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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會談中表示，他愿同特朗普總統共同為中美關系這艘大船領好航、掌好舵，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系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標志性年份。習近平強調，中方致力于中美關系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我同特朗普總統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中美關系新定位，將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系提供戰略指引，相信會受到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歡迎。“建設性戰略穩定”應該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應該是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應該是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應該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相向而行的行動。

此次會談舉行之前，鄭永年教授曾對本次會晤可能取得的成果做出精致預判，指出“中美關系有可能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此外，鄭永年教授還對中美經貿關系、兩國AI競爭與合作、臺灣問題、中東局勢等議題作出一系列前瞻研判與深入解讀。IPP評論特作整理，供讀者參考。

議題聚焦：

1.關于中美關系走向

2.關于中美經貿競合

3.關于中美AI角力

4.關于中美科技較量

5.關于西方企業在華布局

6.關于臺灣問題

7.關于美日關系

8.關于中東局勢

中美關系：兩國關系已到歷史性關口

鄭永年教授指出，在舊秩序崩塌、新秩序未明的亂局中，中美關系已經走到歷史性關口。雙方唯有基于實力政治承認現實、擺脫零和思維、建立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識，才能為兩國關系和世界秩序重構打開新的階段。

5月1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歡迎儀式。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關系已走到歷史性關口。如今，雙方已經形成“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識：對抗不僅會導致兩敗俱傷，也會加速世界秩序的解體。相較之下，基于實力政治形成的關系，反而更為牢靠，也更趨理性。在他看來，如果此次特朗普訪華能夠成為中美關系新的起點，兩國關系便有可能進入一個全新階段。

對于此次牽動中美關系走向的元首會晤及談判，鄭永年教授認為，首先要看清中美已形成“事實上的G2”格局這一客觀現實。

其次，中美關系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雙方各有所需：特朗普需要借改善對華關系應對中期選舉，中國也需要通過改善雙邊關系獲取發展空間與資源。

再次，中美經濟結構高度互補，在技術水平、市場規模、制造能力等方面各有千秋，并不存在誰完全碾壓誰。因此，農產品、波音飛機、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雙方都有很多可以談的內容。

在政治層面，雙方必須達成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識，不能讓局勢無限制惡化，而是要有邊界、有穩定機制。中美關系有一個階梯式遞進邏輯：先商貿，再政治，后安全。元首峰會正是建立政治互信的最有效機制，而后續執行部門能否真正落實，也至關重要。

在安全層面，臺灣和南海涉及中國主權，而對美國來說則是地緣政治空間問題，兩者性質不同，并非完全零和，也并非不可調和。中國可以歡迎美國在西太平洋發揮建設性作用，前提是美國不拉幫結派，不對中國進行針對性圍堵。

最后，就中美關系的長期走向而言，“美國夢”和“中國夢”是可以同時實現的，技術進步會不斷創造新的資源，若固守零和思維，雙方的路就會越走越窄，最終滑向沖突。

中美經貿博弈：在開放、發展與安全之間需要尋求平衡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不是“零和輸贏”，而是雙方基于各自比較優勢、通過交易實現互利共贏；關鍵是在非敏感領域擴大合作，在敏感領域設置底線、加強溝通，在開放、發展與安全之間尋求平衡。

4月15日，境外采購商在第139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咨詢了解帶電絕緣涂覆機器人。圖源：新華社

對于中美經貿博弈，鄭永年教授強調，中美兩國各有比較優勢。美國強在基礎科研、金融服務、生產性服務業、軟件開發以及農產品和能源供給；中國則強在應用技術轉化、實體經濟、制造業產能，以及對農產品、能源和軟件的需求。兩國經濟結構互補，只要存在彼此需求，就能把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中美經貿關系也絕非單純的雙邊問題，而是事關全球產業鏈穩定與世界經濟順暢運行的重大課題。

在農產品、能源以及部分非敏感基礎設施領域，中美擁有廣闊合作空間；在敏感領域，雙方則應秉持現實主義態度。中美均有各自的國家安全考量，即使美國與其盟友之間，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安全邊界。尤其在高科技領域，競爭不可避免，人工智能無疑是核心議題。雙方必須設置競爭底線、加強溝通渠道，避免惡性競爭演變為實質性沖突。

從宏觀層面看，鄭永年教授認為，開放、發展與安全之間需要尋求平衡。美國當前缺乏解決國內發展失衡的能力，部分政客卻將內部矛盾“外交化”，歸咎于中美關系。放眼全球，世界經濟真正的癥結并非缺乏需求，而是總體發展不足。如果中美能夠攜手推動全球發展，特別是助力“全球南方”國家發展，不僅有助于兩國可持續發展，也能為全球經濟提供動力。

中美AI角力：DeepSeek已是“拐點”

鄭永年教授指出，DeepSeek的出現本身已經是中國AI發展的“拐點”，中美既要在發展AI上競爭，也要共同承擔責任；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三者并存且相對完整，部分領域已經實現超越。

