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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亞三哥

編輯|曹寅聰

審核 |朱依林 單敏敏

圖源：“孟加拉商業情報”微信公眾號

如果你在達卡老城的一條巷子里迷路，大概率會被三件事包圍：人力三輪車的鈴鐺聲、路邊攤飄出的孜然味，以及某個店主用孟加拉語、英語和阿拉伯數字混合著向你報價。這個場景與三百年前東印度公司商館里的記賬場景，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別——都是一群人，在極度擁擠的空間里，試圖把貨物從A點運到B點，并從中摳出一點利潤。

區別在于，荷蘭人和英國人當年信奉是重商主義，而今天的孟加拉人追尋是求生主義。前者是國家權力武裝的商業擴張，后者是1.7億人在洪水、殖民創傷和全球產業鏈夾縫中，憑本能維持運轉的商業文明。

一、地理：上帝發了一手爛牌，但留了一條水路

要理解孟加拉人的商業基因，得先看地圖。恒河和雅魯藏布江在這里傾瀉入海，沖積出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每年季風帶來的洪水會吞沒莊稼，但也會留下肥沃的淤泥；河流把土地切割得支離破碎，卻也編織出一張天然的水路網。在鐵路出現之前，孟加拉地區的內部貿易主要靠船——這意味著這里的人天生就必須學會流動、交換和算計。

考古證據顯示，早在8世紀，阿拉伯商人的帆船就已經駛入吉大港。阿拔斯王朝的金幣在帕哈普爾和邁納馬蒂出土，說明這不是偶然的探險，而是印度洋貿易網絡的常規站點。從南宋到元代，中國與孟加拉之間的海上航線已經相當繁忙，法顯的行記里，這條路線需要多次中轉，但從未斷航。到了明代，鄭和船隊至少兩次到訪榜葛剌（孟加拉），馬歡的記載里，當地已經用蠶寶寶生產絲綢，與中國存在技術交流。

鄭和的助手和翻譯馬歡的《瀛涯勝覽》對孟加拉的記錄堪稱一部“榜葛剌百科全書”。圖源：“孟加拉商業情報”微信公眾號

換句話說，在歐洲人還沒搞明白重商主義是什么之前，孟加拉人已經在做全球貿易了。只不過這種貿易是被動的、嵌入式的——商人們順著季風和河流而來，留下貨物和信仰，然后被下一季風帶走。沒有人在這里建立常備軍，也沒有人頒布《航海條例》。

二、阿拉伯商人與伊斯蘭化：

生意和信仰一起上岸

伊斯蘭教進入孟加拉的歷史，是一部“商人開路、蘇菲跟進”的教科書。8世紀，阿拉伯商人通過貿易將伊斯蘭教傳入東南部沿海；11世紀，蘇菲派修士進入北部宣教。與中東通過軍事征服完成伊斯蘭化不同，孟加拉的伊斯蘭化是"商業-宗教"雙軌并行。

這帶來了一個深遠的社會后果：穆斯林社群天然具有商業網絡屬性。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后來的亞美尼亞商人——他們在達卡紡織品出口中一度占據重要份額，幾乎與歐洲商業公司平起平坐——都在孟加拉建立了跨印度洋的貿易據點。伊斯蘭教法對合伙制、信用和契約的規范，為商業活動提供了制度框架。

這里有一個關鍵區分：伊斯蘭商業倫理強調公平交易和禁止高利貸，這與歐洲重商主義“國家權力服務于資本積累、殖民掠奪和貿易順差”的邏輯完全不同。孟加拉地區的商人——無論是本地的巴尼亞人（Banyans）還是外來的亞美尼亞人——都是在既有政治權力的縫隙中求利潤，而不是像英國東印度公司那樣，用利潤去購買政治權力，再用政治權力去壟斷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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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臥兒時代的“世界工廠”

與被碾碎的重商主義對象

17世紀的孟加拉是莫臥兒帝國最富裕的省份。達卡的細棉布、胡格利的硝石、卡斯姆巴扎爾的生絲，通過亞美尼亞商人、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網絡，流向波斯灣、紅海、東南亞乃至歐洲。莫臥兒貴族甚至親自參與貿易，投資造船業，政府對市場秩序進行規范而非壟斷。

然后英國人來了。1757年普拉西戰役后，孟加拉逐漸從“貿易中心”淪為“被掠奪對象”。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操作堪稱重商主義的教科書：先排擠本地商人，再摧毀傳統紡織業，最后把孟加拉改造成黃麻、鴉片和靛藍的原料產地。19世紀的孟加拉商人被迫成為歐洲商行的依附伙伴，靠傭金和中介費生存，資本積累始終面臨天花板。

這段歷史的創傷記憶極其深刻：孟加拉人并非不擅長商業，而是他們的商業能力被殖民權力系統性壓制了。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在這里不是“保護本國資本對外擴張”，而是“摧毀殖民地本土資本，使其永遠停留在原料供應環節”。孟加拉從“世界工廠”變成了“世界農場”，而且是一個連農場主都不是本地人的農場。

1947年印巴分治更是雪上加霜——東孟加拉失去了加爾各答這個傳統的經濟中心和港口，成為巴基斯坦版圖上的“黃麻殖民地”。非孟加拉商業階層大規模撤離，工業基礎幾乎為零，大型制造業全部集中在西翼。一條人為的邊境線，把孟加拉地區的商業文明攔腰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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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立前后：從國有化烏托邦

