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彭小華，獨立學人，關系-交流研究者。長期關注死亡、臨終醫療等相關內容。著有《學會告別》，曾翻譯《最好的告別》《善終的藝術》等書。原標題《彭小華：她寫出了深淵，但沒有寫如何走出深淵——從養育、依戀與自殺敘事看李翊云作品》。

關于李翊云，我已經寫過兩篇文章。一篇談“兩子自殺，一句理解尊重太輕飄”，一篇談《財新》標題“在深淵里，拒絕愈合”所傳遞的哀傷觀。

李翊云

本來沒想寫第三篇。但這幾天讀到多篇評論文章，也有多位父母聯系我，表達了對李翊云作品和訪談中某些態度的困惑、不安，甚至憤慨。我能夠理解這些情緒，也覺得有些評論對李翊云個人并不公平。

正因為如此，如何理解她，如何理解她的作品，如何理解其中呈現出來的養育觀、依戀模式、生死觀和自殺觀，就變得很重要。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把李翊云當作來訪者來診斷，也無意對她真實家庭生活作定論。我只是基于她公開作品和訪談中呈現出來的信息，從生死學、養育、親子關系、兒童青少年心理困擾與自殺干預的角度，做一次專業解讀。

我寫相關文章的目的，一定不是批評李翊云本人。她是真正承受喪子損失和悲痛的人，作為女性、母親，我唯有同情。

但是，同情她的痛苦，不等于不能討論她公開文本中呈現出來的養育觀念、價值觀、生死觀和自殺觀。尤其是，隨著她獲得普利策獎，名聲日盛，作品傳播和影響越來越大，這些作品中包含的觀念也會影響社會，需要被辨析。

孩子的抑郁、自殺，從來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它往往是個體氣質、精神狀態、家庭氛圍、養育方式、依戀關系、同伴關系、現實壓力、近端事件和危機干預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此而言，它首先是一個客觀結果，而不是父母主觀故意造成的傷害。因此，批評不應指向作為父母的李翊云和她的丈夫，更不應變成對喪子母親和父親的道德審判。

然而，她公開文本和訪談中呈現出來的養育觀念、親子關系處理方式、生死觀和自殺觀，是可以、也應該被討論的。尤其當她的作品因為普利策獎和媒體傳播而獲得更大影響力時，這些觀念就不再只是私人敘述，也會影響輿論和受眾。我們需要辨析的，正是這些觀念和方法可能帶來的誤導。

我的工作信念是，每個父母都愛孩子，每個父母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盡可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養育孩子。但是，不是每個父母都真正以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方式養育了孩子。當年輕生命以自殺方式離開，尤其是同一家庭中兩個孩子先后離開，理解其形成過程，不能繞開家庭氛圍、養育方式和親子依戀關系。

沒有這一部分，直接跳到“尊重、理解、接受”，很難不引起疑惑。

從公開作品和訪談呈現出來的母職形象看，李翊云的家庭更接近一種高知家庭中比較隱蔽的“高功能疏離型養育”，也帶有情感忽視型養育的特點：有思想，有資源，有空間，有尊重，也有基本生活框架，但情感回應不足，身體性親密不足，危機中的保護性介入不足。

這里的關鍵詞不是“不愛”。

而是：愛沒有充分轉化為情感連接、依戀安全和生命保護。

一、尊重與空間，不能替代安全依戀

從李翊云的自述看，她非常重視孩子的獨立、自由意志、敏感性和獨特性。

她寫到，丈夫談及一張舊照時說，他們一家四口共同秉持和敬重的是“自由意志”。她也寫到，養育孩子“不只是給他們自在生長的空間”，世俗往往只在意孩子“做了什么”，卻不關心孩子“本身是怎樣的人”。

這些話當然有價值。她反對功利化育兒，反對只看孩子的成績、表現和外在功能，而試圖尊重孩子的存在本身。這與還比較常見的專制、粗暴、控制型養育大相徑庭。

但是，從依戀角度看，尊重與空間不能替代安全依戀。

鮑爾比和安斯沃斯以來的依戀理論，一直強調：孩子的安全感不是來自父母“給空間”本身，而是來自照顧者在孩子需要時是否穩定、敏感、可回應。孩子需要知道：我可以探索世界，也可以在害怕、脆弱、崩潰時回到一個可靠的人那里。

