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對于士大夫一詞，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很少人知道的中國的最后一個士大夫是誰。他便是汪曾祺，是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蘇省高郵市，大學讀的是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1963年12月下旬，北京京劇團為了將上海滬劇團的滬劇《蘆蕩火種》改編成京劇搬上舞臺、專門成立了創作組。創作組由汪曾祺、楊毓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組成。

1964年夏天，京劇版《蘆蕩火種》完成后、參加了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同時，主席還對此劇提出了幾點具體的修改意見，并建議說：“故事發生在沙家浜。中國有許多戲用地名為戲名，這出戲就叫《沙家浜》吧。”

為什么要改名呢？主席的解釋是：“蘆蕩里都是水，革命火種怎么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

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成京劇，其實是江青交代的任務。如今，京劇《沙家浜》中的《智斗》、《授計》、《斥敵》等橋段都已成為久演不衰、膾炙人口的折子戲，但在當時改編這出戲時，開始進行的并不順利。

第一稿的改編比較粗糙。江青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改編完成后進行的首場彩排，江青看了后大失所望，隨后讓警衛秘書打來電話，要求再改、改好了再演。汪曾祺是這個京劇本的主要執筆者，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在這部戲上頗下了一番心血，其文學功底被派上了大用場。

沈從文和汪曾祺（左）

比如、《智斗》那場戲，阿慶嫂唱完“司令常來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樹好乘涼”之后，刁德一接著追問：“新四軍久在沙家浜，這棵大樹有陰涼，你與他們常來往，想必是安排照應更周詳？”

刁德一此言埋藏著險惡用心，阿慶嫂識破后、不露聲色地唱道：“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么周詳不周詳？”

這一段的西皮流水“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在傳統京劇中少見的，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汪曾祺卻用五言，他覺得這樣才能烘托出氣氛。特別是，這段唱詞中的核心一句“人一走，茶就涼”，是汪曾祺在這部戲里琢磨出來的“原創”，不是從什么地方抄來的。后來，這句話成了人們生活中常用的熟語，“人走茶涼”。

再次修改后，戲中唱詞變得俗中見雅、淺處見才、透示出濃厚的京劇韻味，并得到了江青的欣賞。在后來觀看彩排時，她問陪她看戲的肖甲：“詞寫得不錯，誰寫的？”肖甲據實相告，江青才知道有個汪曾祺，從此二人結識。

接下來，江青對于劇本的修改，給出過不少的具體意見。比如《智斗》一場，原來只是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背供”（旁白)唱。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進矛盾里來，這樣不但可以展開三人之間的心理活動，在舞臺調度上也可以出點新東西。

在“風聲緊”唱段，原來有一段念白：“一場大雨，湖水陡漲。滿天陰云，郁結不散。把一個水國江南壓得透不過氣來。不久只怕還有更大的風雨呀。親人們在蘆蕩里，已經是第五天啦。有什么辦法能救親人出險哪！”

這段念白，韻律感較強，是為了便于叫板起唱。但江青認為這是“太文的詞兒”，于是改成“刁德一出出進進的，胡傳魁在里面打牌…”這樣一來，就成了大白話，一點也不“文”了。

汪曾祺與妻子施松卿

汪曾祺與妻子施松卿

文革開始后，汪曾祺曾經被批判為‘’老右派，新表演”。后來，在被“解放”時，他在群眾大會上說了這樣一句話：“江青同志如果還允許我在‘樣板戲’上盡一點力，我愿意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就是這幾句話，在“四人幫”垮臺后，他被當眾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不知檢查多少次。汪曾祺回憶說：江青對劇組的文人包括他本人，還是相當客氣的。文革期間，曾出版過一套線裝版的《毛澤東選集》，相當珍貴稀少，江青卻親自簽名送給了汪曾祺一套。

汪曾祺還曾得意地說過，自己是唯一一個敢在江青面前抽煙和翹二郎腿的人。到了晚年，汪曾祺曾有這么一段回憶。他說，當時場面上的那些高級首長見了江青，一個個點頭哈腰、奴顏卑膝地跟孫子似的，文革過后，好像一個個又都成了大義凜然、敢于反對江青的英雄。

他說，我對于許多同志對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處……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胃大面積出血在北京友誼醫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