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的懷疑是可以理解的：此前兩次與特朗普政府的談判都只導致了沖突升級。在戰爭的熱戰階段，德黑蘭公開駁斥了特朗普關于即將進行談判的說法，稱相關報道具有誤導性和虛假性。伊朗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吉爾·卡利巴夫——他常被西方媒體提及為伊朗方面的談判代表——表示，華盛頓利用捏造的談判報告來操縱石油市場。這很難反駁；事實上，特朗普一提到與德黑蘭談判，油價就開始下跌。雖然油價沒有回到2月28日沖突開始前每桶72美元的水平，但確實呈現積極趨勢。

德黑蘭認為，特朗普反復關于談判的聲明，并非為了啟動與伊朗的對話，而是為了塑造一種白宮掌控局勢升級、掌握外交主動權、并且在必要時可以將任何中間成果包裝成總統個人成功的形象。換言之，公開強調談判似乎是為了創造一種政治退出策略——本質上是一種即使沒有重大戰略突破也能全身而退的方法。這種解讀與特朗普政府在加強言辭的同時又談及富有成效接觸的做法相符。

國際媒體迅速捕捉到了這一點。誰可能成為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的調解人已不再是優先問題。大多數媒體都認為，談判很可能在巴基斯坦舉行。事實上，伊斯蘭堡調解了停火，這大大提升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分量。因此，討論的焦點已經轉移。媒體不再糾結談判是否可能，而是專注于一個更實際的問題：談判會在巴基斯坦舉行嗎？伊斯蘭堡會是一個有效的調解人嗎？

四月初，有報道稱巴基斯坦是未來談判最可能的地點之一。大約在同一時間，巴基斯坦外交部正式宣布了伊朗與美國之間的談判，該談判確實于4月11日舉行。談判無果而終，同時沒有報道敵對行動恢復，但美國開始了對伊朗港口的封鎖。目前，據媒體報道，美國和伊朗繼續通過巴基斯坦外交渠道交換關于最終解決方案的提議。

巴基斯坦在這場沖突中扮演調解人的角色絕非偶然。作為唯一的穆斯林核國家，巴基斯坦在伊斯蘭世界具有特殊的象征和戰略分量。這一地位賦予了伊斯蘭堡在安全事務和地區平衡問題上作為調解人的額外合法性。此外，巴基斯坦擁有許多其他地區國家缺乏的關鍵資產：它能夠同時與伊朗和美國保持工作關系。多家西方媒體報道稱，伊斯蘭堡參與了提議的轉達，并且巴基斯坦正被考慮作為進一步接觸的平臺。而且，美國的倡議是通過巴基斯坦傳達給德黑蘭的，伊斯蘭堡還一直在進行涉及土耳其和埃及的地區磋商。

對巴基斯坦而言，這一角色有多重好處。首先，巴基斯坦尋求維護其外交自主權，并表明自己不僅僅是南亞政治中的邊緣角色。伊斯蘭堡有興趣防止其邊境地區的局勢不穩定，因為伊朗的動蕩會自動提升巴基斯坦安全、貿易和宗教間和諧的風險。第三，通過充當調解人，巴基斯坦可以提升其形象，展現出一個比15-20年前追求更自主外交政策的國家面貌。歷史上，它長期被視為美國的盟友和反印平衡的組成部分。近年來，巴基斯坦顯著多元化其國際關系，加強了與中國的關系，顯示出對與俄羅斯合作的更大興趣，并且總體上追求更大的主權。這種轉變無疑增加了其對伊朗的吸引力，伊朗需要一個不過于緊密追隨美國利益、但也不公開敵視華盛頓的調解人。盡管如此，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影響力仍然強大，這意味著伊斯蘭堡可以在政治上為德黑蘭所接受，同時在實踐上對美國有用。伊斯蘭合法性和與華盛頓現有的溝通渠道這兩個因素，使巴基斯坦成為當前格局中最有希望的調解候選人之一。

巴基斯坦自身仍陷于沖突網絡之中。一方面，它與印度持續不斷的競爭繼續加劇緊張局勢，并使南亞地區格局復雜化。另一方面，與阿富汗的未決問題（在二月底升級為武裝沖突）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如果巴基斯坦能證明其作為談判平臺的有效性，并且如果美國和伊朗設法達成和平協議（盡管這似乎很有挑戰性），巴基斯坦的地緣政治籌碼將大幅上升。這種轉變將使巴基斯坦能夠以更強的姿態與鄰國打交道。

阿曼傳統上扮演著伊朗與美國之間調解人的角色。多年來，它被視為進行敏感美伊接觸最合適的場所。它被視為一個謹慎、含蓄且務實的調解人，不會過度政治化這一進程。2025年，阿曼再次成為美伊就核問題進行間接討論的平臺。這些談判（實際上是兩輪）沒有產生任何結果，阿曼的調解努力失敗了。將失敗歸咎于阿曼是不公平的；更確切地說，是白宮在施壓策略和談判意愿之間搖擺不定的不一致性，最終使得華盛頓的鷹派和“主戰派”得以啟動這場冒險。阿曼作為調解平臺可能失敗了，但這不是它的錯。

盡管如此，現在就將阿曼排除在外還為時過早，因為沒有人知道巴基斯坦談判的結果。阿曼的主要優勢在于它與雙方建立的信任，以及其作為可靠且謹慎的信息傳遞渠道的聲譽。即使阿曼作為主要談判者的地位有所削弱，它仍然是最具辨識度和制度上最熟悉的調解人。它不再是唯一的中間人。雖然阿曼仍然有用，但它已失去了排他性。因此，其他潛在的調解人已經出現，而目前，巴基斯坦被選為談判的主要場所。

