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孫江教授2026年5月11日在“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王笛教授榮休紀念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由胡正昕整理。

今天醒得早，我把此前在高鐵上寫的發言提綱錄入電腦，大約有兩千多字。但是，上過我課的同學都知道，我是不喜歡念稿子的。在聽了那么多嘉賓、老師和同學們的發言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下面我就順著自己的感想講幾點。

我在一篇評論王笛兄《中國記事》的書評中稱，王笛是“農耕型”學者，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嚴謹而克制。聽了朱天舒老師的發言，特別是提到讀王笛兄寫愛貓之死的文章，驀然發現王笛兄同時還是一個“家貓型”學者，安安靜靜的，絕不打擾別人。但是，正如朱老師說的，王笛兄遇到老哥們時如變了一個人，非常健談和豪邁。王笛兄為同僚、同行、同人做了很多事，從不張揚，有時為了當事人的面子，甚至還佯裝不知。他的善良，是發自骨子里的。為了今天的會，很多學生自愿前來幫忙，歷史系的兩位秘書還給王笛教授送上了一份蛋糕，上寫：退休不褪色，生活更出色。

王笛教授

人生中有很多不經意的小事，多年后回想起來，竟有不可思議的因緣。作為歷史學家，王笛兄有一個標簽——社會史研究者。記得第三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是在四川大學召開的，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我和朱劍兄等五人結伴去九寨溝。清晨大巴將要出發時，只見王笛兄抱著五件軍大衣——那個年代的冬日時裝，風風火火地趕來，說山里冷，大衣可以御寒。那時九寨溝道遠且險，想到要在氣溫零下的九寨溝度過幾天，感激之情從中而來，憑窗暗忖：與子同袍。此君當可為一生之友。那是1990年10月27日的事情，想必王笛兄早已忘記了。

王笛兄的學術，蜚聲海內外，影響溢出學界，對澳門大學這樣一個急速成長的年輕大學，他如一面旗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1931年，梅貽琦在就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典禮上說：“所謂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何謂大師？梅校長沒有說。學問的高低，不在字碼得多寡，書出了多少。我評價學者有四個標準。

第一是學科位置。王笛的研究，從《跨出封閉的世界》到《街頭文化》，從《茶館》到《袍哥》，這一本本專著，使他在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微觀史等領域豎起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借用袍哥的話，是“龍頭大哥”。第二是學脈傳承。王笛在四川大學師承隗瀛濤教授，隗先生是有名的歷史學家，當過四川大學副校長；在美國，跟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羅威廉教授（William T. Rowe）學習。這兩位教授有一個共同的研究方向——城市史。學脈傳承既可依人亦可依法，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和《街頭文化》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兩位老師的學問，還在城市史領域開辟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第三個標準我稱之為學術專著。所謂專著，必須章章是原創，篇篇有新意。王笛的著作都是原創的。現在出書太容易，同學們聽聞《跨出封閉的世界》可能會想：不就是一本書嘛。如果你去檢索八九十年代四五十歲成名學者的成果，會發現有專著的人少之又少。第四個標準最難，我稱之為學術口碑。有的學者有學術地位，學脈傳承很清晰，著述甚多，但存在無足輕重，當評論該學者涉足的領域時怎么也數不到該學者。學術口碑是一種內在的、不可被替代的品格。學術口碑好的學者并不多，王笛是當今為數不多的一個。

具備了上述品格后，我以為就接近了大師的境界。但是，這似乎還不是梅校長心目中的大師的標準。我在很多大學里看到一些雷同的標語：“昨日我以學校為榮，明日學校以我為榮。”什么是好的教師？就是學校以我為榮，而非我以學校為榮，蹭學校名氣是沒有出息的。對了，什么是大師？就是學校以我為榮，就是能掛在大樓墻上的人。王笛兄是也。

關于王笛的事跡，媒體多有報道，我就不贅言了。我想說說史家與時代的關系。“幸福的民族沒有歷史。”這是十九世紀初歐洲流行的一句話，反映了時人對時代變遷的感受。王笛兄經歷過中國歷史的非常時刻，高中畢業后進工廠搬過磚，是恢復高考后才得以考入大學的。他把人生的經驗融入歷史的寫作中，他早期的著述，貫穿著一條清晰的思路：對現代性的渴望。他的成名作《跨出封閉的世界》，是金句，一個時代的縮影。赴美留學后，王笛繼續探尋中國的現代性，研究領域深入到市民社會、公共空間、大眾文化等，也正在這個時候，他的研究風格悄然發生了變化——由基于社會科學方法的社會經濟史視角轉向了人文的社會人類學視角。很自然地，研究的焦點也從社會結構變為生活主體，于是，茶博士、袍哥大爺等一系列研究呼之而出。他的這一轉變如果置于國際學術潮流中來定位的話，就是呼喚被實證史學排斥的歷史主體的復歸。