5月4日，人們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三數字生活街區的AI黑科技市集上體驗DeepSeek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圖源：新華社

關于“國產AI芯片訓練落地元年”和中國AI發展迎來“拐點”的說法，鄭永年教授認為，DeepSeek的出現本身就已經是“拐點”。DeepSeek是開源的，而開源必然會對閉源形成巨大沖擊。

他指出，中國經過數十年不懈奮斗，到“第四次產業革命”時已經躋身第一梯隊。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已經走在前頭，芯片設計也很接近，“卡脖子”主要在光刻機等工程設備上，但中國正在尋找替代路徑。中美競爭最后沒準會出現“反轉”，新能源領域已顯現出美國將來要向中國學技術的趨勢。

關于AI治理，鄭永年教授表示，中美既要在發展AI上競爭，也要共同承擔責任。最低限度是確保兩國不會因AI而相互毀滅，同時防止技術落入惡意行為者之手；更高目標則是讓AI真正造福人類。

中美科技較量：技術擴散不可阻擋，反制是為了理性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對美國高科技施壓采取反制，初衷是以“止戈為武”促使雙方回歸理性；技術擴散是一種自然規律，只有真正理解經濟與技術的運行邏輯，才能避免錯誤判斷和政策失誤。

5月19日，華為在成都正式發布兩款鴻蒙電腦，這是鴻蒙操作系統首次在電腦端正式發布，在電腦操作系統領域邁出新步伐。這是消費者在發布會后體驗鴻蒙電腦。圖源：新華社

圍繞中美科技競爭，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三者并存且相對完整。中國完整產業鏈從低端到高端皆有覆蓋，最高端領域仍在中美競爭，但部分領域已經實現超越。這并非偶然，而是歷史地位的回歸。

關于美方技術管控與中方反制，他指出，稀土出口新規出臺后，美國對華芯片出口管制也出現微妙變化。中國出臺稀土新規和阻斷法（《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核心目的都是促使雙方回歸理性。中國如今已是全球第一大市場，眾多經濟體在與美國保持貿易往來的同時，也同中國利益交融，中國完全有能力促使其他國家在中美博弈中理性權衡，而非盲目追隨美國。

他強調，技術擴散是一種自然規律。西方過度強調知識產權的絕對化，本質上是資本邏輯的極端化。知識一旦產生，天然具有公共屬性，不應被完全私有化，否則教育、科研與傳播知識的根本意義便無從談起。

在他看來，當前美國許多政治人物并不真正了解經濟與技術的實際運行規律，“律師治國”特征明顯；而我國更多由工程師與技術官僚參與治理，對技術演進與產業運行的認知更為透徹。

西方企業在華布局：難以放棄中國市場的確定性

鄭永年教授指出，所謂西方企業“撤離中國”，一部分是正常商業布局調整，另一部分是地緣政治影響下的被動選擇；中國市場的確定性對企業而言尤為稀缺，真正的大型企業從未完全撤離中國，也不會輕易放棄中國市場。

十余家美國知名企業的高管隨團訪華，其中包括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英偉達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黃仁勛、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等。圖源：華爾街日報

就近期西方輿論稱歐美企業正在撤離中國，鄭永年教授指出，首先要明確撤資的背景。資本流動本屬正常現象，資本會流向更具收益潛力的市場。

但部分所謂外資撤離，實則由地緣政治因素所致，是特朗普貿易戰等非經濟力量推動的結果。如今這些企業急于重返中國市場，恰恰說明它們在中國仍能獲得可觀利潤。相比其他替代市場，中國市場的確定性對企業而言尤為稀缺——資本需要穩定預期，企業發展更離不開可預測的環境。

因此，鄭永年教授認為，被熱議的“撤資”現象，一部分是企業正常的商業布局調整，另一部分是地緣政治影響下的被動選擇。所謂“China Plus”策略，并非離開中國，而是在深耕中國市場的基礎上增加其他市場選項。真正的大型企業從未完全撤離中國；個別企業退出，更多是因在市場競爭中不敵中國企業，屬于正常的市場優勝劣汰。

鄭永年教授還指出，安全與發展之間必然存在利益差異。不同企業在中美交往中的訴求各不相同，取決于各自產業屬性和利益關聯，最終仍需看最高領導人如何判斷國家整體利益。

臺灣問題：以實力為基礎形成共識

鄭永年教授指出，臺灣問題歸根結底不是一種“文本博弈”，而是實力的博弈；處理臺灣問題要基于實力之上的理性，在堅持和平統一路徑的同時，軟實力要軟用，硬實力要巧用，關鍵仍然是實力和戰略的綜合運用。

4月8日下午至9日中午，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國民黨訪問團在上海參訪。圖源：新華社

關于臺灣問題，鄭永年教授認為，臺灣問題歸根結底不是文本的博弈，而是實力的博弈。文件措辭固然重要，但從來不是決定因素。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提臺灣地區，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又稱美國對臺灣“基本立場沒有改變”，這種矛盾本身，就是中美實力對比變化的真實寫照。

