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

西方企業過去從未、

未來也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Dialoge 2026.5.12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DeepSeek的出現本身已經是“拐點”。

中美技術競爭上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什么？

中美在AI治理層面有可談的空間嗎？

技術擴散不可阻擋，反制美國是為了理性。

外企是否真的正在撤離中國？

編者按

2026.05.12

黃仁勛急了。這位英偉達掌門人一邊預警“中國大模型綁定國產算力將是災難性打擊”，一邊公開表態愿意陪同特朗普訪華，但奈何并未出現在白宮周一公布的擬隨總統一同前往北京的商界領袖名單。事實上，在特朗普訪華的企業家名單還未定時，一眾美國CEO已在亞洲蹲守多日，只等一張請柬。嘴上喊著“去風險”，身體卻很誠實——西方企業比任何政客都清楚，放棄中國市場？不可能！

技術的擴散擋不住，資本的逐利本性更擋不住。當中國市場的確定性成為全球稀缺資源，中美AI競爭，究竟是一場零和死局，還是一次倒逼彼此回歸理性的戰略契機？本期大灣區評論繼續對話鄭永年教授，深度解析這次特朗普訪華背后，關于技術與市場競爭的底層邏輯。

*本期對話分為三篇，從總體趨勢到經貿往來、科技博弈再到地緣安全，多個維度逐一拆解中美關系的當下與未來。上篇詳見。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王希圣 伍子堯

DeepSeek已經是“拐點”

大灣區評論：

最近DeepSeek-V4把華為昇騰和英偉達芯片一起列進硬件清單，今年被稱為“國產AI芯片訓練落地元年”。黃仁勛說，如果中國大模型綁定了國產算力，對美國AI戰略將是“災難性的打擊”。您認為這是個“拐點”嗎？

鄭永年：

就算沒有這個具體事件，DeepSeek的出現本身就已經是“拐點”了。DeepSeek是開源的，開源一定會對閉源形成巨大沖擊。道理很簡單：一個人找毛病，肯定不如很多人一起找毛病。“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開源就是這個邏輯。

當然，我們也要實事求是。美國從19世紀70年代就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二戰后更是在技術上長期主導全球。中國真正“跑”起來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制造2025”也沒過去多久。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必須承認。

但中國了不起之處在于，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奮斗，四十多年走完了前三次產業革命，到“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時候，我們已經躋身第一梯隊。生物醫藥、新能源，有些方面我們已經走在前頭了。芯片設計也很接近了，“卡脖子”主要在光刻機這些工程設備上，但我們正在尋找替代路徑，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

我以前就說過，中美之間的競爭，最后沒準會出現“反轉”，美國將來要向中國學技術。事實上，對西方國家來說，有些領域已經出現了反轉。德國汽車企業自己都承認，離不開中國的新能源技術。特朗普不信氣候變暖，覺得競爭不過就不搞，但中東一打仗，能源危機來了，大家對新能源的看法都變了。

人們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三數字生活街區的AI黑科技市集上體驗DeepSeek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您認為，中美技術競爭上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什么？

鄭永年：

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三者并存且相對完整。傳統產業是壓艙石，不能一窩蜂地全扔了。如果放棄傳統產業，就會失去中低端制造能力，重蹈美國產能不足的覆轍。美國現在最大短板就是產能不足，中國當前的問題是產能過剩——經歷過短缺經濟的人都知道，過剩總比短缺好。我們完整的產業鏈從低端到高端皆有覆蓋，最高端領域還在中美競爭，但部分領域中國已經實現超越。這不是偶然的崛起，而是歷史地位的回歸。中國曾在漫長歲月中對科技與文明做出過重大貢獻，只是近代兩百年暫時落后。

因此，中美競爭的核心不是誰更封閉，而是誰更開放。美國如果因信心不足而走向封閉，政策失誤將難以避免。美國真正需要的，是更多懂技術、懂產業的人參與治理，而不是只會紙上談兵、只會意識形態而不懂實踐邏輯的律師型政客。

AI治理需要中美承擔共同責任

大灣區評論：

您曾警示，中美在AI上不達成共識會很麻煩。現在中美在AI競爭層面上出現了“邊談邊卡”的新局面——一邊激烈競爭，一邊考慮啟動官方對話機制。這次“習特會”能邁出一步嗎？