安全依戀不是“我不干涉你”，而是：

你可以成為你自己；
但當你痛苦、脆弱、崩潰時，我在這里；
我能靠近你、承接你、保護你；
你不必獨自留在深淵里。

李翊云也曾寫到，母親的職責是為孩子“搭建生活的框架”：有事可做，有處可去，白晝如期破曉，黑夜如約降臨。這句話很能說明她對母職的理解：母親提供框架、秩序、空間和日常生活。

可是，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生活框架。

他們還需要情感上的可依靠，關系中的溫度，脆弱時的承接，崩潰時的保護。養育理論里，父母的“回應性”非常關鍵。一個孩子是否發展出穩定的自我、情緒調節能力和求助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父母能否看見、命名、接住和安撫孩子的情緒，而不只是給他吃穿、空間和自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翊云寫到：“我很少擁抱我的孩子。擁抱于我，是全然陌生的舉動。”她還說，自己連自己的情緒都無從讀懂，也難以完全讀懂孩子的內心；她不知道如何付出溫情，仿佛刻意親近都是虛偽做作。

這些自述，幾乎已經把依戀上的困難說出來了。

這不是沒有愛，而是愛沒有身體；不是沒有尊重，而是尊重沒有溫度；不是沒有照料，而是照料沒有充分轉化為孩子能夠經驗到的安全感。

如果父母太強調“空間”“自由意志”“尊重選擇”，卻缺少情感上的靠近、撫慰、共情和保護，孩子體驗到的可能不是“我被尊重”，而是：

我的痛苦最終還是我自己的；
母親理解我的思想，卻未必接住我的情緒；
她尊重我，但沒有真正抱住我；
她給我空間，但這個空間也可能變成孤島。

這更接近一種回避型、疏離型照顧模式。照顧者并非不關心孩子，而是習慣把親密需求、情感依賴和脆弱表達降到最低；更容易用理性、語言、思想和原則處理關系，而不是用溫度、身體性親近和情感回應處理關系。

從養育風格理論看，好的養育不只是“低控制”，也不是單純“尊重孩子”。鮑姆林德以及后來的養育風格研究，通常會把養育放在兩個維度上看：一是要求和邊界，二是溫暖和回應。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長的，不是無邊界的放任，也不是高控制的專制，而是既有穩定框架，又有溫暖、回應、解釋和支持的權威型養育。

李翊云呈現出來的養育，問題恰恰不在于沒有思想、沒有資源、沒有自由，而在于“回應性”不足：有框架，有空間，有尊重，但情感連接、身體性親密和危機保護不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翊云寫到：她認為，尊重孩子的敏感與獨特，給他們足夠空間長成自己，是她“身為母親所能做到的極致”；她也說，自己愛他們，但“比愛更重要的是理解與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并尊重他們終結生命的選擇。

這句話非常關鍵。

對于已經去世的孩子，母親這樣說，有助于自我開解、安頓內心。對此，我們可以悲憫。但是，對還活著的孩子，尤其對有自殺風險的孩子，“尊重孩子終結生命的選擇”是非常危險的表達。父母的責任不是承認死亡是孩子的自由意志，而是幫助他重新擁有活下去的可能。

真正的問題不是：她有沒有尊重孩子，而是：

這份尊重有沒有被孩子經驗為安全？
這份空間有沒有讓孩子更有力量，還是更孤獨？
這份理解有沒有變成保護，還是停留在觀念層面的理解？
這份不控制，有沒有同時包含危機時刻的堅定介入？

