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先白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翟東升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為維系科技主導地位、紓解霸權衰落壓力，美國政府與科技巨頭達成戰略契合、完成利益綁定，技術能力、產業資本與國家權力加速嵌合，催生出所謂“科技—工業復合體”（以下簡稱“科工復合體”）。科工復合體的出現，不僅影響美國國內，還溢出國界對世界構成嚴峻挑戰。

一

概念上，科工復合體承襲自冷戰時期的“軍工復合體”。二戰期間，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與經濟體系之間產生結構性關聯，形成了由美國軍隊、軍工企業、政界人士、科研機構等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1961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離任演說中直斥，國防工業與國家機器結成的利益集團極易對國家決策施加不當影響。時隔60余年，拜登在2025年初離任演說中沿用這一概念，對科工復合體在數字時代的崛起表達憂慮，指出其可能造成權力過度集中、虛假信息擴散等問題，進而沖擊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此番警示，使科工復合體這一概念正式進入公眾視野。

結構上，科工復合體由三大關鍵行為體耦合構成。大型科技企業構成其“技術核心”，包括谷歌、亞馬遜、微軟等平臺企業和蘋果、英偉達、英特爾、特斯拉等高端制造企業。SpaceX、帕蘭蒂爾與安杜里爾等新興防務科技企業，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其中，SpaceX主攻航空航天領域，帕蘭蒂爾精于大數據情報分析，安杜里爾則主要從事無人作戰裝備研發。上述各類科技企業依托持續高強度研發投入，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技術等領域擁有技術優勢，掌控社交媒體、數據中心、海底光纜、衛星網絡等關鍵數字基礎設施，集聚算力、數據與算法等戰略資源，在科工復合體內承擔技術供給與產業落地的職能。美國政府部門構成其“權力中樞”，主要涉及國防部、國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及各類國家安全和情報機構。這些部門掌握預算分配、裝備采購、規則制定與行業監管等關鍵權限，既以國防訂單為科技企業提供需求保障，又以政策工具調控技術演進方向，確保相關技術研發服務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風險投資機構、科研院所與智庫網絡共同構成其“支撐體系”：風險資本引導金融資源參與前沿科技創新布局；科研與智庫機構則提供基礎研究、戰略研判與人才儲備，為科工復合體構建話語與人才支撐。

機制上，三大關鍵行為體通過多重路徑實現深度綁定。人員層面，政府高官、軍方將領卸任后頻繁進入科技企業與風投機構擔任高管，企業管理者、風投合伙人也常被吸納至政府部門與顧問委員會參與決策，形成身份交錯、利益交織、決策共振的人際網絡。資本層面，政府以國防預算、專項合同、戰略科技計劃等形式定向扶持特定企業；風險資本則先期孵化前沿科技企業，待技術與產品成熟后，借助政府訂單實現規模化落地，進而完成資本增值套現，形成完整的利益閉環。議程層面，科研與智庫機構通過發布研究報告、出席國會聽證、炒作“大國技術競爭”等戰略敘事，為政府擴大預算、企業獲取訂單、資本兌現收益制造輿論氛圍，進一步強化各方利益綁定與認知協同。

（俄烏沖突爆發后，科工復合體深度介入其中，如SpaceX的“星鏈”衛星系統為烏方的指揮通信、情報傳輸等提供重要支撐。圖為當地時間2023年2月16日，在頓涅茨克地區的巴赫穆特使用的“星鏈”衛星寬帶系統天線。 視覺中國供圖）

