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世階即黔國公沐昌祚考
——兼論龍母文化研究的文獻拓展方向
悅城詣龍母神廟
明·沐世階
蛾眉青黛映長空,廟集仙姬姊妹同。
歌聽玉簫云縹緲,書傳丹鳳月朦朧。
十人箓受三天籍,千里舟乘一夜風。
安得顯靈頻縮地,片時移到我南中。
引言
自1928年容肇祖先生拉開龍母文化研究的序幕,近百年來,學界的研究重心始終集中于傳說梳理與民俗考察兩大領域,對相關歷史文獻的深度挖掘與人物考證長期處于缺位狀態。嘉慶年間重修的《孝通祖廟志》收錄了署名“沐世階”的《悅城詣龍母神廟》一詩,康熙四十九年(1710)程鳴重刊的“孝通廟舊志”亦記載“崇禎間,國公沐世階詣廟致祭”,但這位留下題詠與祭祀記錄的明朝國公,卻從未進入龍母文化研究的視野。本文通過多重史料互證,考定“沐世階”實為明代鎮守云南的黔國公沐昌祚,并以此個案為切入點,探討龍母文化研究向歷史維度拓展的必要性與路徑。
甲、沐世階身份的多重史料互證
《悅城詣龍母神廟》詩末句“安得顯靈頻縮地,片時移到我南中”,是破解沐世階身份的關鍵線索。“南中”在明代指以云南為中心的西南地區,而終明一代,世代鎮守云南且獲封公爵的,唯有沐英家族。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義子沐英以副帥身份隨鄧愈征討吐蕃,因軍功封西平侯,獲賜丹書鐵券;洪武十四年(1381),沐英與傅友德、藍玉率兵三十萬平定云南,此后鎮守云南;永樂四年(1406),沐英之子沐晟因征交趾之功晉封黔國公,沐氏自此成為世襲罔替的鎮守公爵,執掌云南軍政大權長達二百余年。
在大理古城西北部1.5公里處的崇圣寺三塔前,留存有一方刻于萬歷初年的“永鎮山川”題刻,落款清晰為“黔國公古濠世階題”,下方另有篆文“開國元勛”印鑒。“古濠”即元代濠州,是沐氏家族的祖籍地,明代時濠州升為鳳陽府,故沐氏后人常以“古濠”為號。這一題刻明確表明,“世階”是某位黔國公的字號,且其活躍于萬歷初年。
《明實錄》與云南當地碑記的記載,進一步將“沐世階”與沐昌祚對應起來。萬歷初年,云南蒙自一帶匪患猖獗,據時任云南巡撫鄒應龍所撰《建雷公祠碑記》記載,當地“獛匪栂匪烏合糾結,豺狼縱橫,山川腥穢,人跡罕至”。鄒應龍與鎮守總兵率軍平叛,追剿殘敵時,突遇雷電大作,逃竄的余匪盡數被雷擊斃。為感念雷神顯靈助戰,鄒應龍特命蒙自知縣雷起蛟在蒙自縣北雷公哨山修建雷公祠。此舉得到“新廵臺新鄉養齋郭公、鎮守總戎古濠世階沐公”支持。查《明神宗實錄》可知,萬歷二年(1574)十月十七日,“云南栂撥作亂,巡撫侍郎鄒應龍、總兵黔國公沭昌祚調集漢土官兵,擒斬千余俘獲,稱是其劾勞官員,通行勘議,撫鎮各賞銀兩表里。”《建雷公祠碑記》中“鎮守總戎古濠世階沐公”的稱謂,與《明神宗實錄》中沐昌祚的身份、職權及時間完全重合,由此可鐵證,“沐世階”正是萬歷初年的黔國公沐昌祚。
另外,沐昌祚的名與字存在明確的同義關聯,這與古代“名與字相協”的取名慣例高度契合。古人取字,多與名的含義相近、相補,如三國時期諸葛亮,名亮,字孔明,“亮”與“明”同義,均有光明之意;沐昌祚之名“昌祚”,“昌”指昌盛、昌隆,“祚”指福祚、基業,合指世代昌盛、基業穩固;其字“世階”,“世”指世代、傳世,“階”指階梯、基業,寓意世代綿延、基業永續,二者內涵高度一致,進一步印證了“沐世階”即為沐昌祚的考證結論,也體現了古代士大夫取名寄寓美好期許的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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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歷云南巡撫鄒應龍所撰《建雷公祠碑記》
乙、沐昌祚粵東之行與龍母祖廟題詩的史實補證
既然沐世階即萬歷年間的沐昌祚,那么《孝通祖廟志》中“崇禎間,國公沐世階詣廟致祭”的記載便存在明顯的時間誤差。這一誤差的產生具有合理的歷史背景:明清鼎革之際,戰亂頻仍,地方文獻多有散佚,康熙中期編修《孝通祖廟志》時,編纂者主要通過民間采訪故老獲取史料,歷經百余年的口耳相傳,將萬歷年間的事跡誤記為崇禎年間,實屬常見的史志編纂疏漏。而沐昌祚題詩時以字號“沐世階”落款,未署本名,也進一步增加了后世考證的難度。