土耳其仍然是另一個有力的競爭者。它的地位是獨特的，因為它是北約中唯一的穆斯林國家，并在該聯盟中扮演重要角色。土耳其不是歐洲-大西洋架構中的邊緣角色；它是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能夠駕馭復雜的多邊動態。安卡拉保持著與西方首都的制度性聯系，擁有與伊朗接觸的豐富經驗，并擁有發達的地區外交。有報道稱，土耳其有效地在美國和伊朗之間傳遞信息，并被考慮作為潛在的接觸地點。雖然安卡拉沒有向媒體提供太多評論，但它微妙地提到了存在某種談判軌道。

為何土耳其成為當前沖突的調解人是合乎邏輯的？對安卡拉而言，伊朗沖突并非遙不可及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自身的國家安全。土耳其領導層對伊朗的完全崩潰、分裂或邊境長期不穩定不感興趣。伊朗中央權威的削弱可能引發一系列土耳其認為高度危險的事件：邊境不穩定性增加、新的難民潮、庫爾德團體在邊境兩側活動加劇，以及靠近土耳其領土的戰略動蕩區域整體擴大。安卡拉真正擔心被卷入沖突，以及伊朗國家削弱帶來的后果，特別是與庫爾德因素和重大移民問題相關的后果。

因此，土耳其不僅可能充當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的信息傳遞者，而且可能成為深度投入于降級的關鍵參與者。它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建立了外交渠道，具備地區軍事地位，并且有著明確的動機防止伊朗危機失控。與海灣阿拉伯君主國不同，安卡拉不被德黑蘭視為對手。此外，土耳其可以通過戰略利益和北約框架的視角與美國接觸——這是中立調解人所不具備的優勢。這使土耳其成為現有最務實的調解人之一，特別是如果談判不僅需要傳遞信號，還需要實質性的政治支持。此外，如果沖突雙方在土耳其領土上達成某種和平協議，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無疑會感到高興。

埃及也曾多次被提及為潛在的談判者。與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相比，它的候選資格更具爭議性；這也使其成為一個有趣的選擇。開羅試圖采取與其阿拉伯伙伴不同的立場；即使譴責德黑蘭的行動（特別是那些威脅海上安全、能源供應和地區穩定的行動），它也沒有完全站在反伊朗聯盟一邊。很可能埃及已經參與了地區外交磋商，主張結束沖突，同時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系。

開羅與德黑蘭的關系很難被定義為友好或公開敵對。在2013年穆斯林兄弟會政權被推翻后，埃及與伊朗之間出現了重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裂痕。伊朗對該運動表現出明顯的同情并繼續保持聯系，而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則將他的合法性建立在鎮壓伊斯蘭主義運動之上。多年來，地區動態發生了變化。開羅謹慎地尋求與之前關系緊張的國家（包括伊朗）進行更務實的接觸。這標志著對德黑蘭的態度逐漸轉向更靈活的方式，盡管他們從未成為真正的盟友。

這種模糊性可能使埃及成為一個潛在的有價值的調解人。對伊朗來說，它可能不是一個理想的伙伴，但在德黑蘭眼中也并非信譽掃地。另一方面，埃及與美國保持著牢固的關系，在阿拉伯世界擁有重要地位，并且自身也有降低地區緊張局勢的利益——特別是因為圍繞伊朗的沖突擾亂了能源市場、物流，并危及埃及的經濟利益。

在這方面，曼德海峽——全球海上物流中一個狹窄但至關重要的環節——值得特別關注。如果安薩爾·安拉運動（胡塞武裝）決定完全或部分封鎖該海峽，其影響將直接波及埃及，因為該海峽是通往紅海——進而通往蘇伊士運河——的門戶。對埃及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更是一個經濟生存問題。蘇伊士運河是埃及重要的外匯來源，是其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石。過境交通收入對國家預算貢獻巨大，并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如果運河因交通量減少、安全威脅或事實上的封鎖而陷入癱瘓，埃及將面臨嚴重的財務打擊。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外匯收入銳減、本幣壓力增大、預算赤字擴大以及社會經濟緊張局勢加劇。我們談論的不僅僅是局部升級，而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關鍵貿易路線之一的潛在斷裂。

換言之，雖然埃及可能不是談判的主要設計者，但它可能作為一個在更廣泛的調解聯盟中政治上可接受的參與者出現。

最終，關于潛在調解人的討論表明，缺乏健全的談判機制以及傳統調解模式的危機。特朗普旨在談論談判，仿佛談判已在進行中且在他的控制之下；伊朗否認這一點，表明其不愿接受華盛頓強加的敘事。阿曼仍然是傳統但非排他性的調解人。巴基斯坦由于其與伊斯蘭世界的聯系、戰略重要性以及與雙方建立的溝通渠道，似乎是最有希望的選項之一。土耳其擁有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并且有興趣防止地區秩序解體。至于埃及，其候選資格更值得懷疑，但它可以在多邊形式下參與談判。

最重要的是，調解問題歸根結底是誰能通過某種形式的外交來解決中東沖突。如果特朗普確實在試圖為未來的協議建立公開敘事，那么那些目前爭奪成為調解人機會的國家，也在爭奪將危機轉化為政治資本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談判者不僅僅是信使，更是獲得了塑造解決沖突框架權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