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西方常規戰爭的視角來分析伊朗戰爭，但這場戰爭帶來的教訓，與“常規”相去甚遠。事實上，這些教訓帶有鮮明的起義戰爭性質。

冷戰時期尤其如此，西方戰后軍事思路的核心，是通過采購先進、昂貴、裝備精良的彈藥和戰機，來壓倒任何軍事對手。奪取制空權，并高度依賴空中轟炸，也就是空戰，構成了其教義性的戰術基礎。

爭奪投資以及隨之而來的技術創新，被視為與蘇聯對抗中的關鍵因素。類似地，海戰理論的重點，則是不斷投入更大型的航空母艦，以及與之配套的海軍支援艦艇。

在伊拉克地面戰爭中，“沙漠風暴”行動依賴的是坦克突破對手防線。不過，到了21世紀的烏克蘭，這一思路已被西方放棄，轉而采用由無人機在前線實施的塹壕戰。

大舉投入高端裝備的理論，推動了美國軍工復合體的發展。而這種模式再疊加美元霸權，又給了美國一種獨特優勢：可以“印美元”，為這類額外且高昂的高端裝備支出埋單。

隨后，2026年的伊朗戰爭到來。其非對稱作戰模式打亂了傳統常規戰爭理論。伊朗并沒有追求制空權，而是用導彈來控制空域。

伊朗沒有把重點放在地面軍事基礎設施上。相反，其導彈庫、發射設施以及相當大一部分導彈生產能力，被分散部署在伊朗廣闊的地理空間內，并深埋于山脈中開鑿出的地下城市。

不過，非對稱作戰方式最關鍵的變化，在于廉價且容易獲得的技術部件開始大量出現。西方在每一枚攔截彈上花費數百萬美元，而伊朗及其盟友的花費只有數百美元。

因此，美元霸權曾經帶來的優勢已經消失，反而變成了劣勢。美國彈藥成本高昂，工程體系又極其復雜，結果就是供應鏈僵化、生產周期漫長、武器庫存極低。

美國武器所謂的技術優勢，也正被那些使用廉價技術部件的地下工坊所削弱。這些工坊不斷催生創新，經過非正式測試后，再由軍事當局吸收并擴大應用。

這一趨勢在俄羅斯軍隊中尤其明顯。最初由私人實驗室開發的技術，經過測試后，被推廣到整個軍事體系中。這既包括技術硬件，也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創新。

同樣，真主黨利用光纖控制無人機所進行的創新，已經改變了黎巴嫩南部的戰爭形態，給以色列坦克和部隊造成重大損失。甚至有可能迫使以色列政權的“國防軍”撤出黎巴嫩南部。

海上通道中的非對稱作戰與技術創新，也正在動搖西方對大型軍艦和重型航空母艦的傳統依賴。后者如今已成了波斯灣戰爭中的“白象”：由于成群無人機和反艦導彈的存在，它們不得不遠離伊朗海岸，以至于艦載攻擊機在抵達目標前還需要空中加油，作戰能力因此受到限制。

當數十艘武裝快艇真正以蜂群方式逼近一艘常規軍艦時，這種場景本身就足以暴露后者的脆弱性。更何況，伊朗還擁有其他反艦武器。

總的來說，美國航空母艦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令人恐懼，如今它散發出的更多是脆弱感。也門軍隊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伊朗新的海上作戰戰略，還包括高速潛航無人機——用過去的說法，就是魚雷。這類無人機可以在水中停留長達4天，并配備基于人工智能的瞄準系統。

這些無人機可以從霍爾木茲海峽水面下的海底隧道中發射。

毫無疑問，伊朗的這些創新是經過長期規劃和發展的。它們的有效性，已經在與以色列和美國的沖突中得到證明。

伊朗頂住了以色列和美國的大規模轟炸，盡管遭受了嚴重破壞和損失，但它仍然控制著霍爾木茲海峽，仍保有充足的導彈庫存，并且已經使遍布波斯灣地區和被占領土的美國、以色列軍事基地失去作用。

這就是伊朗戰爭的經驗。而更大的戰略教訓在于，這場戰爭證明，西方的“戰爭方式”已經被廉價而富有創新性的技術，以及審慎的非對稱作戰規劃所超越。

西方模式當然能夠造成毀滅性破壞，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在大眾媒體和智能手機攝影的時代，這種模式由于缺乏精確運用，也會產生反作用，因為死亡、毀滅和民眾苦難都會被記錄并傳播。

第二點是，西方依然是一個笨拙的巨人，既沒有理解這種新的非對稱戰爭，更談不上提前預判。創新之所以受阻，是因為軍工復合體已經演變成官僚化的壟斷體系。

當面對一個成熟的非對稱對手時，西方戰爭模式已經顯得過時。

但另一些國家已經吸取了伊朗戰爭的教訓。比如俄羅斯，也是如此，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國家。西方不妨預期，這些教訓將被充分理解，并以不同方式運用到它正在進行的其他戰爭中。

歐洲精英或許會發現，他們支持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俄羅斯領土，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招致一種不同的回應，也就是核武器回應。相關警告已經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