史學家不僅僅是過往的詮釋者，他對歷史的詮釋帶有對未來的訴求。當王笛的研究興趣轉向主體的思想和情感時，自然會觸及誰的歷史問題。如果以modern這個關鍵詞為中心思考的話，可以將歷史學置于三部分來看待：premodern，modern，postmodern。Premodern流行的是帝王史學，是梁任公所說的以綱鑒為目標的一家一姓之學。Modern推崇的是國民史學，或曰民族史學，是把一定空間（領土）中居住的各色人等整合為一個單數集合的國民或人民。十八世紀末以降，歷史學已經失去了作為帝王之師的地位，但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進程中，歷史學作為認同之學博得了新的顯學地位。在postmodern的時代，歷史學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公共史學出現了。公共史學是一種以人的實際生活為中心的研究，把歷史作為人人都能接受和消費的對象。這一轉向非常重要。現在世界上還在以史為鑒的國家已經很少了，因為歷史學其實沒有那么重要！國家政權是靠軍事來護衛的，還有政治、經濟、外交等現實力量。如果從這一角度看，公共史學的出現非常及時和重要。公共史學以實在的生活世界為中心，描述復數的過往。他倡導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對歷史學具有革命性意義。成為歷史學家的人人，換言之，就是自己的歷史之父、自己的歷史之母。歷史書寫權去獨占化了。

在公共史學興起的背景下，王笛教授實現了他的學術第二個大轉向，即把歷史學知識回向給歷史主體本身。以往研究歷史的，或多或少都與政治有關，在公眾的心目中無非就是兩個功能：說教和說書。前一段時間在北京，我和李開元兄有過交談，我說你們干了一件大事，即把歷史小說家給放逐了：現在愿意看胡編濫造的讀者越來越少了。

1990年和王笛兄一別后，再次見面是十年之后了。在此期間，王笛兄辭去了四川大學的教職，跨越太平洋，前往密歇根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學習。三十四歲辭去副教授之職（當年即使五十歲也未必能得到副教授的職位），從零開始打拼，由成名青年教師到寂寂無名的留學生，這不單單是身份的變化，還需要心態調整。我晚王笛兄一年，二十九歲辭去教職，日語零基礎游學東京，一手翻書，一手打工，深知搭乘留學末班車的辛苦。在異國他鄉以弱碰強，僅從語言的角度說必然會有挫折感。上午，王笛兄講了一樁自己第一次用英語演講的不堪往事。法國學者勒南（Ernest Renan）說，遺忘，有意識的遺忘，是建構民族的必要元素。在個人層面上，遺忘是完成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條件。年輕的同學們，不要老是記著你自己犯下的錯誤，請忘掉！誰還記得你的錯誤，只是你自己念念不忘罷了，大部分精神焦慮的孩子都有這個通病，不善于遺忘。

王笛教授經常提到他的恩師羅威廉教授，還有一位學者對王笛兄影響很大，就是韋思諦（Stephen C. Averill）。在“萬馬奔騰”的當下，韋思諦的成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一個研究方向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起源。把他的著作找來讀一讀，你會很有感觸的！我常感嘆，“英馬”以經驗檢驗原理，“日馬”在原理的齟齬中掙扎，“天馬”現在認真做的差不多都是“英馬”“日馬”幾十年前就已經做過了的。

進入新世紀后，我和王笛兄得以在北京、東京、波士頓等地見面。王笛兄是家貓型學者，獨往獨來；我是野狗型學者，呼朋引類。彼此從來是有事談事，無事不聯系。現在我們是同僚，辦公室門對門，宿舍樓上樓下，有事要么短信解決，要么食堂見面談。如此相反的性格，在我的心中，他卻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王笛在學有所成之后，回向社會，活躍在線上線下。傳統的史家與政治關系緊密，新型的史家走向公眾，王笛給包括我在內的眾多學者提示了一個行動樣式。我來澳門大學快兩年了，受他影響，也開始嘗試做微觀史，進行非虛構寫作。我經常說，人在學習階段要樹立兩個榜樣，一個是同輩，一個是長輩。在向他們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地修正自己人生的航道。王笛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榜樣。

孫江教授在“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學術研討會上發言

本次會議辦得非常匆忙，因為，我壓根兒沒有接受王笛教授會這么快地揮手而去。王笛教授對澳門大學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以他為榮”的大學者，我們怎能僅憑一張榮譽紙，幾句熱話就草草結束了呢？還是要有一點儀式感的。正如我在上午會議開幕式提到的，辦這個會是有意義的。首先，王笛教授是澳大人文的一個符號，一個高度，以后肯定會掛在澳門大學墻上的。

如果單純為紀念而辦會，各位就把我想得狹隘了。實際上，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以王笛為方法，利用他的剩余價值，宣傳澳門大學，特別是澳門大學歷史系。王笛教授是從澳門大學走出來的大學者，Made in the University of Macau。會議的信息從微信公眾號發出后，有很多同學從不同地方趕來，令人感動。中華書局近代史研究室的資深編輯陳錚先生，當年負責王笛教授《跨出封閉的世界》的出版事務。他在微信公眾號下留言，祝賀王笛教授榮休。我依稀記得年過九旬的陳錚先生好像和我的導師有舊。對于王笛這樣一位大學者，澳門大學一定要讓他再一次為澳大發光。

但是，各位，我還有另一個深遠的想法。王笛兄這一代學者，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隨著他們從教學第一線的隱去，今后中國學術往哪里去？有必要認真思考。我有一個心愿：呼喚新生代學術的到來。時下名為青年的學術討論會，大多是非青年操辦的；即使是青年操辦的，也沒有打出新世代的印記。青年學者被各種外在事情纏繞，剛跨進學術門檻就滿臉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