鄭永年：

這個問題上，我特別同意基辛格先生的看法。他晚年最后一次來中國，關心的就是中美AI問題，尤其是新技術條件下的均勢問題。

傳統均勢有兩種：一是大國之間或者國家集團之間的力量平衡，靠平衡維持和平；二是美蘇冷戰時期的核威懾。AI時代的復雜性在于，它可能和核武器結合，也可能嵌入各類軍事系統。更棘手的是，核武器尚可鎖進武器庫，而AI是一種生態，一旦擴散至惡意行為者手中，比如恐怖分子手中，哪怕一個人、一臺電腦就可能造成巨大破壞。

因此，中美兩國既要在發展AI上競爭——這不可避免，也要同時共同承擔責任。最低限度是確保兩國不會因AI而相互毀滅，同時防止技術落入惡意行為者之手。當然，還要有更高的目標，就是讓AI真正造福人類。AI不是普通技術，而是一種新的社會生態。正如我們提出的“人工智能社會”的概念，核武器不會形塑“核武社會”，但AI將深度嵌入每一個人的生活。

5月11日，一架美國空軍波音C-17環球霸王III運輸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這架飛機是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訪問做準備（圖源：CFP）

技術擴散不可阻擋

反制美國是為了理性

大灣區評論：

美國一直想在高科技領域“卡中國脖子”，又舍不得中國市場。如果特朗普拿芯片換市場，我們能拿稀土、訂單換技術嗎？

鄭永年：

稀土出口新規出臺后，美國對華芯片出口管制也隨之出現了微妙變化。以H200芯片為例，美方態度經歷了從嚴禁出口到有所松動的轉變。盡管美國財長聲稱中國并未采購其芯片，具體情況尚待觀察，但政策調整的跡象已然發生。

我們的反制措施，無論是稀土新規還是阻斷法（《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其初衷并非惡意制裁，而是中國傳統智慧“止戈為武”的體現：如果你“卡我們的脖子”，我也能“卡你的腰”，核心目的是通過反制促使雙方回歸理性。面對美國頻繁濫用長臂管轄，中國自然可以采取相應的正當反制措施。中國如今已是全球第一大市場，眾多經濟體在與美國保持貿易往來的同時，同樣與中國利益交融。中國完全有能力促使其他國家在中美博弈中進行理性權衡，而非盲目地一邊倒追隨美國。

從更深層次剖析，當前美國許多政治人物并不真正了解經濟與技術的實際運行規律。美國政界多為法律背景出身，“律師治國”的特征非常明顯，而我國則更多由工程師與技術官僚參與治理。相比之下，工程師對技術演進與產業運行的認知更為透徹；反觀美國國會中的許多議員，對這些專業議題缺乏實質性了解，卻依然抱有中國單方面依賴美國的天真又錯誤的觀念。

當下的美國在某種程度上與晚清頗為相似——明明落后了，還覺得自己是“天朝上國”。如今美國的部分精英群體也陷入了類似的盲目自大的心態。

技術擴散是一種自然規律。回溯歷史，美國的崛起離不開對英國經驗的借鑒，德國的發展同樣如此。再往前追溯，世界諸多文明都曾吸收過中國的“四大發明”。只要人類社會保持流動，技術傳播便不可阻擋。這種傳播并非壞事，其帶來的正向外部性對本國及他國均有裨益。

西方過度強調知識產權的絕對化，本質上是資本邏輯的極端化。知識一旦產生，天然具有公共屬性，不應被完全私有化——否則教育、科研與傳播知識的根本意義便無從談起。資本的過度主導，既阻礙了世界的均衡發展，也破壞了美國自身的內部均衡。當今美國社會各階層嚴重分化，其癥結正源于此。

我們在洞察美國種種行徑背后動因的同時，更要認清中國自身的獨特優勢。只有深刻理解美國的底層邏輯，才能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應對政策。僅停留在情緒化的批評指責無濟于事，任何高瞻遠矚的政策，都必須建立在客觀、理性且深刻的理解基礎之上。

中國的稀土產量占全球的近70%。圖為日照港稀土堆場（圖源：南方周末）

談“律師治國”與

“工程師治國”

大灣區評論：

您剛才提到美國的“律師治國”。胡佛研究中心的丹·王曾指出，美國需要更多“工程師治國”，中國需要更多“律師治國”。您認同這種觀點嗎？

鄭永年：

這個說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現。工程師治國、技術官僚治理的問題，很早就有很多學者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也有很多學者研究中國的“技術治理”（technocracy）。這不是一個新的提法，只是現在被放到中美比較中來看。

美國的問題在于，律師若脫離社會與經濟現實，便容易引發弊端。過去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限，律師治國的問題尚不突出——彼時國家更像是資本的代理，律師的服務對象正是資本。但如今美國政府重新推行產業政策，貿易與科技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日益深入。若由不懂經濟與技術的人來制定這類政策，后果將不堪設想。

