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泓／文

最近，深圳機智連接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AI筆記硬件設備Plaud在全球市場引發關注。圍繞這款產品，業界討論很多：有人關注它所切入的AI硬件賽道，有人分析它所代表的效率工具需求，也有人把它看作又一個中國消費電子品牌出海的成功樣本。

跳出單一產品視角，筆者覺得Plaud走紅背后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何這類創新企業又出現在深圳？從大疆、影石Insta360、安克創新到正浩創新，深圳似乎總能在新技術與新需求的交匯風口，冒出一批新的獨角獸企業。

若僅將這類企業的成功歸結為個體機遇，顯然低估了問題的深度。深圳不斷長出獨角獸企業，實為創新生態持續發揮作用的結果，深圳探索了一套值得認真總結的創新范式。

做出未來

深圳的獨角獸企業并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一批圍繞智能硬件、機器人、儲能設備、AI終端成長起來的原生科技企業，在中國，尤其是在深圳，正以一種持續不斷的方式出現。

這些企業大多具備這些特征：清晰的產品定義能力，很強的軟硬融合能力，快速工程化落地能力，面向全球市場的意識，以及把復雜技術變成穩定產品的組織能力。

一家企業成功的背后或許有偶然因素。但一座城市能不斷長出一批氣質相似的企業絕非偶然，背后必然有完善產業生態的深度賦能。

提到深圳的產業實力，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完備的供應鏈。深圳擁有全球罕見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密度，從芯片、模組、傳感器、結構件、電池、顯示，到工業設計、快速打樣、小批量試制、整機裝配、測試認證、跨境物流，幾乎所有關鍵環節都可以在較短空間內迅速找到協作對象。這種完整性和響應速度是其它很多地方難以比擬的。

但我們不能把深圳的優勢僅僅理解為“供應鏈齊全”，這座城市的可貴之處在于，供應鏈已成為超越靜態資源的存在，變成創新活動的一部分，成為產品定義、工程驗證和商業落地的組成環節。

深圳的厲害之處在于能夠將一個想法迅速逼成產品，把一個概念迅速推向試制，把一次試制迅速推進到放量，把一個看起來還不成熟的技術設想，在最短時間里投入真實市場中檢驗。深圳的供應鏈承擔著創新基礎設施的功能，深度參與創新，而非僅作為創新之后的執行環節。

很多地方也有產業園，也有工廠，也有招商引資，卻沒能復刻深圳的獨特：把產業鏈、工程師、創業者、代工體系、市場反饋和全球通道高度壓縮在一個城市機制之中。創業團隊能夠在深圳迅速完成從產品定義到工程實現、從設計修改到市場試錯的整套循環。

這對于獨角獸企業的早期成長至關重要。新企業在初期最欠缺的往往并不是愿景，而是從愿景走向現實的能力。深圳之所以重要，不在于能讓企業想得更大，而在于能讓企業更快把想法做出來，并在做出來之后繼續放大。

深圳如今的產業優勢已超越“有產業鏈”“有工廠”“有出口”，形成了一套能持續催生新企業、新產品、新品牌的系統，本土企業其實是在高密度、高響應、高協同、高競爭的城市生態中被快速鍛造出來的。

制造驅動創新

解讀深圳創新模式，不能局限于城市競爭層面。如果從全球創新格局里去審視，我們會發現深圳值得總結的地方恰恰在于和硅谷的不同。

長期以來，人們談及科技創新，往往會先想到美國硅谷，想到大學實驗室、風險投資、底層技術突破，默認創新只能遵循“從0到1”的原始突破路徑。

二戰后，美國以范內瓦·布什所著的《科學：無盡的前沿》為起點，逐漸形成了一套以基礎科研為源頭、以技術突破為牽引、以資本體系為放大器的創新邏輯。

這種模式成就了美國在過去數十年中的科技領先地位，奠定了硅谷全球創新圣地的地位。它所代表的是一種典型的“科學—技術—產業”路徑，是“從0到1”的突破，在知識前沿不斷開疆拓土。

深圳的成長邏輯與之截然不同。深圳也有技術創新、研發投入，以及越來越多高水平企業，但最鮮明的特點是制造優先、工程優先、產品優先、市場驗證優先，走出了一條“制造—工程—產品—產業”的特色路徑。

深圳的很多創新不是先有學術意義上的重大突破、再慢慢走向市場；而是企業先發現了場景、需求或是機會窗口后，迅速調動技術、器件、設計、制造和服務，做成產品后在市場中快速迭代，實現“1到100”的跨越。

很多年前，筆者曾接觸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的一位學者，他當時就提出過這樣的一個設想：美國在“0到1”的科研創新上很強，但很多實驗室成果走到小規模放量階段時，往往會遇到創新鏈與產業鏈脫節的問題。如果能把這類創新放到深圳或珠三角進行試制、放量，再根據市場反饋決定留在中國銷售還是回到美國繼續發展，可能會形成一種新的創新協同機制。

