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論文造假，文科論文造詞”

近期，“耿同學講故事”實名舉報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佺在《自然》子刊發表論文涉嫌數據造假，引發學術圈內外廣泛關注。

耿同學指出，論文補充材料中64個數據的小數點后兩位完全相同，這種異常在真實實驗數據中幾乎不可能出現。南開大學已就此成立調查組，啟動調查程序。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吳敬璉早年批評學術圈“整詞兒”現象的聲音再次被人提起。他說，養那些只會“整詞兒”的專家有什么用？過段時間就出現一堆新詞兒，但問題還在那兒擺著。這兩件事看似無關，卻共同揭示了當前學術生態中的兩個病灶：理科論文造假、文科論文造詞。

理工科造假靠數據作假，有跡可循，容易敗露；文科造假則靠術語堆砌，概念游戲打得花團錦簇，反倒不那么容易被戳穿。然而無論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脫離事實，逃避了學術研究“求真”這一根本使命。
理科論文造假之所以相對容易被發現，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對象具有可驗證性。理工農醫類研究建立在實驗和觀測數據之上，論文的結論是否成立，同行可以通過重復實驗或數據分析來檢驗。陳佺論文中的64個數據小數點后兩位完全一致，這種精密的人為痕跡在統計上幾乎不可能出自真實實驗。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近年來有大量研究發現，某些研究中“選擇性呈現數據”的問題十分普遍，剔除那些異常數據后，相當比例的循證醫學結論發生逆轉。統計學方法能夠甄別樣本量夸大等造假行為，因為數據之間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一旦造假，這種關聯就會被破壞。

理科論文造假者面臨的困難正在于此：你可以在論文中編造一組數據，然而你很難讓這組數據在各個層面都保持邏輯自洽。

高手終究怕高手，耿同學的舉報之所以一針見血，正在于他用實驗數據的邏輯規律戳穿了表面的技術包裝。
文科論文造假則呈現出另一種面貌。它很難被輕易識破，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缺乏理工科那種“數據對賬”的載體。沒有實驗數據可供核對，沒有可以重復驗證的物質實驗，造假者便有了更大的藏身空間。

最常見的造假形式是抄襲拼湊，比如西北大學文學院教師賈淺淺2014年發表的論文，查重后發現相似度高達83.96%，原創度僅16.04%，且存在直接照搬他人文章、低級抄寫錯誤頻出等問題。

可比抄襲更隱蔽、也更普遍的問題是“造詞”。

吳敬璉批評的“整詞兒”現象在人文社科領域尤其常見：一些學者為追求“學術創新”的表象，刻意套用西方理論術語，甚至沉浸于發明概念。于是我們看到所謂“視覺符號的解構性闡釋”“審美意識形態的編碼與解碼”“倫理范式的解構性耦合”之類拗口難懂的表述充斥學術刊物。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宇明將這些不良文風歸納為“概念游戲”“語錄匯編”“玄談空論”和“形式主義”。學術論文逐漸失去與現實對話的能力，離真正的學識積累越來越遠。
問題在于，為什么文科學者甘愿沉溺于造詞游戲而不直面真問題？表面上看，是因為缺乏數據的硬約束，造詞遠比做真研究容易。但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學術評價體系的偏差。當前高校的職稱晉升、項目申請仍高度依賴量化指標，論文數量被奉為硬指標，“不發表就出局”的焦慮迫使研究者追求“短平快”的產出。你是老老實實扎根田野、蹲點調查三五年寫一篇真論文，還是套用幾個時髦理論、制造幾個新概念、三個月發表三四篇“學術成果”，在前者身上收獲的回報遠不如后者。

學術刊物同樣面臨“保位置”的壓力：為了維持引用率和影響因子，不得不多發知名學者的文章，對概念的創新往往比對問題的深挖更加敏感。久而久之，形式大于內容、概念大于問題的風氣越演越烈，大量跟風湊數、應付考評的“偽研究”成果充斥其中，遠觀符合學術規范，近看卻沒啥實際價值。

所謂偽研究，就是脫離具體問題在文字層面整活兒，在概念上玩游戲，用大詞掩蓋小道理。

理科論文造假和文科論文造詞，根源都在于學術界對“創新”的畸形追求。一個靠篡改實驗數據去迎合理論預設，一個靠堆砌陌生術語去制造虛假的理論深度，手段不同，疲態一致。

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在技術層面，而在觀念層面。對于理工科，當務之急是建立更嚴格的數據核驗機制和結果可重復性標準，讓偽造者無所遁形；對于人文社科，則需要從治學和評價的根本上下功夫，鼓勵學者沉下去研究真問題，而不是飄在云端造新詞。

就像吳敬璉所提醒的，把簡單的道理講復雜容易，把復雜的問題講清楚才見真功夫。好文章不是靠“敲響大詞的門”，而是要實事求是，一針一線，一分一毫都不容虛與委蛇。學術的尊嚴從來不在于術語的奇崛，而在于它是否誠實地面對事實、嚴謹地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