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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乘專機從成都飛往臺灣，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基本宣告結束，但在中國的西南部，近百萬人正端起槍，準備和新中國再決雌雄。

他們的名字叫土匪。

那段時間，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前四川省政府主席鄧錫侯等人相繼通電起義，并發出"活捉蔣匪"的通緝令，試圖戴罪立功，向新中國繳納一份投名狀。

蔣介石能乘機離開成都，屬于是死里逃生。

據專機機長衣復恩回憶，那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坐在飛機里一言不發。

隨著蔣介石的身影漸漸遠去，劉鄧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正以極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南。他們僅僅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便以傷亡6000人的代價，殲滅國軍90余萬、解放2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7000萬人口，速度快的近乎夢幻。

然而，因為土匪的存在，劉鄧用三個月解放的大西南，必須用十倍、百倍的努力來整頓、治理，將新中國的旗幟插在這里，讓這片古老的土地舊貌換新顏。

這件事，他們整整做了三年。

2

西南地區剛剛解放時，小平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報告，其中一句是“到處土匪蜂起”，初步估算，數量在百萬左右。

這句措辭是非常嚴重的，要知道，遼沈戰役時國軍總兵力55萬，淮海戰役80萬，平津戰役52萬，現在西南一地的土匪，就比三大戰役中任何一戰的敵軍兵力都要多。

可以說，西南土匪的分布非常廣泛、實力非常雄厚，剿滅難度遠超其他地區。

那，西南的百萬土匪，到底是從哪來的？

其實，西南的土匪主要分為七種。

第一種是國民黨正規軍殘部。

早在二野解放西南以前，蔣介石就在西南地區設立"游擊干部訓練班"，刻意培養打游擊、搞破壞的反動軍官。等到二野解放西南，又有大批國軍潰兵進入山林，和那些反動軍官合流。

第二種是軍閥殘部。

清末民國以來，西南地區的軍閥混戰達到四百次以上，留下姓名的軍閥就有劉湘、劉文輝、田頌堯、楊森、范紹增等四十余人。那些在混戰中失敗的軍閥部隊，便大量流入民間，落草為寇。

兵變為匪，由此成為西南獨有的底色。

這兩種是西南土匪中實力最雄厚的。

第三種是軍統和中統的特務。

蔣介石飛往臺灣不久，便命令保密局長毛人鳳，策動潛伏在西南地區的特務制造暴亂，并給某些特務頒發中將、少將、總指揮之類的委任狀，試圖在西南建立一個"陸上臺灣"。

為了加強聯系，蔣介石還出動飛機，給這些特務們空投10次，輸送電臺13部。

他們是西南土匪中最影響社會治安的一種。

第四種是袍哥。

自從清朝以來，袍哥就是盤踞西南的民間秘密組織，盡管袍哥分為清水袍哥和渾水袍哥，但不論如何，他們的本質都是匪。

第五種是地主惡霸及其私人武裝。

這種不必多說，向上勾結貪官污吏、向下欺壓貧苦農民的就是他們。

袍哥和地主，便是西南土匪中分布最廣的兩種。

第六種是某些邊疆少數民族的世襲統領。

第七種是慣匪，以持槍搶劫為生，世代相傳、流竄作案，沒有政治色彩。

揭開土匪的真實身份，你會發現，西南地區的七種土匪，每一種都對應舊中國的一個角色：潰敗的舊軍隊、地方軍閥、潛伏的特務、民間會黨、地主惡霸、土司頭人、世代慣匪。

他們盤踞西南，其實就是舊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具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南剿匪便不是簡單的治安問題，而是如何改造社會結構的宏大命題，唯有徹底推翻舊中國的基層社會結構，才能消除土匪存在的土壤，唯有在廢墟上另起爐灶，才能確保西南地區的長治久安。

3

雖然西南的土匪問題嚴重，但解放軍剛解放西南的時候，普遍存在輕敵情緒，認為大江大海都過來了，剩下這些土匪算什么？結果在1950年初，解放軍接連吃了幾個大虧——

1月14日，貴州省軍區司令楊勇回貴州時，遭遇遵義刀靶水鎮長宋澤伏擊，楊勇指揮警衛連將其擊潰，但貴州的土匪暴亂仍然蔓延至全省。

2月，第60軍178師政治部主任朱向離，在成都郊外遭遇川西土匪伏擊，40余人遇害，釀成"龍潭寺慘案"，隨后，周邊十余縣被土匪圍攻，僅崇寧、大邑一帶，就有300名下鄉干部犧牲。

