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經觀評論
一場由“優思益”引爆的信任地震仍在持續震蕩。央視新聞于4月1日發布的深度調查，徹底撕下了這款網紅保健品“澳洲原裝進口”的華麗外衣——其所謂總部實為墨爾本一家汽修廠，品牌故事系策劃公司編造，國際獎項系付費購買，專家背書由外籍人員臨時扮演，產品則由國內工廠代工貼牌。這場精心設計的“洋馬甲”營銷，不僅欺騙了數以百萬計的消費者，更將董宇輝、陳妍希、李若彤等數十位明星主播推至輿論風口。
作為優思益重要銷售渠道，“與輝同行”直播間貢獻銷售額約1000萬至2000萬元，銷量逾7.5萬單。董宇輝此前反復強調的“每月百萬檢測費”“嚴選機制”與“實地驗廠”承諾，在事實面前驟然失重。事件發酵后，其抖音賬號30日內掉粉超14.4萬，微博內容清空，公眾對其專業形象與責任邊界的質疑迅速升溫。這不僅是個人信譽的滑坡，更是整個直播電商“信任經濟”模式遭遇的一次系統性質疑。
回溯行業軌跡，優思益絕非孤例。2020年辛巴“糖水燕窩”事件中，涉事方被罰90萬元，辛選集團先行賠付超6000萬元；2024年“瘋狂小楊哥”因“香港美誠月餅”虛假宣傳被合肥監管部門處以6894萬元罰沒款；東北雨姐的“木薯粉條”、駱王宇的美妝產品爭議，均指向同一病灶：在高額傭金（普遍達30%—50%）驅動下，部分主播對產品資質、產地真實性、功效宣稱等關鍵信息審核形同虛設，甚至主動配合話術包裝，淪為造假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監管響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與協同性展開。4月8日，人民網銳評直指部分主播“敷衍把關、觸碰法律紅線”；4月29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啟動為期半年的網絡食品銷售專項整治行動，明確點名“優思益”“同仁堂南極磷蝦油”等典型問題產品，并擲地有聲地宣告：“主播不是工具人，直播間絕非法外之地。”這意味著，過往依賴“不知情”等說辭推責的空間正在被壓縮，主體責任正加速落地。
司法實踐亦同步強化震懾。浙江諸暨阮某某直播售假珍珠案、江西贛州何某忠制售偽劣電線案等判例表明，只要銷售金額達五萬元以上，主播及關聯主體即可能面臨刑事責任追究。在此背景下，江蘇律師王樂已發起公益集體訴訟，面向社會征集消費者，擬將帶貨主播列為主要責任方，主張“退一賠三”。此舉不僅為個體維權開辟新路徑，更意在通過司法判決厘清主播在商品推廣中的審慎義務邊界。
優思益事件暴露出的深層矛盾，在于直播生態中“流量至上”邏輯對實體經濟的侵蝕。一方面，“假與白”模式借跨境物流、保稅倉發貨等制度縫隙，將低成本白牌產品高價包裝為“高端進口”，攫取超高毛利率；另一方面，“低與劣”模式則以極致低價擠壓市場，倒逼正規企業壓縮研發投入、陷入內卷。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被迫禁止場內直播，四川涼山“孟陽”助農騙局沖擊本地農業合作社，皆是這一結構性失衡的現實投射。
破解困局，亟需構建政府監管、平臺自治、行業自律與社會共治的協同治理體系。平臺須落實“紅旗規則”，建立先行賠付機制，開放數據接口支持全鏈條溯源，并利用區塊鏈技術固化進口商品報關與物流信息；算法推薦應從“流量優先”轉向“價值導向”，加大對合規供應鏈與實體品牌的權重傾斜。同時，需提升主播從業門檻，建立跨平臺失信黑名單，并引導公眾破除“飯圈式”消費迷思，回歸理性判斷。
正如亞當·斯密所警示，《國富論》必須以《道德情操論》為基石。當華為、海爾、比亞迪等中國制造業脊梁亦需在流量算法中艱難突圍，直播電商的未來便不再僅關乎GMV數字的增長，而在于能否以法治筑牢誠信底線，以制度涵養商業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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