沐昌祚確有到訪廣東的史實,這一點可從其留存的另一首詩作中得到佐證。崇禎二年,福州鄧慶宷編纂《閩中荔支通譜》,收錄了署名“古濠世階”的《荔支灣》一詩:“五月炎州荔子團,珊瑚為樹錦為丸。乍擬電掣龍精出,宛似霞明鶴頂丹。曾得漢皇陪上苑,卻從唐騎入長安。粵東朱實真無比,滿摘瓊枝薦玉盤。”明代時“粵”為兩廣的統稱,“粵東”特指廣東布政司,詩中“粵東朱實真無比”一句,明確表明該詩作于廣東境內,且創作時間為荔枝成熟的農歷五月,與南方水路出行的最佳時節相符。
回到《悅城詣龍母神廟》一詩本身,其內容也與沐昌祚的身份和行程高度契合。“蛾眉青黛映長空,廟集仙姬姊妹同”,首句“蛾眉青黛”一語雙關:既描繪了龍母祖廟周邊的西江沿岸群山,如女子描畫的蛾眉般蜿蜒秀美,青黑色的山影在澄澈長空下舒展如畫;又暗指龍母及其姊妹仙姿綽約,眉眼如黛,與青山長空相映生輝;“歌聽玉簫云縹緲,書傳丹鳳月朦朧”渲染了龍母信仰的神圣氛圍;“十人箓受三天籍,千里舟乘一夜風”暗示了沐昌祚從鎮守的云南千里迢迢來到廣東悅城,沿西江水路順流而下,旅途異常順利,仿佛得到了龍母的暗中庇佑;末句“安得顯靈頻縮地,片時移到我南中”,則直接抒發了這位鎮守西南的國公希望龍母神靈希望龍母能頻繁顯靈,施展縮地之術,讓他能在片刻之間回到自己鎮守的“南中”(即云南)的心愿,情感真摯且符合其身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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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同治七年重刊本《孝通祖廟志》
《孝通祖廟志》僅收錄四首詩
第一首即為沐世階的《悅城詣龍母神廟》
丙、個案考證對龍母文化研究的學術啟示
沐昌祚到訪龍母祖廟并題詩這一史實的考證,看似只是一個微小的個案,卻折射出龍母文化研究長期存在的短板。近百年來,龍母文化研究成果豐碩,但大多停留在人文傳說的表層梳理與民俗活動的田野考察層面,對歷代官方文獻、地方史志、石刻碑銘、文人別集等史料的系統挖掘存在不足,導致許多與龍母文化相關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被湮沒,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受到極大限制。
筆者于2016年首次提出“龍母學”的學科建設概念,至今已歷十年。將龍母文化研究打造為一門成熟、系統的人文學科,需要突破單一的傳說與民俗研究范式,構建多維度、跨學科的研究體系。其中,歷史維度的拓展尤為關鍵:龍母文化并非孤立的民間信仰,而是與歷代王朝的軍政事務、地方治理、文化交流緊密相連,只有通過系統挖掘國內外館藏的典籍文獻,還原龍母信仰發展的歷史脈絡,才能真正理解其文化內涵與歷史價值。
沐昌祚的個案研究表明,未來的龍母文化研究,應當打破地域與學科的界限,一方面全面整理歷代龍母廟志、碑刻、題詠等地方文獻,另一方面結合正史、實錄、文人別集等官方與私家史料,考證相關歷史人物與事件,揭示龍母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傳播路徑與社會功能。唯有如此,才能推動“龍母學”建設走向深入,讓龍母文化這一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煥發出新的學術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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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通過《明神宗實錄》、鄒應龍《建雷公祠碑記》等多重史料的互證,我們可以確定,《孝通祖廟志》中記載的“沐世階”,實為明代萬歷年間鎮守云南的黔國公沐昌祚。這一考證不僅補正了廟志的時間記載誤差,也為龍母文化的跨區域傳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龍母文化研究的未來發展,必須立足歷史維度,加強文獻挖掘與整理,構建更加全面、系統的研究體系,這既是“龍母學”學科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傳承和弘揚龍母文化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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