孩子需要的不只是“你可以成為你自己”，還需要：

你痛苦時，我能靠近你；
你崩潰時，我能承接你；
你想死時，我不會把你交給死亡。

二、超理智，是高知家庭里隱蔽的低溫

根據李翊云的記敘，她的家庭語言里，有很多宏大命題：苦難、意義、孤獨、死亡、自由意志、存在、深淵。

這本身并不是問題。一個家庭可以討論思想，也可以談論生命的深層問題。問題在于，理解孩子的存在性痛苦，不等于進入孩子的情緒痛苦。

相關作品和訪談敘述中呈現出的家庭氣氛是：不談感受，只談思想；不談愛，只談道理。母子之間的對話，常常關乎痛苦、意義、孤獨、死亡，卻較少談論微小的悲傷或柔軟的脆弱。

如果用家庭系統治療大師薩提亞的語言說，這很像“超理智型”：克制、冷靜、抽象、邏輯化、哲學化。情緒一出現，就被迅速翻譯成思想、語言和意義。

在這樣的家庭里，可以談意義，卻不太談感受；可以談苦難，卻不太安慰具體的難過；可以分析死亡，卻不一定能接住一個孩子說“我很害怕、很孤獨、很想消失”的時刻；可以尊重一個人的思想，卻不一定能提供依戀關系里的安撫。

從情緒社會化的角度看，孩子不是天生就會理解和處理自己的情緒。孩子要通過父母的回應，學會識別情緒、表達情緒、調節情緒，也學會在痛苦中向人求助。如果父母長期把情緒翻譯成思想，把痛苦翻譯成哲學，把脆弱翻譯成存在命題，孩子也可能學會：不要表達柔軟，不要求助，不要把具體的難過說出來，而是把一切都壓縮成“人生蒼涼”“存在無意義”“我不想活了”。

這不是成熟，而可能是過早的理智化。

心理化理論也提醒我們，好的照顧者不僅要尊重孩子的主體性，還要能進入孩子的內在世界：他在怕什么，他在痛什么，他說不出口的需要是什么。父母如果只能理解孩子的思想，卻不能感受孩子的感受，孩子可能會覺得自己被分析、被觀察、被解釋，卻沒有真正被抱住。

這就是更容易見于高知家庭的一種低溫養育。它看起來不像放任，也不像放縱；家庭可能有書、有秩序、有教育資源、有治療資源、有思想討論，也尊重孩子的興趣和獨特性。

但它的核心問題是：情感回應不足，親密表達不足，對孩子痛苦的身體性承接不足，對危機的保護性介入不足。

這不是生活照料上的忽視，而是情感和依戀層面的忽視；不是不提供資源，而是不一定提供孩子最需要的安全感、溫度和承接。

李翊云的孩子可能沒有不被尊重的問題，但可能有不被溫柔地傾聽和呵護、親子之間缺少親密互動與情感連接的問題。

這可以解釋孩子的心理狀態：孤獨、虛無、低求助、過度內化、早熟地理解痛苦，卻缺少走出痛苦的關系支持。這樣的養育環境，確實可能成為抑郁、自殺意念和生命無望感的重要土壤。

三、代際創傷可以解釋她，但不能證明她已經超越

李翊云談到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父母對她的養育方式。在那個關系中，她也是受傷的。

也有人從代際創傷理解她，這當然有道理。一個人如果從小沒有得到足夠溫暖、穩定、可依靠的愛，長期處在控制、沉默、壓抑、情感隔離和抑郁氣質中，長大后當然可能很難自然地給出熱烈、親密、安撫性的愛。

一個內心荒涼的人，不是不想給孩子綠洲，而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綠洲在哪里。一個沒有被好好擁抱過的人，不是不愿擁抱孩子，而是擁抱對她來說可能就是陌生的、笨拙的，甚至不真實的。

這正是代際創傷最令人悲傷的地方：父母未必惡意，甚至可能很努力；但他們能給出的，常常只是他們自己擁有過、學會過、發展出來的那一部分。

如果她擁有的是語言、思想、克制、獨立、尊重、忍耐和孤獨，那么她給孩子的也可能主要是這些。

可是，孩子除了思想和空間，還需要柔軟、熱度、身體性的愛、及時的回應、被看見的脆弱、可以崩潰的安全處所。尤其對敏感、早熟、容易陷入虛無感的孩子，這些恰恰是生命保護因素。

家庭系統理論提醒我們：父母給孩子的，不只是顯性的教育理念，還有一種關系氣候。一個家庭如何處理悲傷、憤怒、脆弱、沖突、求助，孩子會在日復一日的氣氛里吸收下來。換句話說，孩子繼承的不只是基因，也繼承家庭處理痛苦的方式。

