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他們偶然地、或被裹挾著踏上了學術打假的道路，因為對于造假，他們可能比別人更強烈地感到“必須有人站出來維護秩序”。彼時的高歌猛進充滿了激情，但過程大多是磨人的和充滿壓力的，有人甚至會遭遇恐嚇。他們還好嗎？它們對更多的打假者和科學共同體有什么話想說？

　　編譯 | 周立新

　　Jennifer Byrne從未想過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是被選入Nature（《自然》）雜志“2017年度十大人物”[1]，而上榜的原因竟是“論文打假”：她的戰績是讓Nature撤回了5篇含有基因序列錯誤的文章。在雜志刊登的照片上，你能從她的臉上看出一種執著的態度：“零容忍”。

　　Jennifer Byrne

　　在成為“職業打假斗士”之前，Jennifer Byrne是澳大利亞Westmead兒童醫院的一名科研人員，從事癌癥基因組學研究。與大多數同事一樣，她白天搞科研，晚上陪家人，順便找找基因組學論文中存在的錯誤。有“重大發現”的那天晚上，和以往并無任何不同：那是2015年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她照例把孩子安頓在客廳里，家人們在看電視，她則坐在房間角落里的電腦前。她靈機一動，想看看自己之前的研究領域現在發展得怎么樣，順手輸入了幾個領域內的關鍵詞。很多科研工作者都會這么干，但Byrne的領域相對冷門，學術成果也相對少得多。很快，屏幕里跳出來搜索結果，有5篇論文與她之前工作的相似度極高。

　　想象一下Byrne此刻的心情，驚喜？錯愕？疑惑？她認真查看了這幾篇論文，它們聲稱觀察到癌細胞中某個基因失活的效應，但她卻看到實驗中使用的DNA序列甚至是錯的。雖說論文也有可能出錯，但憑借一名科研人員的直覺，她還是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這些文章可能是抄襲。

　　Byrne呆坐在那里。震驚之余，她心里滿滿的想不通。大量低劣的圖表、拼湊的數據，大段的重復性文字拼湊起來的文章，簡直就是“無中生有”，怎么可能就正式發表了？同行評議呢？專家們都干了些什么？一時間，她無法抑制地哭了起來。

　　后來，她看到Science（《科學》）雜志2013年就已有一篇揭露“論文工廠”的文章[2]，說某些論文其實是交易的商品，一時間五雷轟頂，仿佛所有信念瞬間崩塌。

　　沒過多久，Byrne正式進入科學論文調查領域。

　　她首先選定了一位合作伙伴Cyril Labbé，是法國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 University Grenoble Alpes in France）的語言學家。他們開發了一個論文查重程序Seek & Blastn，可以提取論文中提到的核苷酸序列，然后與核苷酸公共數據庫進行交叉核對，檢查它們是否和文中要標靶的人類基因相匹配，也就是檢查作者使用的基因序列是否正確；對于每一個不匹配項再進行人工復核。

　　http://scigendetection.imag.fr/TPD52/Vb/

　　他們評估了Gene（《基因》）雜志在2007-2018年間發表的7400篇原創論文，以及Oncology Reports（《腫瘤學報告》）在2014-2018年間發表的3800篇開放獲取論文，發現存在核苷酸序列錯誤的文章分別占2%和12%。隨后，他們又對癌癥遺傳學三個不同領域的600余篇論文開展了分析，發現有25%的論文都存在核苷酸序列錯誤的問題。[3]

　　在Byrne心中，這些越來越多的問題不斷喚起那個周六晚的感受，最終讓她下定決心舉報這些情況。

　　她首先向雜志社舉報，希望能夠開展調查。

　　與此同時，Byrne和Labbé一起繼續分析了大量的可疑論文，并以共同通訊作者身份于 2016年底在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信息系統前沿》)發表了論文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describing single gene knockdown experiments in human cancer cell lines”，不僅細致比較了此前她發現的5篇問題論文中存在的錯誤及處理結果，還同時曝光了另外48篇高度相似的論文。[4]

　　這無疑是給學術界扔了一顆雷。

　　再后來，Byrne從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獲得經費，專門聘請了一名全職人員追蹤可疑論文。澳大利亞政府也曾經給予她資助。

　　如今，Byrne已經不再從事實驗室研究工作，在她心中里，“打假”的重要性遠遠大于具體的科研項目，前者可能對科學事業的貢獻更大。相對于實驗人員幾年工作完成一篇論文，“論文作坊”的發表周期是幾周，甚至可能是幾天。這簡直太不可思議，讓人沒法接受。必須有人站出來維護這個秩序。盡管打擊“論文作坊”還需要證據，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科學離不開信任。

　　Leon Reteig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需要在博士期間更改研究方向，竟然是因為一篇錯誤的論文。當然，受影響的不僅僅是畢業時間，還有很多難以言盡的、甚至是未可知的方面。

