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會大廈眾議院議場，就特朗普總統的“大而美法案”預算協調方案進行表決。

國會尚未完成為國土安全部提供資金的第二項預算協調法案，但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喬迪·阿靈頓，已經開始為第三項法案列出本黨團的愿望清單。尤其是，他明確表示，共和黨希望在軍事開支上再投入數十億美元。

為了抵消這些成本，阿靈頓正著眼于進一步削減社會安全網項目，并將其包裝成“反欺詐”措施。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并不令人意外。眼下正值競選季，共和黨急于高舉“浪費、欺詐和濫用”的旗號。這也是一種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方式，讓人們少去關注不斷上漲的汽油價格、關稅，以及那場顯然遠未結束、又不得人心的戰爭。

對共和黨而言，拿那些幫助普通人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項目開刀，比如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和醫療補助，在政治上或許有利，盡管在政策上并不明智。這些項目支撐著兒童和家庭的健康與福祉，也能提振經濟。相較之下，削減營養援助和醫療保障——正如第一項預算協調法案《一個大而美法案》所做的那樣——將加劇貧困、饑餓和健康惡化。

而這反過來，又會給所有人帶來可觀的長期成本。這些“欺詐”敘事，建立在長期存在的種族和性別刻板印象之上。從羅納德·里根口中的“福利女王”，到比爾·克林頓提到的“未婚少女母親”，再到源自詹姆斯·戴維·萬斯臆想的“吃寵物的海地移民”神話，政客們不斷動用這些陳詞濫調，把依賴公共項目的黑人和棕色人種女性描繪成“不值得幫助”、在占“我們其他人”便宜的人。

同樣，這也掩蓋了一個事實：正是政客們的政策選擇，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不得不依賴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和醫療補助這類項目來獲得食物和醫療保障。比如，聯邦立法者近27年來一直拒絕把聯邦最低工資從7.25美元上調，盡管食品、住房和托育成本的漲幅早已超過工資增長。

事實上，阿靈頓眾議員、他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同僚，以及特朗普政府，幾乎沒有采取什么措施讓家庭生活變得更可負擔。但他們卻把大量精力放在聯邦項目中所謂的欺詐問題上。

去年12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曾試圖凍結明尼蘇達州的聯邦托育資金。起因是一名長期散布錯誤信息的右翼網紅，在沒有證據支撐的情況下，指控索馬里裔托育服務提供者存在欺詐。

盡管缺乏可信證據，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隨后又在今年1月試圖凍結明尼蘇達州及另外四個州的托育和社會服務資金，不過這一嘗試被一名聯邦法官叫停。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還對接受兒童與家庭管理局撥款的各州施加新的“捍衛支出”要求，并以此威脅延遲發放家長和托育服務提供者賴以維持的資金。

而這長長一串舉措，甚至還沒有包括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已經宣布的全部措施，更不用說本屆政府新設一個工作組、推動審查包括醫療補助在內的其他公共項目，以及國會共和黨領導人發起的聽證會、公開信和立法提案。

但問題的真相是，這些行動與其說是為了確保公共資金按既定用途使用，不如說是為了徹底削減這些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項目。

當然，確保聯邦資金被妥善使用，本身非常重要。也正因如此，那些為托育補助等福利提供聯邦資金的授權法案，都會明確規定一整套保障項目完整性和運行的程序，包括調查、糾正措施和處罰。

負責管理托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項目的州與聯邦機構，也設有大量監督流程，其中包括項目審計。這些保障機制并不完美，但確實有效。比如，兒童保育與發展基金——聯邦托育資金的最大來源——在2023年報告的差錯率低于4%，而那時本屆政府后來提出的各種新要求、舉報熱線和工作組都還沒有出現。

如果考慮到總統曾赦免因稅務欺詐被定罪的富有捐贈者，放棄追繳數百萬美元賠償金，就很難認真相信本屆政府真正在意打擊欺詐。所以我要再次強調：這件事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對公共資源負責的管理，也不是讓陷入困境的家庭更容易負擔生活。

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一點，就是阿靈頓眾議員關于國會共和黨打算如何使用“反欺詐政策”所節省資金的表態：這些錢將被用來抵消更多軍事開支的成本。全國各地的家庭都在為基本生活開支發愁，但他顯然沒有想到，完全可以把這些節省下來的資金轉而用于確保更多符合資格的兒童、個人和家庭，從這些被針對的項目中獲得支持。

和阿靈頓一樣，唐納德·特朗普也直言不諱地表示，在伊朗戰爭背景下，他并不考慮美國家庭的財務處境。

事實上，阿靈頓為第三項預算協調法案提出的1000億美元國防開支起點，原本可以用來恢復第一項法案中被削減的大約一半補充營養援助計劃資金。這場運動并不是——而且從來都不是——為了普通美國人的福祉。

由于去年7月《一個大而美法案》削減了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和醫療補助，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將面臨更嚴重的饑餓和疾病。僅僅一年后，如果再進一步削減補充營養援助計劃、醫療補助或其他項目，只是為了給一場公眾壓倒性反對的戰爭提供資金——這才是真正的“欺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