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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進入經濟主義政治時代以后，以經濟建設為第一要義的自民黨執政當局，并沒有頓住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步伐。

從1960年到1963年，池田勇人在執政期間5次參拜了靖國神社。佐藤榮作執政時間為日本戰后之最，在長達7年左右的時間里參拜靖國神社11次。其他如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糾夫、大平正芳分別為6次、3次、4次和3次。

而且，三木武夫第一次選擇8月15日這天參拜；福田糾夫則玩弄一個小把戲，在參拜簿上明確寫道“日本國總理大臣福田糾夫”，但對外卻宣稱屬“私人性質”的參拜。

在官方人士的帶動下，1966年7月，160余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官兵身著軍裝、統一號令，會同地方政府的首腦“公式參拜”了靖國神社，造成了“軍”(自衛隊)、政(地方官員)集體參拜的現實。

1969年6月30日，自民黨終于向第61次國會正式提出了《靖國神社法案》(以下簡稱法案)。早在該法案未正式提出之前，朝野和社會各界就掀起了強烈反對法案的群眾性運動，社會、公明、民社、共產等在野黨紛紛發表聲明，指責法案明顯違背憲法，公然踐踏“政教分離”的原則，是將日本拉向反動和倒退的法案。

日本宗教界的各團體也站出來反對，因為在戰爭時期，神道教被定為國教，排斥其他一切宗教，所以，除神道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在戰爭期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擠和迫害，而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等于重新確立神道教的特殊地位，這就不能不激起各宗教團體的強烈義憤。

其中有日本宗教聯盟、全日本佛教會、新日本宗教團體聯合會、日本基督教協議會、日本基督教團、凈土真宗本愿寺派、大本教、創價學會等67個團體紛紛組織教友展開了靜坐、示威、游行、集會、請愿、簽名等大規模的反對法案的斗爭，并且聯合發表了反對該法案的共同聲明。這樣，在自民黨向國會提交法案前后，先后有377萬民眾簽名反對法案，各類群眾性集會、示威等活動此起彼伏，方興未艾，對自民黨的法案形成了強大的壓力。

是時，執政的佐藤內閣正為一項《關于大學運營的臨時措施法案》搞得焦頭爛額，又面對朝野內外的反對壓力，只好將法案壓了下來，成為一紙廢案。1970年4月14日，自民黨再次向第63次國會提出法案，但因當局正面臨以10年為期的安保條約是延續，還是撤廢的重大抉擇關頭，執政當局唯恐因法案問題增加同在野黨的對立，影響安保條約的順利通過，不得已又把法案壓了下來，法案第二次成為廢案。

1971年1月22日，自民黨在國會尚未召開之時第三次提出法案，準備搶先一步贏得主動。但進入4月后，自民黨在東京和大阪知事的競選中雙雙失敗，黨內空氣一時低沉。為敦促自民黨議員在國會上力爭通過法案，遺族會對自民黨議員進行一次問卷調查，在回答的45人中，有29人對能否爭取在野黨支持面現難色。這使遺族會頗感不妙，遂由會長賀屋興宣出馬，于5月14日會晤了佐藤榮作，為的是給這位自民黨總裁打氣。

然而在會談中，遺族會的代表急于求成，出言不遜，佐藤面現慍色，結果不歡而散。

另外，也是在這一天，名古屋高等法院判處三重縣津市一起關聯“政教分離原則”的訴訟案勝訴。事情是這樣的，1965年1月，津市(位于名古屋西南、伊勢灣畔)在興建市體育館而舉行奠基儀式時，采取了神道式的“地鎮祭”(即神道教奠基儀式)儀式，利用國費興建公用設施，卻實行神道儀式，明顯違背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地方民眾為此將津市官方告上法庭。但津市地方法院初審時認為，市方在奠基儀式上利用神道方式并不“違憲”。

原告方不服上訴，幾經波折，直到1971年5月14日，名古屋高等法院二審時才做出原告勝訴的判決。這一結果無疑是給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當頭一棒。25月24日，自民黨的第三次法案只是在國會上陳述了提出該法案的理由，并未付諸討論，因為自民黨當局情知討論的結果會是個什么樣子，所以，這次提案又以“廢案”的形式畫上句號。

1972年1月28日，在自民黨準備第四次將法案提交給國會之前，自民黨總務會長中曾根康弘在總務會上說:

日本方面將之稱作“中曾根構想”。同年3月7日，中曾根出席遺族會等右翼團體召開的“靖國神社法成立促進大會”，在會上重申了“中曾根構想”的意旨，表示應轉換思想，尋求包括在野黨贊成的祭奠英靈的辦法。這里的“中曾根構想”當然不是對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的否定，而是鑒于該法案明顯違憲，礙難獲得國會認同的現狀，主張分階段地進行“英靈顯彰”和“公式參拜”，這也是后來中曾根戰后第一次以總理大臣的名義“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先聲。

