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柯
面對輿情,一些部門和機構總會發布官方通報,但常常止步于給出一個簡單結論,忽略了公眾對“過程翔實”與“溝通透明”的深層期待。
近日,天津一市民在社交平臺上曬出捐贈證書及清單,公開質疑其爺爺向天津美術學院捐贈的部分大家書畫“去向不明”,且2024年他聯系天津美術學院詢問書畫去向,但始終“無明確答復”,希望院方核實藏品現狀并出具清單。對此,天津美術學院很快就發布情況通報,稱40件書畫作品均完整在庫保管,臺賬齊全,無遺失、調換及違規處置情況。
這一紙通報,無疑為這場沸沸揚揚的輿論風波畫上了事實層面的句號,讓懸在捐贈者家屬和公眾心頭的大石得以落地。然而,質疑并未由此消解,有網友追問:既然40件珍品一直都在,且臺賬清晰可查,為何家屬長達兩年的溝通請求遲遲得不到明確答復?為何非要等到輿論發酵、質疑聲四起,才將這句本該早說的“完整在庫”公之于眾,為何不把相關藏品和管理臺賬拿出來“曬一曬”?
本是回應輿情,卻再生質疑,折射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當前一些“官方通報”,雖措辭嚴謹、結論明確,但在公眾看來,更像是一次被動的“危機滅火”,而非主動的信息公開。官方通報重在釋疑解惑、回應社會關切,通過披露翔實信息讓公眾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果不能讓公眾從一紙通報中找到想要的“干貨”,不僅難以贏得理解,甚至可能進一步損害公信力。
如今,公眾對官方通報的期待早已升級。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一份合格的通報,不應僅僅是結論宣告,更應是證據的翔實呈現。換句話說,當“官方”未能主動設置信息議程,公眾便會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自行建構議題,各種不實信息和社會情緒便會在互動中迅速裂變、不斷疊加,繼而產生更大輿情。
此前,在云南“野人小孩”事件中,官方通報涵蓋了親子鑒定結果、身體檢查情況、孩子赤身與爬行的具體原因等諸多信息,全文3000多字全面回應了公眾關切。而在“南京博物院文物現身拍賣市場”一事中,近3000字的通報也環環相扣作出回應,有效消弭了公眾質疑。這些輿情不可謂不小,但通報結果讓人信服,本質上是充分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用詳盡的實事調查切斷謠言和“腦補”的傳播。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一些部門、機構的履職行為,一些工作、決策的推進落實難免會引發討論甚至質疑。每當此時,“給結論、走流程”式的回應和通報,顯然無法有效消除公眾的疑慮。面對輿情,“官方通報”不妨再翔實一些,把來龍去脈講清楚、把前因后果說明白、把關鍵細節擺上臺面,才能真正回應公眾關切,從根源上化解輿情爭議,守護自身公信,凝聚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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