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約翰遜、特拉斯、蘇納克，現在或許還有斯塔默。他們每個人都因某種原因下臺或正準備下臺。英國首相在極短時間內快速更迭首相，這到底是哪方面原因？

《每日郵報》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話稱，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將主動辭職。

在斯塔默之后的任何改組之前，英國也已經更換了八位財政大臣和九位外交大臣。

前內閣秘書格斯·奧唐納曾“近距離”見證了三次權力交接：撒切爾到梅杰、布萊爾到布朗以及布朗到卡梅倫。在2010年大選前與反對黨領袖舉行的“會談”中，戴維·卡梅倫向他簡要介紹了自己將要求白廳進行的改革。

然后，奧唐納說：“他問我：‘我能給你什么？’我告訴他：讓部長們盡可能長時間地擔任同一個職位，這樣他們就有機會更好地履行職責。”

奧唐納回憶起當年為了維持重大問題的戰略而頻繁更換部長職位，聽起來頗為疲憊。養老金領域亟需長遠規劃：個人應該在一生中不斷規劃、儲蓄并積累權益。奧唐納回憶說，在某個時期，“五年內竟然換了九位養老金部長”。

更換首相的一個顯而易見但卻鮮為人知的后果是，其他部長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會隨之變動。任何新首相自然都希望組建自己的內閣，而任何一個有能力爬到權力頂峰的政客都不會忽視利用政府基層官員來獎賞忠誠擁護者、控制棘手對手的機會。

而領導這支由新手組成的團隊的，將是一位經驗不足的領導人，他將由一個全新的顧問核心小組輔佐，這些顧問大多對英國權力中心的運作方式并不熟悉。正如政府研究所智庫的凱瑟琳·哈頓所承認的那樣，那些個人能力不足的首相終究會下臺。但她也擔心，剝奪首相“學習、治理和完成項目所需的時間”會使其自身也變得無能。隨著“首相在壓力下離任的轉化率”不斷上升，她認為等式中的后半部分的價值將被“低估”。

工黨競選綱領標題“變革”中蘊含的種種回避之不及，如今已然暴露無遺，但他們并未從中吸取教訓。在這場領導危機中，各方的訴求都是：“更快、更徹底的變革”。

那些情緒激動的游說記者，以及如今對首相人選擁有最終決定權的熱情洋溢的政黨積極分子，有時會忘記，慷慨激昂的演講本身并不能帶來多少實質性改變。有效的改革只有在制定出可信的藍圖、通過磋商重申原則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修改法律、確保并有效調動資源之后，才能真正成為現實。

“你需要付出努力，”哈頓說。“而這必然需要時間。”

被罷免的威脅幾乎與被罷免本身一樣，會造成極大的干擾和混亂。達米安·格林是特蕾莎·梅的親密盟友，但在2017年6月的大選中，梅失去了多數席位，這引發了人們對她能否繼續執政的擔憂，這種擔憂一直籠罩著她執政的最后兩年。

“特蕾莎當時顯然處境艱難，任何長遠計劃都變得難以推進，”格林回憶道。在她擔任首相的最初幾個月里，她曾表現出對重大社會挑戰的關注，并著手處理諸如家庭暴力等棘手問題，而這些問題是許多其他首相避而不談的。但如今，當務之急是保住政權，而這又與一個問題息息相關。突然間，她唯一且至關重要的任務變成了“達成脫歐協議”。

為了給她爭取一線生機，特蕾莎·梅和當時的內閣秘書杰里米·海伍德采取了一項非同尋常的舉措。他們將格林從就業與養老金部調任到虛構的首席國務大臣一職（實際上相當于副首相），并將幾乎所有其他事務的控制權都交給了他。

格林說：“我曾負責所有內閣國內政策委員會，最多的時候有 28 個，目的是減輕特蕾莎的負擔。”

作為一名忠誠的擁護者，格林積極推進其老板那些雖不引人注目但卻十分重要的優先事項，例如限制現代奴隸制。沒有哪位副手擁有首相那樣的影響力或人脈資源來打破僵局，因此，包括社會保障（格林個人非常關注的領域）在內的重大挑戰的進展陷入停滯。

如今這般弒君狂潮，早在30年前就已初見端倪。約翰·梅杰的執政時間比梅更長：六年半。但僅僅兩年后，英鎊就在“黑色星期三”崩盤。

此后，生存之戰持續不斷，且充滿變數。前公務員吉爾·魯特曾在唐寧街10號的政策小組工作過一段時間。該小組負責認真思考如何將首相的抱負付諸實踐，但當時的形勢并不樂觀。

在梅杰被迫就馬斯特里赫特進程中的某個步驟進行信任投票后，魯特回憶說，該部門主管莎拉·霍格召集了她團隊中由政治任命的一半成員，并解釋說，如果事情出了差錯，他們很快就會失業。

“唐寧街10號當時處境非常艱難，疑心重重，四面楚歌。很多時候，他們唯一關心的是如何重回正軌，”魯特說道。當你“時刻如履薄冰”時，找到巧妙的解決方案就更加困難。

像北愛爾蘭和平這樣的事業得到了推進，梅杰對此傾注了極大的個人熱情。但魯特表示，首相“不可能也真的不應該事事親力親為”。大多數情況下，“唐寧街10號代表他們了解情況”，并引導整個政治機器按照他們的意愿運轉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