　　2018年，Leon Reteig正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不同刺激對大腦的作用。可是在一次重復同門師兄Heleen Slagter的實驗時，始終得不到一致的結果。經過仔細分析，Reteig發現師兄的論文有錯，錯誤很可能來源于數據后期處理：Excel軟件在處理數據時，表格中夾帶的一個錯誤代碼對原始數據進行了統計學意義上的校正。這個錯誤雖然很小，但足以令實驗結論謬以千里。師兄的實驗結果已經在2015年正式發表，現在能做的大概只有聯系雜志社撤稿，畢竟否定已有的結論不太好看。為了畢業，Reteig被迫更改了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顯然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師兄的論文在2021年才完成撤稿，這時，Reteig已經是另外一所大學的博士后了。

　　如何處理問題稿件，大概也是雜志社或者出版商最頭疼的問題。盡管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簡稱COPE）建議期刊要對舉報人給予回應，但真的落實到具體行為，不同期刊的反應卻不盡相同。

　　在The Scientist雜志發起的一項調查中，Springer Nature, AAAS, PNAS, PLOS, Cell Press，以及 eLife等期刊均表示將嚴格執行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的要求，愿意接受舉報并積極開展調查。的確，像Cell、PNAS和Nature這樣的期刊是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處理舉報問題，但在海量的期刊群體面前，這么幾本期刊就顯得微不足道了。retraction Watch（撤稿觀察網
www.retractiondatabase.org）的網站創始人Ivan Oransky總結說，找一些無關痛癢的借口搪塞一下，大概已經算是有回應了，還有更多不講誠信的雜志社，編輯們往往不作回應，也可能以后會做點什么，但“以后”會很遙遠，遠到不用指望。惟有retraction Watch將這些故事都記錄在案。

　　沒有一個舉報者不看重舉報結果。Byrne的團隊不斷和期刊編輯聯系，但結果卻并不理想。她們一共舉報了300余篇論文，涉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國際臨床與實驗醫學雜志》），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國際生物醫學研究》），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生物技術與應用生物化學》）等多家期刊，可最終得到的反饋卻并不多，不免讓人感覺這簡直是在浪費政府資源。于是Byrne團隊繞過雜志社，直接找到出版商。

　　英國牛津大學的Hampton Gaddy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

　　Gaddy注意到Victor Grech這個名字是因為一篇關于1918大流感的文章，他懷疑這篇文章涉嫌抄襲。經過搜索，他發現Grech不僅論文眾多而且涉及題材廣泛，僅僅是取材于電視節目Star Trek（《星際迷航》）的相關論文就多達30-40篇，甚至還有一篇預測全球將有5億人死于COVID-19的文章。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所有文章均發表在Early Human Development（《早期人類發展》）上，要知道，這可是一本兒童健康方面的雜志。

　　Gaddy先是寫信給期刊，同時按照網友建議聯系了出版商。兩天后，他收到了一份來自出版商的回復，感謝他的舉報。

　　根據Retraction Watch的記錄，Grech名下的93篇論文，要么被撤回，要么被標注為問題論文。但是，期刊編輯始終沒有回應。

　　如果舉報情況屬實，對有問題的論文進行處理即可；倘若被舉報人不承認造假，事情往往會變得十分棘手。曾有這樣一場耗時數年的學術糾紛，堪稱經典：

　　故事的主角是兩位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一位是來自哈佛大學的Elizabeth Phelps ，一位是來自比利時魯汶大學（KU Leuven）的Tom Beckers。

　　2010年，Phelps在Nature（《自然》）雜志發文，提出一種復雜行為干預法，用以消除一個人對恐懼的記憶。

　　2015年，Beckers打算重復Phelps的實驗。但是，工作剛剛開始就發現了問題：如果按照論文所述的方法篩選樣本，可能幾輪篩選過后就無樣本可取了。那實驗結論的可信度在哪里？

　　順理成章的，Becker找到 Phelps提出問題，Phelps爽快地提供了詳細的實驗記錄，甚至包括原始數據。幾輪溝通下來，Phelps也發現了問題出在哪里：樣本數沒有問題，只是論文中的篩選方法寫錯了，應該是任意排除法，而非論文中提到的確定排除法。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Phelps和她的合作者于2018年在Nature發表了一篇補充文章，對2010年論文中的實驗情況進行了補充說明。

　　按理說，故事發展到這里應該結束了，但，并不。

　　Beckers轉身給Cortex（《皮質》）雜志投遞了一篇文章，標題即說明此文是針對Phelps 2010論文的一份“核實報告”（a verification report）。

　　這篇“核實報告”不僅指出樣本篩選方法的錯誤，還給出了重復試驗的結果。巧的是，這篇論文在同行專家評審中遞到了Phelps手中，同時附送的還有編輯的一篇評述性文章，將Phelps事件上升到科學誠信的高度，稱大名鼎鼎的Nature發表這樣一篇論文簡直荒誕，然后附上若干佐證材料。