西康省的數萬土匪以“反征糧、反收槍、反鏟煙”為口號，占領蘆山、天全、滎經等縣城。

云南省則是250股土匪、將近5萬人，占領新平、鹽豐、易門、廣通等十余縣，600多名下鄉干部犧牲。

可以說，西南地區的局勢已經壞到極點，再不剿匪，西南的解放事業便要再起波折，小平同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就說："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均無從著手。"

不過，西南地區的土匪來源都已理清，那么如何剿匪，便自然而然的有答案了。

3月15日，小平同志和劉伯承、賀龍聯合下發《關于一元化剿匪斗爭的指示》，準備把軍事進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結合起來，用層層遞進的三步方案，徹底剿滅西南的百萬土匪。

第一步是武力清剿大股土匪武裝。

解放軍之前吃虧，是因為有輕敵情緒，但肆虐的土匪，給解放軍深深的上了一課，他們現在早已不再輕敵，而是重新整理槍炮，要為犧牲的戰友報仇，奪回自己的榮耀。

區區土匪，豈能扛住解放軍的雷霆之怒？

散兵游勇，怎能和橫掃萬里的解放軍正面交鋒？

于是，13個軍、37個師的解放軍相繼投入戰斗，以"先腹心區后沿邊區、先交通要道后兩側鄉村、先股匪后散匪"的戰術，集中兵力、重點進剿，僅用一年時間就殲滅85萬武裝土匪，教員高度評價道：

"路線正確，方法適當，剿滅匪眾八十五萬，繳槍四十余萬枝，成績極大，甚為欣慰。"

西南剿匪，就此邁出最堅實的一步。

然而，大股武裝土匪被殲滅了，可散匪、潛匪還藏在鄉里，今天剿滅十個，明天又冒出二十個，怎么辦？

要解決這個問題，便需要邁出西南剿匪的第二步，發動政治攻勢，開展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

早在武裝剿匪剛開始的時候，川東軍區副司令王近山就給小平同志呈遞了一份報告，說單純軍事剿匪治標不治本，土匪越剿越多。

小平同志當然知道，西南土匪和袍哥、地主的聯系極深，袍哥和地主又非常依賴腳下的土地，只有解決土地問題，才能抽掉袍哥和地主的根基，進而切斷土匪和地方的聯系，讓鄉里的散匪、潛匪無處藏身。

于是在1950年8月26日的西南軍區全體委員會議上，小平同志定下"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是西南斗爭中的淮海戰役"的基調。

減租退押的意思是，地主必須按規定降低當年地租，并退還歷年多收的押金、租糧。

這項政策的實質，不是沒收地主財產，而是逼地主還債，讓他們把掠奪農民的財富還給農民。

截止到1951年6月，那些世代受到欺壓的貧苦農民，便通過減租退押，得到70億斤糧食的實際利益，第一次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喜悅，第一次感受到我黨保護工農利益的善意。

通過這些實際利益，西南地區的民心，逐漸從土匪身上轉移到我黨一邊。

隨后，小平同志下令"步槍換肩"，把土匪的槍支收集起來，成立"人民武裝自衛隊"，讓那些獲得實際利益的貧苦農民，自己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

這兩件事，直接改變了西南地區的基層權力結構，土匪和地主的武裝力量基本消滅，忠實可靠的貧雇農，掌握了基層事務的話語權和決定權。

但，減租退押只是序幕，農民心底最渴望的東西，還是腳下的那塊土地。

而要滿足農民的渴望，就得開展土地改革，分田地。

對此，小平同志非常清楚，說："不鎮壓反革命，封建勢力不會低頭，貧雇農不敢起來。"民主人士梁漱溟回西南考察以后，也向教員匯報說："我親眼看到貧苦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舉。"

在這樣的背景下，剿匪、減租退押見到成效以后，土地改革便在西南地區大規模鋪開。

到了1952年底，新中國的新解放區基本完成土改，累計征收地主土地7億畝、分給3億無地、少地農民，而西南地區的四川省，就有五千萬人因土改受益。

隨著一張張地契投入火堆，化做一縷縷青煙騰空而上，土匪在西南地區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我黨在西南地區的根基則越來越鞏固。

