮水獸。諸如揚州廣陵灣頭鎮的壁虎石雕、武漢龍王廟的石雕蚣蝮、北京什剎海的趴蝮、盧溝橋上的石獅子、山西晉祠的魚沼飛梁中的蛟龍等等，都是比較知名的案例。

這些千奇百怪的神獸雖然各有故事，卻都承載著相同的功能：以具象之重，壓抽象之險；借神獸之“性”，克水患之“勢”。在那段科技無法精確測洪、鋼筋混凝土尚未發明的漫長歲月里，也正是因為有這套“石獸防線”，以雕塑的永恒對抗洪水的無常、以神話的秩序撫慰人心的驚懼，才使人們能夠真正守住對“江河安瀾”最樸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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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河流地理與水文化

責編：柳向陽 王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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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 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