這個設想背后隱含著一個判斷：原始創新固然重要，但將創新變成現實的，離不開實驗室之外那段很長、很難、很復雜的產業實現過程。深圳與珠三角的優勢恰恰就在這里。

如果說硅谷解決的是“能不能發明出來”的問題，深圳更擅長解決“能不能做得出來、做出來后能不能放大”的問題。前者決定知識的邊界，強在發明；后者決定產業的邊界，強在兌現。

兩種創新模式本無高低之分。但長期以來，大眾習慣把“創新”狹義地等同于硅谷式路徑，似乎只有底層原理突破、原始發明才算得上創新。這種理解和認知顯然已跟不上當下產業發展的現實。現實越來越清楚地告訴我們：誰能把技術做成產品、把產品做成系統、把系統做成品牌和生態，誰就能同樣定義世界。

因此，我們有必要修正傳統的“微笑曲線”——研發、品牌、市場處于價值鏈兩端，附加值高；制造處于中間，附加值低。這套理論在相當長時間里有其解釋力，影響了許多人對產業升級的理解。很多地方談轉型升級，往往首先想到“去制造化”，仿佛離制造越遠，就離高端越近。

但這套邏輯已不能夠解釋今天的深圳。

如今的制造早已演變為高度復雜的工程實現過程、系統集成過程、快速迭代過程和可靠性驗證過程，是成本、品質、效率、交付共同平衡的過程，本身就內含大量創新。

尤其在智能硬件、機器人、儲能設備、AI終端等領域，決定企業勝負的不在于最初的技術概念，而在于誰能把技術做成可復制、可交付、可放量、可全球化的穩定產品。沒有制造，技術只能停留在實驗室；沒有工程化能力，概念無法變成產業；沒有供應鏈協同，產品就不能構成競爭力。

在新一代科技產業競爭中，制造已從價值鏈底部的執行環節，躍升為創新鏈中關鍵的實現環節。資本、市場、人才都可以流動，但高密度供應鏈和制造協同體系并不容易流動。后者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個地區最難替代的競爭力。

這也是為什么大疆最初的資本未必來自深圳，最早的市場也未必在深圳，但最終選擇扎根深圳進而成長為全球企業的原因。對于這類企業而言，資金、概念、口號均可跨區域獲取，唯有制造和供應鏈所構成的創新實現能力，是無法搬遷的核心資產。

深圳的價值在于形成了制造驅動創新發展模式，這套模式的價值在于讓技術可能性更容易轉化為產業現實，依托制造體系、工程師群體、供應鏈網絡、快速試制能力和市場反饋機制，共同筑起城市創新活動的底座。

這也是中國制造當下必須認真梳理的節點。過去，我們在理論、敘事中常常更愿意講“科技創新”，對“制造驅動創新”的認識仍顯不足。甚至很多時候，我們把制造理解為創新的承接者，而非發生地。

深圳的產業實踐證明，制造不僅能夠承接前沿技術落地，還能夠組織技術、推動技術、重塑技術的應用方式，代表了中國制造發展到新階段后的一種新方向。

不止一個“硅谷”

如果說美國以《科學：無盡的前沿》定義了一個時代，深圳就正在證明“實現前沿”的能力同樣重要。“前沿”既包含實驗室中的知識邊界，也涵蓋工廠中的工程邊界、產線中的效率邊界、供應鏈中的協同邊界、產品中的體驗邊界。中國式創新的時代價值就在于擴展了我們對“創新”的理解。

深層次看，高技術在過去往往意味著高門檻，意味著少數國家、少數機構、少數資本中心掌握創新的主導權。當技術能夠通過制造體系、供應鏈體系和工程化體系被更廣泛地轉化為產品和能力時，創新就不再只是少數人的游戲。更多企業、城市、甚至是普通工程師，都有機會參與、實現和分享創新。這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擴展，也是發展意義上的擴展。

深圳模式讓我們看到，中國的創新不一定要完全走硅谷路徑，不一定要等待每個環節都復制美國才有資格談創新。中國可以在自己的產業基礎、城市結構、工程師紅利和超大規模市場之上，形成新的創新邏輯，推動企業成長和產業升級。

當然，深圳并不是中國創新的唯一答案。中國地域遼闊，各城市在產業基礎、地域文化、發展基因上差異顯著，形成多元化的創新發展格局。中國不能簡單復制硅谷，也不會只有一個深圳，未來將涌現出一批路徑各異、特色鮮明的城市創新樣板。例如，杭州的創新更偏平臺經濟、數字經濟、算法生態、民營企業活力和消費互聯網邏輯；成都更容易在科研資源、文化氣質、生活方式吸引力和新消費、新文創等方向上形成特色等。

深圳模式恰好印證了創新生態沒有固定模板，各城市均可依托自身產業基礎、地域文化、地理條件與政策環境，打造專屬創新結構。深圳只是實踐并驗證了：制造驅動、工程驅動、市場驅動的創新同樣能夠長出獨角獸，同樣能夠長出世界級企業。這為中國整體創新的版圖打開了想象空間。

深圳不斷長出獨角獸企業是一種時代信號：中國制造經過多年積累，正從生產能力走向創新實現能力，正從“造得出來”走向“定義得出來”，正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級創新產品與品牌的重要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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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泓

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
《正道：中國制造企業的新出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