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已接手兩千余具遺體，但對于其中一種遺體依舊無法完全坦然面對！

2012年深秋午夜，國道邊的玉米地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一輛貼著白紙條的面包車緩緩駛過顛簸土路。方向盤后，王亮穩住手勁，余光始終不敢瞟向后排——那里靜靜躺著一具方才從現場抬起的遺體，車內只剩發動機的低沉聲。

旁人不知，這已是他當天運走的第七位亡者。粗略算來，自2000年代中期入行至今，王亮經手的遺體超過兩千具。二十出頭的退伍兵，硬是被這條夜路磨成了如今的“老手”，可他依舊對夜色保持警覺，這種本能像烙印抹不掉。

與這條黑夜道路相比，王亮的人生同樣崎嶇。1983年生于吉林公主嶺，9歲父母離婚，他被送回鄉下給爺爺奶奶帶大。少年時頑劣，成績常年墊底。一次打架被老師帶回家，滿頭銀發的奶奶站在門口一聲不吭，那沉默把他嚇醒。高三那年，他收心應征入伍，跑步、射擊、野外拉練，軍旅生活養出了硬筋骨，也把他從渾噩里拔了出來。

退伍后，他進了當地鋼鐵廠。高爐旁的火星噼啪作響，日復一日，誰料企業改制，工棚里一夜安靜。兄弟們作鳥獸散，他揣著微薄補償回家啃老。正惶惑時，民政局招殯葬車司機，一位老兵師兄對他說：“你膽子大，能吃苦，去試試。”就這樣，他推開了殯儀館后門，也推開了另一扇灰色世界的大門。

第一天上崗，師傅帶他沖向高速。凌晨四點，警燈閃爍，一輛商務車斷成兩截，空氣里全是機油和血腥味，像生鐵澆水的熱浪直往鼻孔鉆。他雙腿發軟，卻還是和師傅一起把四副遺體抬上車。回館時，他一句話沒說，手心卻全是汗。師傅只丟下一句：“回去洗把臉，慢慢就習慣了。”那天夜里，他連著做噩夢，早晨照鏡子，發現眼白通紅。

三個月后，獨自出車的時刻提前到來。鄉村的小路沒有路燈，月亮躲在云后，他載著一具身中數刀的青年，后車廂里唯有繃帶摩擦擔架的輕響。半路上，跟車的親屬不知何故消失。冷風灌進車窗，他下意識握緊方向盤，心里只剩一個念頭——“快到殯儀館”。直到看到門口保安的手電筒，他才長出一口氣。那一夜過后，他懂得了“敬畏”倆字的分量。

成年亡者久看成了工序，唯獨孩子的離世，讓他至今難以釋懷。記得一個13歲男孩，穿著嶄新的校服，臉色還透著余溫，像睡午覺。父母按老規矩跪在車后，哽咽著把兒子的模型飛機交到王亮手里。車窗玻璃反光中，他瞥見那對夫婦癱坐在地，嚎聲刺破清晨的涼霧，他的手懸在空中，半天沒敢放下剎車。回家后，他給自家陽臺裝了防護網，桌角全包了海綿，連廚房刀具都鎖進柜子。同行笑他“過火”，他只淡淡一句：“小命寶貴。”

有意思的是，面對逝者他能穩如老犬，回到人群卻成了異類。2018年3月，城郊一位獨居老人橫穿馬路被撞身亡。警車離開后，王亮推著擔架，請鄰居牌友幫抬一下，對方腳下卻像粘了膠，眉眼滿是忌諱。無奈，他自己把老人抱到車上。事后送了幾盒茶葉登門致謝，門板嘎吱開一條縫，又立刻合上，茶被塞回他懷里。那一瞬，他懂了什么叫“人情冷暖”。

偏見并不局限于外人。同行趙虹浩回家過年，被岳父劈頭一句“賺死人錢，不吉利！”孩子在學校也被同桌父母提醒“別跟他玩”。殯儀館的車壞在路上，維修店一看車牌搖頭拒修，“材料沒備著”，話說得輕，卻足夠刺耳。于是，他們默認著裝只選黑灰，從不主動伸手握別人的手，笑容成了稀罕物。

長期回避與沉默，難免讓人悶壞。王亮開始用手機開直播。鏡頭對著車頭，畫面幾乎全黑，粉絲叫他“兜粉”，因為手機常塞衣兜里。有人獵奇問“真的不怕嗎？”他只回兩個字：“職責。”更多的時候，他會回答失去親人的觀眾：“哭可以，別讓自己塌下去。”屏幕那頭，有人回了一句：“聽著你的車聲，心里踏實。”這大概算是另一種陪伴。

不得不說，殯葬行業的冷板凳坐得久了，人容易看清生死進程的平均速度：一年兩千多次出車，最多的一天二十六次，車輪下是人間萬象，也是眾生平等的句點。可即便習慣了血腥與寂靜，面對兒童遺體，他始終開不了玩笑——這道心理防線，他寧愿永遠守著。

四十歲出頭的王亮，如今依舊在殯儀館門口等電話。夜班多，燈光冷，他卻把手機電量充得滿滿，因為下一次出車或許又是長路。有人說這份工作“陰氣重”，他只是看了看窗外，淡淡地補一句：“沒有我們，很多家庭連最后一程都無法安心。”然后，鑰匙擰響，車燈劃破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