1972年5月22日，自民黨還是將法案提交給了國會，同第三次的命運一樣，這次提案只是宣講了提出法案的理由，并未付諸討論，法案第四次淪為“廢案”。

以上四次法案提交國會都是在佐藤榮作內閣時期，結果都以“廢案”而告終。

1972年7月，田中角榮登臺組閣，轉過年的4月27日，自民黨第五次將法案提交國會。為了促使國會通過，促進派前前后后做了大量工作。田中親自出馬，宣稱這是“最后的機會”，并指定內閣委員長具體運作。3月，自民黨遺族議員協議會聯合遺族會等右翼團體召開“靖國法必成國民大會”，內閣委員長及自民黨干事長聯合235名自民黨國會議員，在會上發出呼吁，宣稱即使辭去議員也要促進法案的通過，擺出了一副不通過法案決不罷休的架勢。5月25日，眾議院就法案展開討論，并強行通過。但在參議院遇到了強大的阻力。

7月5日，遺族會發動遺族代表前往自民黨本部靜坐、示威、絕食，要求自民黨務必促成法案的通過。各社會團體、新聞機構、在野政黨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法案運動。7月19日，自民黨在參院發表提出法案的理由。9月2日，參議院就法案開始審議投票，在野黨為表抗議拒絕出席，參議院竟強行審議，遭到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和社會輿論的譴責。

在騎虎難下的態勢下，參院議長只好宣布法案“凍結”。

1973年末，參院議長宣布法案“解凍”，自民黨又開始蠢蠢欲動。1974年3月13日，內閣委員長德安實藏宣稱，即使解散眾參兩院，也要促成法案的通過。4月12日，該法案首先獲得內閣的通過。5月25日，眾議院也強行通過了法案。這一事態引起在野黨和社會各界民眾的不安和強烈反對，一個更大規模的反對法案運動又蓬勃掀起。結果，在參議院審議時未獲通過，6月3日，國會宣布該法案再成“廢案”。

自民黨前后5次向國會提出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的法案，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不僅給堅持國家護持法案的右翼政治家、右翼團體當頭一棒，而且直接影響到自民黨在參議院的競選。7月7日，參議院進行選舉時自民黨大敗，只獲得比在野黨多7票的席位，也宣告了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的徹底破產。

自民黨在制定和推進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上，前后歷時10年，5次提交國會，卻均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偃旗息鼓。1975年3月5日，自民黨又拋出一個《靖國神社表敬法案》(以下簡稱表敬法)，因為這一法案是以內閣委員長藤尾正行的名義提出，所以又稱作《藤尾私案》。藤尾其人就是7年后(1982年)就戰爭責任問題大放厥詞，開戰后“失言大臣”之先河的人物。

該表敬法承襲“中曾根構想”，主張“階段論”:

其具體的策劃是:

就在表敬法出籠當年的8月15日，三木武夫作為戰后選擇這一天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一位總理大臣邁進了神社的大門。接著，自民黨靖國關系的三個協議會相繼成立，分別是“奉答英靈議員協議會”(1978年4月)、“全員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1981年4月)以及此前成立的“遺族議員協議會”。自民黨的要員如竹下登、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小淵惠三等人都曾在三個協議會中擔任過重要職務，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則擔當三個協議會的事務局長。

1978年10月17日，日本官方又把東條英機、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14名戰犯的亡靈搬進靖國神社“合祀”。可以說，從這個時期開始，日本執政當局開始把“慰靈”和“英靈顯彰”的具體目標轉向“公式參拜”靖國神社上，從中曾根的第一次“公式參拜”，到橋本龍太郎的“接力”，乃至小泉純一郎的“接二連三”，都是推進表敬法實施的切實步驟，也暴露出他們內在的戰爭觀和戰爭責任意識。

進入60年代中期，以10年為期的安保條約很快面臨著是延長或是廢止的關鍵時刻。而且，1968年又是明治維新100周年。另外，在沖繩歸還、美軍核動力艦駛進日本海域、簽署核禁止條約，以及是否恢復日本的“紀元節”，是否實施“元號法制化”和如何開展“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紀念活動等一系列問題上，執政的自民黨與在野的社會黨、共產黨之間，左翼與右翼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矛盾和沖突。右翼勢力把這種尖銳的對立稱作“70年危機”。在這場“危機”中，執政的自民黨政府完全站在右翼勢力的立場上，展開了對抗民主、打擊進步、維護保守的所謂“昭和維新運動”。