鄭永年教授指出，臺灣問題遲遲未能解決，是因其背后有美國和日本因素支撐。但現在格局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處理臺灣問題要理性，基于實力之上的理性。以實力推進國家統一，輔助于話語，這大概率是未來的方向。

他強調，中國仍未放棄以“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這本身就是中國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明確信號。在實力對比嚴重傾斜的情況下，臺灣地區如果在美國或日本支持下“鋌而走險”，最終最大的受害者必然是臺灣民眾；美國也很可能因此被卷入一場并非必要、也毫無勝算的軍事沖突。

鄭永年教授認為，主權問題一定會加快解決。從經濟規模、技術、工業產能和國家意志等方面看，當前可謂是解決臺灣問題條件最為成熟的時期。但理性的戰略在于，既要看到能力，更要懂得如何運用能力，軟實力要軟用，硬實力要巧用。

關于臺灣問題上是否存在值得警惕的“灰犀牛”，鄭永年教授表示，中國實力擺在那里，基本盤不會改變，臺灣問題只能進，不能退，也不會退。就中美關系而言，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在于設計一種安排，使中國的核心主權關切得到有效保障，同時美國的地緣政治空間也能得到尊重。“一國兩制”本身就是為此設計的制度方案。只要臺灣不成為反大陸的基地或者橋頭堡，不同的內部治理體系安排是可以接受的。

中-美-日關系：要高度警惕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

鄭永年教授指出，日本正在全面調整外交方向，試圖拉住或者挾持美國來針對中國，中國必須高度警惕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既要增強自身綜合實力，也要防止美國被日本綁架、拖入不必要的對華沖突。

日本國會眾議院上月以壓倒多數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計劃最快于7月正式啟動“國家情報局”組建。圖源：路透社

關于當前美日關系，鄭永年教授認為，日本正在全面調整外交方向，試圖拉住或者挾持美國來針對中國。對日本日益瘋狂的野心、極度的冒險精神和積極推進的戰略布局，必須予以高度警惕，任何疏忽都可能導向顛覆性戰略錯誤。尤其要防止日本綁架美國，成為“東亞的以色列”。

鄭永年教授指出，二戰以后，美日在政治、安全和利益網絡上深度綁定，政策影響是雙向的。因此，不能低估日本在美國政壇的話語能量，更不能將其簡單視作日本一國的事務，而應將其看作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區域性戰略變量。

他認為，特朗普恐怕不希望日本變成“東亞的以色列”。中東戰事已使美國被以色列牽制其中；如果東亞再出現一個類似角色，美國恐沒有能力承受。

鄭永年教授認為，日本現在的目標是“國家正常化”，并圍繞這一目標進行密集布局，意在擺脫歷史枷鎖、打破戰后秩序限制，獲得不受地緣約束的行動能力。更不能忽視的是，日本所有這些舉動都是在針對中國的思維構架中建構和實施的。一旦日本實現這一目標，將對中國和整個東亞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必須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不斷增強自身綜合實力，令日本不敢僥幸冒險；另一方面與美國保持溝通機制，避免美國充當日本的代理人，被拖入不必要的對華沖突之中。

中東局勢：美國難以“快刀斬亂麻”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以伊沖突本質上是一場持久戰，美國難以“快刀斬亂麻”。中國將在中東事務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但不會用朋友做交易；在中國外交實踐中，美德與道義始終在國家戰略中扮演關鍵角色。

近日在接受采訪時，特朗普稱，伊朗正面臨收入來源被切斷的局面。特朗普還表示，他確信能夠阻止伊朗研發核武器，稱“這僅僅是時間問題。”圖源：路透社

關于當前美以伊沖突，鄭永年教授認為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伊朗與以色列的矛盾，背后是宗教、文明和地緣政治的長期沖突，本質上是一場持久戰，美國難以“快刀斬亂麻”。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伊朗問題依然是本次中美會談的一個議題。伊朗外長日前緊急訪華，本身就體現了中國在中東事務上的重要性。美國單獨解決不了伊朗問題，多次釋放信號，希望中國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中國盡管不能在美國和伊朗之間作簡單選擇，但也難以置身事外。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關鍵海上通道一旦卷入沖突，全球貿易秩序都將陷入劇烈震蕩。

關于伊朗是否會成為中美交易籌碼，鄭永年教授認為，這種想法是典型的西方馬基雅維利式思維。中國外交思想不僅關乎現實利益，更包含道義與美德的強大內核。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曾概括：美國慣用的是“權力”（power），而中國更重“德行”（virtue）。

在中國的國際關系實踐中，僅用利益算計無法解釋其行為邏輯，美德與道義始終在國家戰略中扮演關鍵角色。以中非關系為例，中國始終強調言出必行、信守承諾，幾十年來從未真正背叛過任何一個朋友。

*內容整理自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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