如果一個母親自己的痛苦沒有被理解、沒有被溫柔承接，她當然可能很難自然地去承接孩子的痛苦。這是悲劇，不是罪責。

但是，代際創傷可以解釋李翊云為什么成為這樣的母親、這樣的作家，卻不能自動證明她已經完成了超越。

解釋不是豁免，悲憫也不等于拔高。

從作品呈現出來的精神氣質看，我們很難看到她已經完成對代際創傷、抑郁氣質和疏離型依戀的整合與超越。她的作品呈現了苦難，卻很少呈現苦難如何被轉化；呈現了深淵，卻很少呈現人如何從深淵中被帶回生命；呈現了接受，卻沒有充分呈現修復、干預、責任和超越。

這也是她作品需要被辨析的地方。

作為文學文本，它當然有價值；但作為生命教育、自殺預防和父母養育的啟發性文本，它能提供的方向非常有限。

四、養育方式可以解釋心理脆弱性，但不能單獨解釋自殺

從依戀模式和養育風格看，低情感回應、高理智化、疏離型依戀、情感忽視型養育，確實可以解釋孩子為什么容易形成孤獨、壓抑、低求助、過度內化、存在性虛無、自我隔離等心理脆弱性。

也就是說，從公開文本看，她呈現出的養育方式確實有明顯局限。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孩子可能很早就陷入蒼涼、虛無、孤獨和無路可走感。

在她的自述中，文森特曾問她：“你深諳苦難，筆下也將苦難寫得透徹，那當初為何還要生下我們？”這不是普通孩子一時的抱怨，而是一個孩子對生命本身提出的質問。一個少年如果這樣理解出生、痛苦和存在，說明他的生命感已經非常沉重。

但是，養育模式不能直接推出：孩子一定會自殺。

自殺心理學里，一個重要區分是：為什么會出現自殺意念，和為什么會采取自殺行動，并不是同一件事。孤獨、痛苦、絕望、連接感不足，可能讓一個人產生“不想活”的念頭；但從意念到行動，往往還涉及近端壓力事件、精神狀態、手段可及性、沖動性、自殺能力、風險識別和危機干預等多個因素。

也就是說，養育風格和依戀模式可以解釋一個孩子為什么容易孤獨、壓抑、內化痛苦、難以求助，卻不能單獨解釋一個孩子為什么在某一天采取自殺行動。

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李翊云說過，她和孩子都接受心理咨詢。也就是說，這個家庭并不是沒有求助，也不是沒有接觸專業資源。看起來，他們接受的似乎主要是個體咨詢。至于咨詢師是什么流派、如何理解他們的痛苦、有沒有進行自殺風險評估、有沒有把家庭關系和養育方式納入工作、有沒有做必要的家庭系統干預，公開文本中沒有充分信息，我們無從判斷。

但是，從結果看，已有幫助至少沒有形成足夠有效的風險識別、系統支持和危機保護。兩個孩子先后自殺，說明當時的幫助沒有足夠及時、有效、系統地回應風險。換句話說，他們不是沒有求助，而是沒有得到真正合適、有效的幫助。

這也提醒我們，面對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的抑郁、自殺風險，僅僅把孩子送去個體咨詢是不夠的。孩子的問題往往不是孤立發生在孩子身上，而是和家庭氛圍、養育方式、親子依戀、溝通模式、現實壓力交織在一起。如果咨詢只處理個體的痛苦，卻沒有觸及家庭系統、父母觀念和危機保護機制，就可能很難真正把孩子從死亡邊緣拉回來。

至于李翊云的兩個孩子在行動前是否有具體觸發事件，觸發事件是什么，家庭和專業系統當時如何識別和回應風險，公開文本中沒有充分呈現，我們無從確證。

因此，最穩妥的說法是：

從文本看，這種家庭情感環境和養育方式，確實可能是不利因素，能夠解釋孩子的心理脆弱性和自殺風險，但不能簡單說它就是孩子自殺的唯一原因或直接原因。

這里也涉及作品中的另一個缺口：孩子的聲音沒有充分出現。李翊云寫出了母親的哀傷，寫出了母親如何理解、尊重、接受，卻沒有充分呈現兩個孩子作為獨立生命，怎樣經驗自己的痛苦，怎樣經驗家庭，怎樣經驗母親的愛與尊重，又怎樣一步步走到自殺邊緣。