中國是否要效仿美國？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國傳統中，法治與德治向來相輔相成，這一模式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孔子曾言“政者，正也”，點明政治的核心在于追求公正。西方古典思想同樣重視美德，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等思想家都強調公共精神與美德在政治中的作用。馬基雅維利所論的“virtù”（德性），與我們所倡導的“德”，實則存在相通之處。

我在東南亞工作期間，也感受到了李光耀先生對“賢能治國”體系的再創造的努力。中國幾千年來有著自己的賢能治國傳統。盡管歷史上歷經分合，但選賢任能的傳統始終未被丟棄。如今的問題并非是否要保留這一傳統，而是如何構建符合新時代需求的現代賢能治國體系。

我并不認為“律師治國”是一個好方向。這種治理模式容易將社會推向一個訴訟頻發、糾紛不斷的系統。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僅靠利益權衡與法律技術來維系，還需要共同體精神、公共道德以及選賢任能的支撐。我認同“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但執行法治的主體不應局限于律師，還需要吸納那些理解社會運行、熟悉經濟規律與技術邏輯的專業人才。

西方企業從未

真正放棄中國市場

大灣區評論：

此次有不少美國大企業CEO急著隨特朗普訪華，甚至有人提前安排行程在亞洲提前等待。貿易戰與科技戰的背景下，一直有聲音稱歐美企業正在撤離中國。您如何看？

鄭永年：

要判斷西方企業是否撤出中國，需先明確撤資的背景。資本流動本屬正常現象——當一地利潤空間收窄、另一地回報更高時，資本自然會流向更具收益潛力的市場，中國資本也遵循這一規律。

但我們討論的“撤資”，核心在于其背后的驅動因素。部分所謂的外資撤離，實則由地緣政治因素所致，是特朗普貿易戰等非經濟力量推動的結果。如今這些企業急于重返中國市場，恰恰說明它們在中國仍能獲得可觀利潤——此前的離開是形勢所迫，一旦有機會便立刻選擇回歸。

中國市場的核心優勢在于其確定性。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達四億左右，預計到2035年將增至七八億；若能保持每年4.5%至5%的經濟增速，屆時中國將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經濟規模與中產群體規模都將十分可觀。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單一市場，有哪家企業愿意輕易放棄？

不少企業曾嘗試尋找替代市場，比如印度、非洲等地。印度雖人口眾多，但發展水平至少落后中國多年，且能否復制中國的發展經驗仍存在不確定性。相比之下，中國市場的確定性對企業而言尤為稀缺——資本需要穩定的預期，企業發展更離不開可預測的環境。在全球范圍內，中國這種穩定的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寶貴資源。

因此，那些被熱議的“撤資”現象，一部分是企業正常的商業布局調整，另一部分則是地緣政治影響下的被動選擇。所謂的“China Plus”策略，并非要離開中國，而是在深耕中國市場的基礎上增加其他市場選項。真正的大型企業從未完全撤離中國；個別企業的退出，更多是因在市場競爭中不敵中國企業，這屬于正常的市場優勝劣汰。

《艾奧瓦人日報》評論指出，對于艾奧瓦州等中西部農業州而言，美國的國際貿易政策走向直接決定了家庭農場的生死存亡（圖源：艾奧瓦人日報）

大灣區評論：

白宮內部為請不請企業家吵翻了，美國財長貝森特與貿易代表格里爾態度猶豫——怕商業壓倒安全，而駐華大使覺得應該多請。對此，您怎么看？

鄭永年：

這跟特朗普的風格也有關系。傳統的民主黨或共和黨政府，往往會在峰會前就把很多事情談得差不多，峰會主要起到確認作用。特朗普的風格截然不同，他更傾向于臨時應變。

安全與發展之間，必然存在利益差異。全球化亦是如此，有些企業從中受益，有些則受到沖擊。不同企業在中美交往中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有的獲益更多，有的獲益較少，這取決于各自的產業屬性和利益關聯。

比如特朗普提出中國可以購買H200芯片，這對美國芯片企業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對中國本土芯片企業來說，可能會形成競爭壓力。這本質上是利益分配問題，不僅中國國內存在，美國國內同樣存在。最終仍需看最高領導人如何判斷國家的整體利益。

任何決策都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關鍵在于領導人是選擇被各種利益牽著走，還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進行決策。特朗普在這方面的能力或許相對有限。而中國政府如果認定某件事符合國家利益，即便遭遇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也會堅定推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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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王希圣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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