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位德國將軍在抗日的關鍵時期找到蔣介石，對他講了一句狠話，一舉點中蔣介石的“要害”，卻沒能改變結局，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

1935年，法肯豪森當時擔任蔣介石的德國軍事總顧問，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上拋出了一句話，這句話講的不客氣，落在蔣介石耳中有些刺耳，卻無力反駁：“中國茍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

法肯豪森畢業于德國軍校，經歷過幾十年的軍旅生涯淬煉，軍事能力不俗，戰略眼光也不低。但法肯豪森這一次來中國當顧問，卻不是“國際援助”這么簡單，倒更像是一種時隔30多年的自我救贖。

原因很簡單，法肯豪森當時雖然站在中國的立場，但30多年前，他卻曾經參與了八國聯軍，對中國的土地實施過侵略。昔日的侵略者，30多年后卻當了顧問，幫助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這一幕實在是罕見又尷尬。

但必須承認的是，法肯豪森這一次并沒有存什么壞心思，確實是以一名純粹的軍人身份，在戰略、戰術上給出建議。而法肯豪森送給蔣介石的這句話，就是頗具高度的“精準定位”，精準的點中了蔣介石的“軟肋”。

了解蔣介石的讀者都清楚，蔣介石的“軟肋”實在太多了。與其稱之為“軟肋”，不如稱之為“短板”。

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任人唯親，他身邊的那些國民黨高級將領中，有多少都是諸如劉峙、湯恩伯之流，這樣的人當高級將領，手握重兵，能打勝仗才真是怪了。但偏偏有能力的人在蔣介石身邊遭受排擠，無法施展才華。

但對于這些蔣介石身上的“毛病”，法肯豪森已經沒有精力關注，他給蔣介石的東西，不涉及國民黨的內部派系傾軋，只著眼于當時的抗日形勢。

在法肯豪森眼中，中日之間的戰爭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必然的“地緣碰撞”。可見，法肯豪森當時對日本并非是一無所知，反而定位相當清晰。但當他帶著德軍的參謀經驗審視了號稱170萬軍隊的中國軍隊時，卻不免搖頭嘆息。

因為如此龐大的軍隊數量，表面看上去似乎可以與侵華日軍匹敵，但戰爭真正的戰斗力，看的是精銳的作戰能力。而當時的182個師，46個旅的中國軍隊中，現代化部隊竟然只有一個師的兵力，根本不具備戰勝日軍的實力。

日軍雖然國土面積小，但日本當時的工業產能卻很高，軍隊的武器裝備也精良，海軍更是排在世界前三的位置，哪怕是強大的美國海軍，日本海軍也有能力碰一碰。

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法肯豪森沒有因為自己的立場而給出帶有偏頗性的建議，而是在雙方真正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寫了一份《關于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

該《關于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寫成于1935年8月，其中不僅寫明了當時的國內局勢，甚至還對未來的抗戰進行了推演。后來很多戰史研究者將其與抗戰經過作對比，發現法肯豪森當時的推測實在是太精準了。

在那個時候，國民政府內部最流行的是“速勝論”，以及“高度依賴國際調停”的幻想。其中，蔣介石受后者的影響非常大，直到全面戰爭打響的時候，甚至在淞滬會戰的準備期間，蔣介石仍然沒有下定抗戰決心，仍然寄希望于國際調停，這是淞滬會戰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法肯豪森對這兩種流行的論調，持明確的否定態度。他認為，華北是必爭之地，但不是死守之地。所以，防線應該盡量向北推進，在保定、滄縣一線設立防線，遲滯日軍的進攻，避免過早陷入被動。

最重要的是，要安排重兵駐防長江流域，否則日軍一旦過江，無險可守，中國被一切為二后，再也無法實現全國動員。

法肯豪森清晰地意識到，中國最大的優勢不是武器，而是空間。因此，法肯豪森在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劃定了一個超大的三角區域，并在這片區域規劃出一場“以空間換時間”的消耗戰。

中國土地幅員遼闊，遠非日本這種彈丸小國可比。日軍雖然武器裝備精良，但想鯨吞中國仍屬癡心妄想。一旦日軍的兵力分散，就會出現被逐個擊破的戰機。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形勢就有可能出現翻盤的轉機。

但必須要注意的是，法肯豪森的這種“靜待時機”，與蔣介石寄希望于國際調停，完全是兩碼事兒。一個是主動，一個是被動；一個是具有落地的可行性，一個是純粹的奢望。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法肯豪森一手抓訓練，一手抓防線，在上海到南京一線設計了著名的“中國的興登堡防線”。與此同時，法肯豪森還訓練出幾支德械師（如87師、88師），給中國軍隊平添了不小的戰力。

但讓法肯豪森憤怒的是，1938年取得臺兒莊大捷后，中國軍隊卻沒有乘勝追擊，給了日本快速集結重兵反撲的機會，導致徐州很快淪陷了。

法肯豪森雖然憤怒，但仍然寄希望于戰勝日本。只不過，國際形勢出現了變化，德國在1938年開始與日本結盟，法肯豪森被調離了中國。

臨行之際，法肯豪森作出保證，不會泄露中國的軍事機密給日本。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法肯豪森帶領團隊直飛德國，避免繞道日本出現意外，體現出一個軍人的職業操守。

而法肯豪森送給蔣介石的那句話，“中國茍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既是在點名當時的抗日形勢，也是在點醒蔣介石本人，勸他不要再寄希望于國際調停。如果自己不能拼命守衛國家，就不會有人挺身而出來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