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偏偏是在最近十幾年，反腐的力度突然變得這么大？

第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發展階段變了。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走的是粗放型發展的道路，就是靠大量投入資源、靠低成本勞動力、靠廉價土地以及靠地方政府的經濟競賽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這種發展模式在一定時期內是非常有效的，但它不可持續。到了一定階段，資源會枯竭，環境會惡化，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會上升，這種模式就走不下去了。

2012年前后，中國恰好就走到了這個節點，經濟增速開始放緩，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中國必須要轉變發展方式，從粗放型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需要技術創新，需要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需要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高質量發展就是一句空話。

就像00年代中后期大力抓環保一樣，在之前粗放型發展時期，自然環境遭到了污染，政治環境也同樣遭受到了污染。但到了一定階段，自然環境問題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而腐敗問題同樣嚴重阻礙了國家發展和社會和諧，所以就必須都要上雷霆手段，下決心治理。所以最近十幾年的大力反腐，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歷史的必然，是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必須要邁過的一道坎。

還有一個原因更加急迫，因為腐敗問題已經嚴重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當時腐敗現象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從城市到農村，無一幸免。老百姓辦個事要送禮，孩子上個學要送禮，看個病要送禮，甚至連遺體火化都要給火葬場的工人發紅包。這種扭曲的現象不是個例，而成了一種社會常態，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與此同時，這時期還有一些典型的腐敗案件暴露出來，可以說是引起了公憤。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案，這個案子涉及到了上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涉案金額高達數百億。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結果他的一把手居然是個大貪官。

還有，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發，這個事件表面上是食品安全問題，但背后是監管部門的腐敗和失職。那些本應該保護老百姓健康的官員卻在玩忽職守，甚至收受企業的賄賂，結果是幾十萬嬰兒健康受損，整個中國乳制品行業的信譽毀于一旦。這起案件至今回想還讓人痛心。

更可怕的是，當時的中國已經出現了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一個人腐敗，而是一群人、一個系統、一個地區集體腐敗。2014年查出的山西官場塌方式腐敗就是典型案例。當年山西一個省一年就查出省部級高官7人，市廳級干部45人，縣處級干部545人，全年處分違紀黨員干部15450人。

山西的四套班子，省政府、人大、政協無一幸免，連本身就是監管腐敗問題的省紀委系統內部也查處了117人，讓人觸目驚心。而且這些腐敗分子的瘋狂程度也令人震驚。

當時有個縣長不僅受賄，甚至直接把財政資金打到了賓館，再從賓館轉到了自己的兜里。還有一次，得知縣里收繳了一批文物后，這個縣長親自挑選33件珍貴文物，直接搬回了自己家。等紀委來辦案，他說，我是縣長，你們沒有權利跟我說。

甚至在十八大后高壓反腐下，還有干部在被雙規前一個月收受了一套價值280萬元的三亞房產，被查當天口袋里還裝著1萬歐元受賄款。而在此之前，山西省會太原先后已有3任市委書記、連續3任公安局長被查處，高平市連續2任市委書記、自任市長落馬。

山西不是特例，可以說是全國的縮影。這種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件表明，腐敗分子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們互相勾結，不僅貪污社會，還干預司法，直接威脅到了社會的穩定。

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會有什么后果？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那里。蘇聯為什么會解體？今天能找到各種原因，經濟問題、被冷戰拖垮等等。但如果仔細研究蘇聯解體的過程，你就會發現，腐敗問題才是壓垮蘇聯的最后一根稻草。

蘇聯晚期，整個官僚系統已經徹底腐化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高層官員的腐敗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收藏了幾十輛豪華轎車，他的女兒更是利用職權大肆斂財。

更要命的是，蘇聯的腐化案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蘇聯的官員們早就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他們嘴上說著馬列主義，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國有資產變成自己的資產。當蘇聯解體的時候，這些官員沒有一個站出來保衛蘇聯，相反，他們迫不及待的瓜分國有資產，搖身一變成了寡頭。

這個教訓太深刻了，如果不花大力氣遏制腐敗問題，中國也有可能走上蘇聯的老路，這就是我們最近這十幾年來大力反腐的根本原因。

腐敗是最容易顛覆政權的問題，如果任由其蔓延，可能有亡黨亡國的風險。所以中央一再強調，這是一場輸不起也絕不能輸的斗爭。所以，反腐敗本質上就是一場為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