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2026年4月，高市早苗政府正式全面解禁日本戰后武器出口禁令，同步簽署日澳11艘最上級護衛艦超大軍售訂單，將“軍工經濟”定位為挽救日本制造業頹勢、拉動經濟復蘇的核心引擎。高市早苗推行的“軍工經濟”本質是飲鴆止渴的短期行為：短期可啟動部分軍工企業產能、創造階段性就業與經濟泡沫，但無法解決日本制造業少子老齡化、產業結構失衡、核心技術依賴、財政危機等根本性病灶；長期來看，將進一步扭曲產業結構、擠壓民用制造業資源、加劇財政負擔、綁定地緣政治風險，最終不僅無法挽救制造業頹勢，反而會延續“迷失三十年”，加速其衰落。

高市政府4月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消了戰后60余年對殺傷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明確規定“原則上允許出口全部殺傷性武器”，包括軍艦、戰機、導彈、坦克、潛艇等核心裝備；同時，簡化武器出口審批流程，將原來的“國會事前審查”改為“內閣獨自決定、國會事后通知”，日本武器出口范圍將事實上全面放開，殺傷性裝備也可能被納入其中。日本戰后和平憲法的軍火出口約束，已經實質性消失。

政策解禁后，高市政府迅速推動日澳11艘最上級護衛艦合作專案落地，這是日本戰后最大規模的武器出口訂單。該項目總預算達200億澳元（約136億美元），其中3艘由日本三菱重工本土建造，8艘由日本提供技術轉移，在澳大利亞本土造船廠建造，項目周期長達10年，涵蓋軍艦建造、技術轉移、后續維護升級等多個環節。除了與澳大利亞的合作，高市政府還積極推動與印度、菲律賓等印太國家的軍工合作，推銷日本的護衛艦、巡邏艇、雷達、反艦導彈等裝備；同時，加強與美國、英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的軍工合作，聯合研發六代戰機、反導系統等高端裝備，試圖擴展日本軍工的國際市場份額。國際軍火界判定，日本軍火出口將很快擠進全球前五名。

此外，高市還大力增加防衛預算，2026財年日本軍費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占GDP的比重達到2%，提前實現了日本政府此前設定的“防衛預算占GDP 2%”的目標。同時，政府加大對軍工企業的研發補貼，鼓勵企業研發高端軍工裝備，推動軍工技術與民用技術的“雙向溢出”，試圖通過軍工產業帶動民用制造業升級。

于是，“軍工經濟”救國，似乎已經成為高市的“國策”。然而，這也同時被國際有識之士定義為“飲鴆止渴”。

日本作為全球制造業傳統強國，曾憑借汽車、電子、精密機械等產業占據全球高端制造市場核心地位，制造業長期是日本經濟的支柱產業與核心競爭力來源。但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制造業陷入持續性頹勢，日本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23.5%持續下滑至2025年的20.1%，而同期中國制造業占GDP比重穩定在27%左右，韓國則維持在25%以上。在全球高端制造領域，日本的優勢持續弱化：汽車產業方面，日本汽車全球市場份額從2010年的17.8%下滑至2025年的13.2%，被中國、韓國逐步超越；電子產業方面，日本在半導體、智慧手機等領域的市場份額大幅萎縮，曾經的行業巨頭如索尼、松下等，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持續下降。少子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枯竭、生產效率停滯、新興產業布局滯后、企業造假頻發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制造業的衰退困境。偏偏，國際形勢變亂交織，硝煙四起，武器需求急速上升。兩種因素的結合，形成了高市早苗的“軍工經濟”政策內外動因。

事實上，“軍工經濟”推出后，也見到短期效應。日澳11艘軍艦訂單落地后，日本三菱長崎造船廠的產能利用率從原來的30%飆升至95%以上，川崎重工、IHI等軍工巨頭的訂單量大幅增加，企業營收與利潤顯著提升；同時，帶動了鋼鐵、電子、精密機械、材料等上下游產業的發展，相關企業的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的就業壓力，預計未來5年日本軍工產業及相關領域將新增就業崗位10萬個以上。根據日本防衛省的預測，武器出口全面解禁后，日本每年將新增軍售銷售額2萬億日元（約130億美元），可直接拉動GDP增長0.2—0.3個百分點。然而，“軍工經濟”無法醫治日本制造業的根本病灶。

首先，日本制造業頹勢的基礎誘因是少子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與內需萎縮，而“軍工經濟”無法改變日本的人口結構。軍工產業雖然能創造部分高技能就業崗位，但無法解決勞動力總量不足的問題；同時，軍工產業的發展主要依賴國際市場需求，無法拉動國內民用消費需求的增長，難以破解“內需萎縮—企業停滯”的惡性循環。此外，軍工產業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較高，無法吸納大量普通勞動力，對整體就業的帶動作用有限，無法從根本上緩解日本的就業壓力。

其次，日本制造業的核心問題是產業結構單一、老化，新興產業布局滯后，而“軍工經濟”會進一步加劇產業結構失衡。一方面，日本軍工產業高度壟斷，90%的軍售訂單流向三菱、川崎等七大財閥，絕大多數中小民用制造企業無法享受軍工出口的紅利，反而會因資源向軍工產業傾斜而被進一步邊緣化，導致民用制造業持續空心化；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將大量資源投入軍工產業，擠壓了新興產業的研發與發展空間，導致日本在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產業結構的老化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第三， 無法解決核心技術依賴的問題。日本軍工產業的核心技術（如宙斯盾系統、MK41垂發、導彈技術等）高度依賴美國，自主研發能力不足。日澳軍艦項目中，美國拿走了核心技術的大部分利潤，日本僅獲得20%—30%的組裝與建造利潤，本質上是美國軍工的“下游代工工廠”。這種核心技術依賴，導致日本無法形成獨立、可持續的高端制造競爭力，即便通過軍工出口獲得短期利潤，也無法推動制造業的技術升級，無法從根本上提升日本制造業的全球地位。

第四，無法緩解財政危機，反而加劇負擔。日本國債占GDP比重已突破260%，財政收支失衡問題嚴峻，而“軍工經濟”不僅無法緩解財政危機，反而會加劇財政負擔。高市早苗政府為扶持軍工產業，需要投入巨額的研發補貼、產能升級資金，同時還要舉債擴大防衛預算；此外，武器出口的前期投入巨大，回收周期長，若國際形勢變化，軍售市場停滯，日本政府將面臨巨大的財政風險。“舉債發展軍工”的模式，本質上是寅吃卯糧，最終會讓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長期而言，軍工產業的高度壟斷與資源傾斜，會導致日本制造業的資源配置進一步失衡，傳統民用高端制造產業（如汽車、電子）的競爭力持續下降，新興產業無法得到有效發展。此外，增加軍工投入，持續擠壓民生與民用產業的資源，為日本制造業帶來新的結構性問題。

事實上，高市早苗的“軍工經濟”不是什么“新策”，本質是二戰日本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全面推行軍國主義的翻版。當下，高市早苗在政治方面，也大力鼓吹和實際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日本的周邊國家以及印太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在密切注視著高市早苗的一舉一動，看她是否一步一步滑向罪惡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