訴求上，科工復合體有五大傾向。其一，推動產業政策回歸。科工復合體摒棄傳統自由市場理念，以制造業回流與關鍵產業重構為核心目標，著力塑造國家主導的產業發展格局。其二，主導塑造國際經貿規則。一方面極力鼓吹數字貿易便利化與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為其控制他國數字生態、攫取全球數據、擴大海外市場掃清障礙；另一方面不斷強化知識產權壁壘，嚴格管控前沿技術外溢，以此牢牢鎖定自身科技領先優勢。其三，呼吁放寬高技術移民限制，核心目的是彌補本土理工科人才供給短板，爭奪全球高端智力資源，遏制競爭對手的技術追趕步伐。其四，抵制技術的嚴格監管。明確反對前置審批、強制審計、安全審查等剛性制度約束，認為此類監管會拖慢技術向市場與戰場轉化的速率；在人工智能倫理規范、數據隱私保護等新興領域，更傾向于行業自律而非政府強制規制，同時對反壟斷監管舉措持抵觸態度。其五，深化科技發展與國家安全目標的深度融合，積極支持美國政府出臺出口管制、海外投資審查、技術限制等舉措，強化軍民技術協同轉化，謀求將企業技術優勢轉化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優勢。

二

科工復合體的擴張在美國國內呈現出利弊交織的總體態勢，并引發一系列深層張力與矛盾。

在經濟層面，科工復合體既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也在無形中重構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格局。以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半導體制造升級與高端制造業回流為核心的一系列投資布局與配套政策設計，短期內加快了資本生成速率、提升了技術創新能級，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美國在全球價值鏈頂端環節的主導地位。但是，這條以資本密集型高技術產業發展為依托的增長路徑，天然帶有產業集聚與收入分化傾向。一方面，在政策傾斜與規模效應雙重加持下，科技產業逐步向少數頭部企業集中，市場競爭格局從多元競爭轉向寡頭壟斷，既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也削弱行業整體創新活力。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分配嚴重失衡。科工復合體幫助科技企業高管與風投合伙人聚斂巨額財富，而普通勞動者卻深陷工資增速滯后、就業穩定性下降的雙重困境，使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受到侵蝕，加劇美國內在矛盾和經濟失衡。

在政治層面，科工復合體強化美國國家戰略動員能力，但也悄然改寫美國政策的制定邏輯。借助大型科技企業的技術和資金優勢，美國政府得以在關鍵技術攻關和國家安全議題上，更集中、更高效地統籌調度資源，進而在國際競爭中維持一定主動性。然而，隨著科工復合體勢力持續擴張，美國政策議程明顯向科技與安全領域傾斜，經濟均衡發展、社會福利保障、公共服務優化等民生議題被逐步邊緣化。更為關鍵的是，公共權力與科技資本界限不斷模糊，監管俘獲問題日益突出。帕蘭蒂爾便是典型案例。該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來，便與美國反恐需求深度綁定。其創始人彼得·蒂爾安插大量親信入職現任美國政府核心部門：前高級顧問雅各布·赫爾伯格出任副國務卿；前情報主管格雷戈里·巴巴西亞出任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首席信息官；前基金經理吉姆·奧尼爾先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副部長，后被提名執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前首席幕僚長邁克爾·克拉齊奧斯則出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這一人事布局的結果是，近年來帕蘭蒂爾所獲得的政府合同呈現爆發式增長，帶動其營收與估值同步攀升。此類做法也被其他科技與風投寡頭競相效仿，充分暴露出科技資本對美國政治的深度滲透與強力操控。

在社會層面，科工復合體推動的技術迭代與平臺化發展，在提升社會運行效率的同時，也持續削弱著社會整合能力。首先，部分科技精英秉持“技術加速主義”理念，將民主議事程序視為提升技術效率的障礙，主張以技術治理模式替代傳統公共治理模式。這不僅弱化了既有的社會制衡機制，更從深層動搖了美國社會賴以運行的民主根基。其次，科工復合體旗下的科技巨頭掌控主流社交媒體平臺，為追逐流量收益與用戶黏性，持續推送極端化、碎片化信息，催生普遍的信息繭房與回音壁效應，加劇公眾認知割裂與立場對立。虛假信息與陰謀論借此快速擴散，侵蝕了公共討論所必需的理性基礎。部分科技企業還憑借算法與數據優勢深度介入社會公共議題與選舉活動，通過精準投放、算法操縱等方式干預輿論走向、影響選舉進程，引發民眾對選舉公平性與透明度的廣泛質疑。