“紀元節”是日本歷史上子虛烏有的神武天皇“降臨”人間的日子，來源于《日本書紀》中毫無根據的記載，純屬無稽之說。但是，為了向海內外宣揚天皇統治的“萬世一系、八紘一宇”，1872年，明治天皇頒令2月11日為神武天皇即位日，翌年更為“紀元節”。從此，每逢這一天，日本要舉行全國性的紀念活動和崇拜天皇的各種儀式。尤其是戰爭時期，他們竟把“紀元節”搬到被奴役的殖民地國家或地區，強迫殖民地人民面朝東方向日本天皇頂禮膜拜，否則便被視為大不敬，必將受到嚴厲的處罰。所以，日本戰敗投降后，“紀元節”被明令取消。50年代初，當日本政治民主化出現逆流之兆時，右翼勢力以為時機可乘，展開聯合署名運動，鼓動自民黨政府恢復“紀元節”，只是由于時機尚未成熟而未能如愿。

1957年8月21日，生長之家、不二歌道會、鄉友會、修養團、神社本廳等右翼團體組成“紀元節奉祝會”，推舉木村篤太郎為會長，向全國學者和民眾發出呼吁，要求恢復“紀元節”。由于“紀元節”同恢復國家神道有密切關聯，遭到大多數學者和群眾的反對，就連皇族、歷史學者三笠宮也不以為然，主張反其道而行之，掀起一個反對恢復“紀元節”的運動。

這引起右翼勢力的強烈不滿和抗議，他們出動宣傳車，四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敦促自民黨當局，強硬要求立即恢復“紀元節”，并把恢復“紀元節”、“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元號法制化”等與天皇制有關聯的內容作為“日本再建維新的一個重大突破口”。

由于60年代安保斗爭后和平反戰力量的一時沉寂，特別是自民黨當局本來就是天皇主義的繼承者，與右翼恢復“紀元節”的主張合拍。結果，1967年2月11日，佐藤榮作內閣強行通過了將該日定為“建國紀念日”的法案，從這一日直到今天，每年的2月11日就成為日本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建國紀念日”了。

“紀元節”復活以后，自民黨執政當局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明治維新百年祭活動。早在1966年3月25日，自民黨政府就作出閣議，決定要舉行明治百年的國家紀念活動。

自民黨為此還制定了百年紀念活動的方針，決定:

可見，日本官方執意進行明治百年紀念活動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了:

日本官方的態度得到社會右翼的積極響應。1968年6月8日，右翼頭面人物安倍源基、太田耕造、古田重二郎、安岡正篤等出面召集，聯合各右翼團體在明治神宮召開了“明治維新100年大祭祭典”，會上發表了呼吁書，內中稱:

包括有自民黨議員參加的另一右翼團體——“日本國民會議”，該團體也就明治百年祭活動向政府提出了幾項政治主張，他們認為:

元號，即年號，始由公元645年的日本大化革新時期，初為效仿中國的年號制度。到了明治元年，日本政府正式頒布了“改元詔書”，實行“一世一元”的皇室典范，其實質則是帶有“萬世一系、八紘一宇”的軍國主義和皇國主義的色彩。所以，戰后重新制定的皇室典范中沒有明確規定元號問題。隨著昭和天皇的老邁，右翼們頗感不安起來，于是掀起了元號法制化運動。其始作俑者當然還是執政的自民黨當局。

以元號的將來存續為前提，研究是否確立元號法制化的問題。

政府的內閣告示發布后，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和大多數民眾的反對。家永三郎、井上清、遠山茂樹、野澤豐等34位有影響的歷史學家鄭重發表聲明，抨擊政府的告示:

鑒于在野黨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自民黨當局一面虛張聲勢，聲稱:昭和以后元號存續的方法，不一定就是使元號法制化。

對于民間的輿論和動向應當予以慎重的討論。

另一方面卻加緊了輿論準備和運動右翼的部署。1979年6月，福田糾夫內閣終于操慫國會通過了“元號法”。這樣，當昭和天皇死后，他的繼承人就依據“元號法”啟用“平成”元號，自民黨當局在維護帶有戰前意義天皇制的重大舉措中又向前跨越了一步。

人所共知，從“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昭和天皇作為日本的最高元首、陸海空軍大元帥，應負的戰爭責任是不容爭議的。進入1976年以后，自民黨當局卻不顧國內外的反對，執意要隆重舉辦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慶典活動。

對于自民黨政府的舉動，社會黨表示了堅決反對的態度，特發表聲明指出，我們反對舉辦紀念活動的理由是: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仍按原計劃于11月10日在東京武道館召開了紀念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的慶典活動，天皇、皇后以及內閣成員、各界“代表”、青少年等一萬余人出席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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