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溥儀在蘇聯獄中秘密認皇子，回到國內卻為何最后反而被自己立下的皇子出賣？

1950年春末，伯力第45號收容所的鐵門合上時，毓喦趁看守轉身，把一只沉甸甸的白金懷表塞進溥儀掌心，低聲說：“皇上，這是您的。”

那塊表原本在西伯利亞火車站被紅軍軍官順走，毓喦用了整整四百盧布才贖回。溥儀撫著泛冷光的表殼，喉頭微動，好半天才擠出一句：“親兒子也做不到這樣。”這一瞬，兩人心照不宣：君臣舊禮，仍在鐵窗里茍延。

溥儀抓住懷表，心里卻更焦躁。他清楚自己終生無嗣，宮里太監的惡作劇早在少年時就奪走了生機。沒有繼承人，大清的“香火”就會在他手里熄滅，這成了橫亙心頭的刺。

回望過往，1908年他被慈禧抱著走進養心殿時才兩歲八個月；1912年退位后，仍在紫禁城享受優待。可到1924年，馮玉祥的一聲號令把他逐出宮墻，昔日天子成了天津靜園里的“寓公”。對一個以皇位為全部意義的人而言，被逼離宮不啻再度亡國。

失去權柄的十幾年里，他始終沒放棄復辟幻想。日本人拋來“皇帝夢”做誘餌，他便隨波逐流去了長春。可新皇宮冷清得很，議政大事常被關東軍一紙命令推翻，唯一能讓他自我安慰的，只剩在侄輩中物色“繼承大統”。

宗室后代里，名字排到“毓”字輩的少年不少，真正能被看中的卻稀有。毓喦出身藩府旁支，家境早已因庚子賠款而式微，卻有一個最大優點——對“圣旨”從不皺眉。1932年，他十四歲，接到進津門面圣的口信后，立刻磕頭辭別母親。四年后，他隨溥儀移駐長春，俯首貼耳，連婚事都按“宮中需要”推遲。

1945年8月，日本潰敗。沈陽東塔機場上，溥儀倉促登機未果，被紅軍押上列車。與他同車的多是偽滿高官，唯獨溥儀得以單間軟禁；其余人輾轉勞改，待遇天壤之別。這份特殊關照讓他誤以為蘇聯或許肯給自己一個“客座皇帝”的位置，甚至寫信給莫斯科自薦。回信遲遲不到，他的恐懼與執念卻與日俱增。

1950年7月底，消息傳來：所有戰犯將被引渡回中國。溥儀徹夜難眠，第二天便招來毓喦、溥杰等數人，當著灰墻冷燈，用半截紅綢覆蓋裝滿古籍玉璽的黑箱，在狹窄走道里舉行了“立儲”。毓喦三叩九拜，對著箱子磕頭，口稱“謹受皇命”。溥儀壓低聲音，囑咐他“將來若有轉機，重振國祚”。獄警隔著鐵柵好奇張望，卻不明白這群戰犯在搞什么儀式。

列車開往東北的那天，溥儀仍握著懷表，臉色灰白。返回祖國意味著舊夢或將到頭，可他還有那只象征未來的“皇子”，心底殘存僥幸。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與蘇聯截然不同。每天讀報、學政策、參加勞動，晚飯后還要寫“自新日記”。起初，溥儀照舊讓毓喦端水、擺凳，被管理員客氣卻堅決地制止。從此，兩人被分到不同班組，君臣關系一下子沒了舞臺。

幾個月后，毓喦悄悄遞來一張紙條：“我們都錯了，瞞不住。把東西交出來吧。”紙條折得細如火柴，溥儀看完怔住。那468件藏在宮中多年的玉器字畫，本被當作東山再起的資本；如今卻成了沉重累贅。再三思量，他主動報告保管地點，清點清單，全數上交。所里沒有夸張的慶功會，只有一句淡淡評價：“認識提高了。”

此后，溥儀常在燈下伏案寫《我的前半生》，遣詞造句時，毓喦幫他查年號、核對家譜。過去的帝王腔調被一筆筆削去，取而代之的是戰犯對歷史的交代。這種轉變與其說來自外部壓力，不如說是長時間現實磨礪后的自救。

1957年，因表現良好，毓喦獲準提前出所。臨走前，他把那只白金懷表又遞給了溥儀：“您留著，別再弄丟。”兩人對視片刻，沒有再提當年伯力的“皇子”密約。

兩年后，溥儀得到特赦，在北京植物園里種花養樹；十來里外，毓喦則在恭王府整理宗室檔案，以書法糊口。1967年10月，溥儀病逝協和醫院，噩耗傳來，毓喦拄著手杖站在秋雨中默默低頭良久，那塊白金表此時已靜靜躺在博物館的玻璃柜里。昔日帝胄的最后一次“立儲”，至此再無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