但，分田不是結束。

如果基層沒有強力的政權機構，領導基層的一切工作，那么等到土改工作隊一撤，農民仍然是一盤散沙，土匪又有了卷土重來的機會。

所以，西南剿匪的第三步便是組建基層政權。

小平同志曾算過一筆賬，西南地區六個省市區，將近7000萬人口，但能用的干部只有6200人，和江西一省的干部配備差不多。

用這些干部治理西南，遠遠不夠。

在這樣的背景下，想組建基層政權，最迫切的任務便是培養干部。

一方面，小平同志把北方招收的1萬余名青年知識分子編進土改工作隊，然后充實到基層，讓他們在土改工作中接受鍛煉。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以后，很快就把誰家幾口人、幾畝地、租了多少田、退了多少押金都摸得一清二楚。等做完這些工作，他們便有了基層工作經驗。隨后，他們又組織訴苦大會、劃階級成分、組織農民選舉干部，真正和農民打成一片。

至此，這批青年知識分子便成長為可用的基層干部。

另一方面，小平同志要求在土改時，從積極參加土改的農民中發掘可造之才，一點點引導、一步步培養，從本地人中選拔本地干部。這個過程，稱為“土改與建政合二為一。”

此外，小平同志和劉伯承、賀龍嚴令剿匪部隊，"寧愿露營不住民房、寧餓肚子不吃民糧"，在西康、川西等地得到大量土司統領的信任。通過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西南地區便培養出一批少數民族干部，那些土司世襲的地方也得以安定下來。

就這樣，西南地區的鄉、村兩級政權逐漸完善，土改受益的農民有了主心骨，我黨有了雄厚的群眾基礎，基本奠定了西南地區的政治格局。

如果還有哪個土匪想搞破壞，馬上就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他們是一點生存空間都沒有了。

到了這一步，西南剿匪才算徹底成功。

4

據統計，西南剿匪用時三年，共計剿滅各種土匪116萬人，占三大戰役殲敵總數的一半以上，而在剿滅的七種土匪里，最特殊的是袍哥和地主。

袍哥是西南舊社會的社會秩序。

他們源自清朝哥老會，通過調解、保護、收稅、放貸、斷案等活動，不斷侵蝕著西南地區的基層權力，從清朝走到民國，越來越壯大，以至于有“四川男子九成入袍”的說法。

地主是西南舊社會的經濟秩序。

他們以占田、收租、放押、雇傭為手段，將貧苦農民踩在腳下，世世代代都不能翻身。

這兩種看似毫不相關的土匪，其實就是西南舊社會的一體兩面，即袍哥侵蝕西南地區的基層權力，然后積累土地成為地主，地主要保護安全和財產，又必須成為袍哥。

一句話，做了袍哥才能成地主，成為地主必做袍哥。

這就意味著，西南舊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最后都被同一群人掌握在手里，變相建立起世襲統治的地下王朝，遮蔽了貧苦農民頭頂上的一切光亮。

但新中國成立以后，西南地區經歷了剿匪、鎮反、減租、退押、土改、組建政權等一系列大事件，把袍哥和地主一起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徹底改變了舊的基層社會結構，并在廢墟上另起爐灶，將紅旗插在西南的每一寸土地上。

貧苦農民頭頂上的陰云，就此散開。

從這個層面來看，西南剿匪根本不是單純的剿匪，新中國成立也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它們都是對舊中國的徹底清算，對社會基層結構的重新洗牌。

消滅舊社會和建立新世界，從來都是同一件事。

因為槍炮打下來的，只算軍事勝利，把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都重新梳理一遍，把一個王朝末年的爛攤子變成能動員、能扎根、受擁護的現代政權，才是政治勝利。

只有軍事勝利，充其量能建立一個依靠外國列強的軍閥政權，做到政治勝利，新政權才能實現長治久安，貧苦農民才能翻身解放，人民群眾才能當家作主。

正因如此，教員在得知西南剿匪的成果時，高興的寫下四個字：

"軍政雙勝"。

他知道，從此以后，新中國在西南地區站穩腳跟了，西南地區的人民再不用過苦日子了。

而在西南剿匪即將成功時，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區的使命也隨即結束，于1952年7月奉命進京，出任政務院副總理。

他本是四川廣安人，主政西南的三年期間，卻沒有回過一次故鄉。但他在西南地區主持的接管城市、統一戰線、民族團結、剿匪、征糧、減租、退押、土改等一系列工作，都為他積累了深厚的政治經驗。

這里，是他執政底稿真正寫成的地方。

三十年后，他將用這份寶貴的執政經驗，再次啟動觸及社會根基的變革，催動中國繼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