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8日中午，外灘氣溫有些悶，人群在午休的鐘聲中稀稀落落。銀行大鐘剛敲過十二下，幾輛掛著軍牌的吉普車從南京路口呼嘯而過，濺起一股不安的涌動。那天的上海，還不知道北京兩天前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

10月6日晚，中南海懷仁堂燈火通明。華國鋒、葉劍英當機立斷，調動8341部隊執行抓捕“四人幫”的行動。從下達命令到完成控制，只用了不到一小時，中央權力中心的天平瞬間轉向。

10月7日清晨，中央辦公廳電話直通上海。馬天水、周純麟被通知立即飛往北京開會，并被叮囑“暫與外界斷聯”。電話掛斷，馬天水抬頭看了看辦公室墻上的掛歷，神色凝重。短短半小時，他召集了一個只有數人的緊急常委會，提出“隨時有變”的提醒，但沒人說得出變到什么程度。

8日晚，上海市委另一邊的徐景賢、王秀珍終于捕捉到信息。兩人當場碰頭，決定“先動手布置，再聽消息”，民兵指揮部的保密電臺隨即開機。值得一提的是，這套指揮體系正是王洪文在任時一手打造。那幾年，民兵裝備被一次次升級，數十萬支私造步槍悄悄下發，訓練重點就是“打游擊、打巷戰”，潛臺詞直指對抗正規軍。

中央判斷出風險后，第一招采用“敲山震虎”。10月10日，徐景賢、王秀珍也被點名“赴京匯報”。兩人雖應聲而去，卻把一份“上海戰備草案”留給了手下。草案核心是：一旦中央有進一步動作，立即拉動外圍民兵、占領廣播電臺和郵電樞紐。

10月12日凌晨，玉泉山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通宵討論，拍板派出中央工作組。領隊三人：蘇振華，海軍司令部出身，性格硬朗；倪志福，全國總工會領導，熟悉工人情緒；彭沖，曾主政安徽，辦事細致。任務寫得很直白——“迅速掌握上海局勢，確保不發生武裝對抗”。

同日，國家計委、公安部、總政等20多個部委的骨干一百余人分乘三架軍用運輸機抵達上海。這支隊伍名義上是“調研明年計劃”，實質上已開始接管口岸、電臺、港務、高炮陣地等關鍵節點。機場塔臺臨時劃出一間小屋當會議室，兩小時內擬定了接替表。

10月20日下午5點，中央工作組主力悄然降落。為迷惑外界，飛機沒有停在候機樓，而是直轉入海軍浦東附場。指揮部就設在海軍上海基地一棟灰色三層樓里。當天夜里，燈光亮到天明。蘇振華先找馬天水談，語速極快，只留下十幾個字的對話——“形勢明，態度快”。馬天水沉默良久，最終點頭。

隨后，工作組調走了民兵指揮部的主要通訊員，把備用電臺全部收攏，又把三支可疑民兵分隊分別編入港務公安、鐵路護衛和廠礦自衛隊，剝離原有鏈條。倪志福帶人跑遍楊浦、閘北的工廠，逐一做骨干思想工作，“別被少數人綁架”成了他重復最多的句子。

10月2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慶祝大會。電視畫面里，蘇振華坐在主席臺正中偏右的位置，神情平靜。內部電報說，這一安排意在向外界昭示：上海局面可控。

10月26日，三位組長又回到上海，這次不再隱蔽，機場廣播反復播放歡迎詞。街頭巷尾張貼“擁護黨中央”“堅決粉碎‘四人幫’”的大幅標語，工人自發敲起臉盆鑼鼓，氣氛像過節。武警車輛大方駛過，沒有刻意遮擋。

是否讓民兵參加即將到來的群眾大會成了新問題。有人提出顧慮：“他們過去聽王洪文的號令，萬一出意外呢？”蘇振華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怕什么？他們還是上海的工人。”這句話不到二十個字，卻定了調。

大會籌備組緊接著抽點民兵骨干，重新登記槍支彈藥，換發統一袖章。短短四天，十萬民兵完成整編，隊伍按行業、區縣分列。倪志福專門跑去紡織局，用半天時間講清政局，說得工人代表連連點頭。

11月1日清晨，人民廣場上空飄著薄霧。七點半，號手奏起軍號，十萬民兵分三路踏步入場，肩背56式半自動，胸佩紅花。廣場周邊的樓頂、交通崗亭、路燈桿都安插了解放軍警戒，但所有槍口一律下垂。八點四十分，游行開始，口號聲一浪蓋過一浪：“堅決擁護黨中央”“擁護新中央委員會”。廣播里播放的是男中音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氣氛熱烈卻沒有一絲失控。

整個流程持續不到三小時，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外媒原本臆測的“上海會亂”，至此化為泡影。后續調查表明，民兵中真正與“四人幫”勾連的頭目不足百人，絕大多數人在北京宣布重大決策后立刻表態支持，足見基層民心并未被極端勢力左右。

冬日來得很快。11月初的申城，氣溫驟降，街角栗子香味飄散。中央工作組開始陸續撤離，只留下小規模常駐人員。上海的電臺恢復了常規節目，船廠重新響起焊接聲，碼頭的吊機緩緩轉動。城市再次歸于正常節奏，民兵槍械逐件入庫封存，那場可能爆發的武裝叛亂被提前按下了停止鍵，留給后人的是一份值得深思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