母親的敘述，不等于孩子的真相；母親的理解，不等于孩子真實的處境；母親的接受，也不等于孩子的死亡已經被解釋清楚。

這個缺口，使作品很難真正幫助公眾理解年輕人的自殺。

五、不能把自殺死亡當作自然死亡看待

還有一個需要辨析的問題：不能模糊“死亡”和“自殺死亡”。

死亡是結果，但死亡有不同類型。有自然死亡，有疾病死亡，有意外死亡，也有自殺死亡。自然死亡是生命過程的自然終結；自殺死亡則意味著，一個人曾經痛苦到無法繼續活下去，并采取行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兩者不能被輕易混同。

“萬物自然生長”，作為文學意象，當然可以安放悲傷。草木發芽、開花、枯萎、凋零，循著自然節律來去。人也終有一死。承認生命有限，接受死亡不可避免，是生死教育的重要內容。

可是，李翊云的兩個兒子并不是自然死亡。

接受死亡事實，是喪親者必須面對的現實。孩子已經離開，母親要活下去，這當然可以理解。

但是，接受死亡事實，不等于認可自殺選擇；理解死者的痛苦，不等于把自殺說成成熟、理智、值得尊重的決定；尊重逝者，也不等于放棄對自殺發生原因的追問。

花草自然枯萎，是萬物生長的一部分；但如果花草是因為長期缺水而枯死，園丁就不能只說“萬物自然生長”。當然，孩子不是花草，父母也不能控制孩子的全部命運。自殺從來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不能簡單歸咎于父母。

但是，當兩個年輕生命先后以自殺方式離開，我們不能把這件事輕輕放入“自然生長”“自然死亡”的敘事里。

自然死亡教人接受有限；自殺死亡提醒我們挽留生命。

六、她寫出了深淵，卻沒有寫出如何走出深淵

很多人說，讀李翊云的作品會感到抑郁。

我不想說她的作品“導致抑郁”。這不準確，也不公平。但是，可以說，她的作品可能傳遞、強化或擴散一種抑郁性的生命感受：世界是冷的，人生是虛無的，痛苦是宿命的，關系無法真正抵達，死亡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選擇。

她當然有權書寫痛苦。抑郁者當然可以寫抑郁。一個深陷痛苦的人，也可能非常準確、深刻、細膩地寫出抑郁的內部經驗，讓人知道“深淵里是什么樣”。

這不是沒有價值。它有記錄價值、審美價值、研究價值，也有某種見證價值。

但是，如果一部作品只是把讀者帶入黑暗、虛無、孤獨和無法愈合，卻沒有提供理解、修復、連接、責任、行動和超越，那么它的社會價值就很有限。

這也解釋了我為什么會對普利策獎這一選擇產生價值判斷上的疑問：獎項肯定的不只是文學技巧，也會放大作品中的生死觀、哀傷觀和自殺觀。

如果一部作品寫出了深淵，卻沒有寫出如何走出深淵；寫出了母親如何在喪子之后活下來，卻沒有充分寫出孩子為什么活不下去、家庭如何回應、生命如何本可以被挽留，那么它獲得最高榮譽，當然會讓我質疑這個獎項背后的價值判斷。

因此，與其說她的作品“啟迪”公眾，不如說它們提供了一個需要被辨析的文本。

我寫這些，并不是為了苛責李翊云本人，而是討論她的作品和公共言說呈現出來的養育風格、精神狀態和作品價值。

我不懷疑她愛孩子，但她自己的情感資源的確有限；我相信她盡力了，但她能給出的，主要是她自己擁有的那部分：語言、思想、尊重、空間和生活框架。

對此，我們可以悲憫。

但是，悲憫一個母親，不等于把她未能超越的部分包裝成智慧；理解代際創傷，不等于接受代際創傷繼續傳遞；尊重喪親者的自我安放，不等于把它變成公共社會理解自殺的方式。

真正值得傳播的，不是“我尊重孩子終結生命的選擇”。

真正有價值的寫作，不只是把痛苦寫出來，而是幫助人穿越痛苦。

不是把死亡寫得更通達，而是在死亡發生之前，把生命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