三

科工復合體的影響已跨越國界，成為拖累世界經濟復蘇、插手地緣政治沖突、攪動他國治理秩序、維護美國科技霸權的“急先鋒”。

在科工復合體影響下，美國推行出口管制、技術脫鉤、產業回流、離岸調整與投資審查等一系列舉措，打破全球供應鏈原有平衡。這不僅降低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推高產業鏈運行成本，也對高度依賴國際分工的中小經濟體造成顯著沖擊，延緩世界經濟復蘇進程。同時，科工復合體憑借技術壁壘與專利壟斷，限制高端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擴散，阻礙其工業化與產業升級，拉大南北發展差距，加劇全球發展失衡。上述行為削弱了全球分工體系的協同效應，擾亂資本與技術的跨境有序流動，使各國企業在效率與安全、成本與合規之間陷入兩難。

科工復合體深度介入國際安全沖突，通過武器裝備與數字技術輸出牟取暴利、擴張勢力范圍。在俄烏沖突、巴以沖突及美以伊沖突中，它們大肆收割“戰爭紅利”，借機削弱地區國家實力，變相強化美國地緣優勢，破壞國際和平與地區穩定。例如，谷歌、亞馬遜與以色列政府聯手推行的“尼姆布斯計劃”，通過云服務為以軍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提供技術支撐，加劇地區沖突烈度，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在烏克蘭戰場，帕蘭蒂爾的“梅文”智能作戰平臺深度介入情報分析與目標鎖定，SpaceX的“星鏈”衛星系統則為烏軍提供指揮調度、后勤保障與戰場實時情報傳輸。科工復合體在多個戰場上拱火遞刀、鼓動對抗，推動戰事持續延宕，加劇地區安全風險與對抗氛圍。

憑借對全球數字基礎設施的掌控，科工復合體在多國青年抗議本國政府的浪潮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美國社交平臺推動抗議行動實現去中心化動員與跨國聯動，組織效率遠超傳統社會運動。在尼泊爾、印度尼西亞、摩洛哥等國青年對本國政府的抗議活動中，X、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平臺成為關鍵動員樞紐，算法不斷放大對立情緒，將零散不滿催化為全國性抗議，劇烈沖擊當事國治理秩序與社會穩定。德國、法國、巴西等國也曾就X涉嫌操縱算法傳播、放大極端言論、干涉本國選舉等問題展開調查，折射出國際社會對美國科工復合體干預他國內政的普遍警惕與擔憂。

在國際科技秩序層面，科工復合體以維護美國全球科技霸權為核心，全方位遏制潛在競爭對手。針對中國，推動“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等科技遏制策略，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高端領域，運用關稅壁壘、技術封鎖、實體清單制裁等手段，試圖封堵中國科技升級路徑。為擴大圍堵聲勢，還推動搭建“硅和平倡議”、“四方關鍵礦產倡議”、“芯片四方聯盟”等排他性陣營，將跨國科技合作政治化、工具化，人為割裂全球創新協作網絡，構筑針對特定國家的技術壁壘。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科工復合體則以“投資合作”為包裝，通過資本布局、標準輸出等方式，力圖將全球南方納入美國主導的科技分工體系，壓制其自主創新能力，使其形成對美技術依附，進而鞏固自身的全球霸權地位。

面向未來，國際社會要認清和抵制科工復合體的擴張及其負面溢出效應，以科技向善引領發展，以多邊協作破解難題，才能更好讓世界經濟實現包容發展、地緣格局走出動蕩、各國治理免受外部操控、全球科技秩序擺脫霸權壟斷。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四大全球倡議為指引，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全球發展倡議致力于彌合產業失衡與技術鴻溝，實現普惠平衡；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共同安全，對沖地緣對抗風險；全球文明倡議尊重文明多樣性，反對價值霸權與制度強加；全球治理倡議推動體系變革，打破少數主體對技術規則與話語權的壟斷。堅持多邊主義、深化科技合作、踐行四大全球倡議、維護共同福祉，才是順應時代潮流、捍衛公平正義、促進人類持久和平與永續發展的人間正道。

文章來源：求是

微信編輯：張菁菁，戴飛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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