　　Phelps自然十分惱火。在經歷了一番復雜的交涉之后，Phelps承認“這不是一篇完美的論文，存在瑕疵”。但是，在寫給 The Scientist 雜志的郵件中，她一直申辯說論文中的問題并不算是什么大問題（“there were no more issues with the 2 experiment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an other studies.”）[4]。

　　2020年8月，Beckers的“核實報告”正式發表，掀起新一輪關注。兩個月后，Phelps再次發表文章稱，經過對2010年實驗原始數據的重新分析，他們認為結論有效，算是對Beckers批評的回應。

　　Beckers團隊當然不甘示弱，于2021年7月再度發表文章，提出反駁意見，堅持認為Phelps等人（2010）的實驗結果存在嚴重缺陷。

　　Beckers和Phelps的纏斗不論多么激烈，雙方還是能秉持學術文明，把斗爭控制在學術領域內的。但也有些爭斗走向了法庭，雙方對簿公堂。

　　Paul Brookes是美國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一名研究員，長期從事線粒體研究工作，私下里他運營了一個博客名為science-fraud.org，從名字就可以大致看出博客的主題。他匿名在博客上曝光一些數據造假的論文，僅僅6個月就曝光了275篇明顯存在問題的論文。

　　2013年1月2日，一封匿名郵件出現在一些科學家和大學管理人員的郵箱里，羅切斯特大學校長也收到了這封郵件。郵件中披露Brookes是science-fraud.org博客的主人，并稱將對他的曝光行為提起法律訴訟。

　　迫于壓力，Brookes最終刪除了文章。現在他偶爾會在自己實驗室主頁上曝光一些問題論文。事實上，Brookes共收到了6次法律訴訟威脅，不過都沒有發生過實際的訴訟。

　　訴訟不僅針對個人，同樣也可以針對媒體，PubPeer網站也曾經當過被告。

　　PubPeer.com是一個可以進行“發表后同行評審”（post-publication peer review）的科學論壇，科研人員注冊后可以對已出版的論文發表匿名評論。因此，PubPeer往往會扮演“舉報平臺”的角色。

　　2016年，來自美國韋恩州立大學 （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的病理學研究員Fazlul Sarkar起訴PubPeer網站，因為論壇上有人匿名指控他學術不端，Sarkar想要獲取這些匿名者的實名信息，但他敗訴了。

　　2021年，PubPeer網站披露了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Aix-Marseille Université）微生物學家Didier Raoult的60多項研究可能存在問題，舉報人是著名的職業學術打假人、微生物學家Elisabeth Bik。為此，Bik以及一名共同經營PubPeer網站的神經學科學家被告上法庭，罪名是“勒索”和“騷擾”。

　　相對來說，舉報人被告上法庭的案例數量并不多，但寒蟬效應是巨大的。

　　當一個科研人員經歷過重復實驗失敗，當他/她發現面對的只是一堆文字、圖表堆砌起來的不知道是什么東西的“玩意”，可能會選擇舉報。但舉報大概只是一個熱烈的開始，因為學術舉報牽涉到研究人員、雜志社、出版商等眾多方面，大家的態度隨著事件的發展是在不斷變化的。

　　Byrne和她的伙伴是舉報人里最勤奮，也是最高產的，他們的記錄是標記了712項錯誤使用的DNA序列。此刻，她的感覺是疲憊。

　　Reteig的舉報雖然很快得到了回應，但他不僅沒有放下心來，反而越來越擔憂論文錯誤問題，畢竟還有更多論文都隱藏著類似拼寫錯誤、Excel自動更正基因名稱而帶來的錯誤……他希望研究人員在公布研究結果的同時，也能公布原始數據和使用的分析軟件等信息。

　　Gaddy目前正在攻讀人口學碩士學位。作為retraction Watch的忠實讀者，發現有論文造假的那一刻他顯然不能接受。但經歷過這一輪舉報后，他感到最令人難受的還是那些論文竟然能發表，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關于COVID19的假論文讓人不能忍。另一方面，他又意識到，論文里的東西太多了，其中大多數內容可能都無關緊要，也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

　　作為Biomarker Insights（《生物標志物洞察》）雜志的編輯，Byrne著眼于出版業。她認為出版業需要做出一些流程上的調整，譬如說對于已經發表的論文給予更長久的跟蹤。

　　對于眾多打算舉報的人來說，可能還是Oransky的建議看起來更中肯：舉報前請做好受冷落的準備，不要對雜志社報有太多的期待。

　　似乎是繁華過后的寂寥，又像是狂歡過后的冷靜，但這都是經歷過之后才有的真實反應。

　　參考文獻

　　[1] 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17-07763-y/index.html

　　[2]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42.6162.1035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2136-y

　　[4]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16-2209-6

　　編譯來源：
https://www.the-scientist.com/careers/when-researchers-sound-the-alarm-on-problematic-papers-6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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