到出口加工區現實主義

1971年獨立戰爭后，孟加拉國面臨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爛攤子：基礎設施被毀、1974年饑荒奪走約150萬生命、非孟加拉商業資本幾乎全部撤離。謝赫·穆吉布·拉赫曼政府選擇了激進的國有化政策——將資產超過150萬塔卡的黃麻、造紙、紡織、制糖工業收歸國有，公營企業從53家增至392家，工業固定資產的公有比例從34%飆升至92%。

這是孟加拉國歷史上離商業文明最遠的一刻。計劃經濟、國有化、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話語，與任何形式的“主義”都背道而馳，更像是創傷后的應激反應。結果也證明這是一場災難：公共部門效率低下、腐敗橫行、投資率下降，GDP平減指數每年上升40%-70%。

轉折發生在1975年。穆吉布遇刺后，齊亞·拉赫曼將軍上臺，政策180度轉彎：去國有化、鼓勵私營部門、建立出口加工區、推行出口導向型工業化。1982年的“新產業政策”明確將出口導向作為目標，成衣業（RMG）開始爆發式增長。

這個轉折的諷刺之處在于：孟加拉國最終走上了一條類似重商主義的道路——出口導向、稅收優惠、吸引外資——但驅動力不是國家野心，而是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條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計劃要求貿易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導向，孟加拉國為了獲得持續援助（1979年外援相當于國民總收入的20%），不得不接受這些條件。1991年，孟加拉民族主義黨上臺，明確推行私有化；1992年，原本堅持社會主義的人民聯盟也修改黨章，放棄公有制原則。至此，孟加拉國的兩大主要政黨在經濟政策上達成了罕見共識：不管誰執政，都得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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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國關系的實用主義賬本

孟加拉國的外交史，是一部“在雞蛋上跳舞”的貿易平衡術。

印度：獨立后最初在政治經濟上完全依附印度，但蜜月期很快結束——撤軍、邊界、河水分配、貿易逆差，全是摩擦。1975年政變后，軍政府采取反印立場，主動與中國、巴基斯坦改善關系以平衡印度。頗具戲劇性的是，1980年齊亞·拉赫曼為了緩解與印度的緊張關系，反而提議建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最終在1985年促成——這就像一個吵架的鄰居提議成立業主委員會，目的是防止對方獨霸小區。

蘇聯/俄羅斯：獨立初期蘇聯提供了援助，尤其在軍事、工業重建和基礎設施領域。但1975年后關系惡化，孟加拉國聯合5個理事國向聯合國提交決議草案，要求蘇聯立即撤軍。1980年代中期關系回暖，但蘇聯援助始終遠小于日本、美國。對孟加拉國而言，蘇聯是一個“可以冷淡但不必得罪”的伙伴。

中國：古代海上絲路的老相識，現代則是1975年建交后的戰略平衡支點。如今中國是孟加拉國最大進口來源國，涵蓋棉花、機械、鋼鐵、電氣設備。與印度的復雜情感不同，中孟關系純粹得多：你需要我的產品，我需要你的市場。

歐美/日本：孟加拉國85%以上的成衣銷往北美和歐洲，歐盟普惠制、加拿大和日本的免關稅市場準入，是成衣業生存的氧氣。這些關系中沒有殖民時代的炮艦，但有快時尚品牌（Zara、H&M、Gap）的訂單——一種更隱蔽但同樣強大的依賴。

阿拉伯/伊斯蘭世界：1977年伊斯蘭教被納入憲法，1988年定為國教，孟加拉國加入伊斯蘭合作組織。沙特成為發展資金主要來源，而孟加拉國向中東輸出勞動力，僑匯成為經濟支柱。這是一種新型的“人礦貿易”：用年輕勞動力換取石油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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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文化：洪水、人力三輪車

與商業哲學

孟加拉國的商業文化，不能僅從政策文件解讀，得去達卡的街頭看。

宗教層面：伊斯蘭教為商業活動提供了倫理框架，但蘇菲派的神秘主義傳統又賦予了某種“宿命論式的務實”——洪水會來，但生意不能停；真主會安排，但合同得簽。這種“在不可控環境中追求可控利潤”的心態，是孟加拉商人的核心特質。

社會層面：家庭導向的決策模式、基于血緣和地緣的信任網絡、對書面契約的堅持，都顯示這是一個低信任社會中的高信任小圈子文明。孟加拉商人不是威尼斯商人那種“契約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商業體，而是“熟人面前才談生意”的關系商業體。

性別層面：成衣業雇傭了超過400萬工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這些從農村進入工廠的年輕女性，正在用縫紉機改寫孟加拉的社會結構——她們是商業鏈條的最末端，也是家庭收入的起點。這種“底層女性驅動出口”的模式，與17世紀重商主義國家由王室特許狀保護的男性商人階層，完全是兩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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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為英國重商主義對象的孟加拉，留下了什么商業遺產？

討論到這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一個地區被當作重商主義擴張的獵物長達兩百年，當它的紡織工被機器碾碎、它的商人被東印度公司排擠、它的港口被殖民關稅重塑之后，幸存下來的商業文明會呈現什么模樣？

孟加拉國的答案，是一種“反重商主義的商業文明”——它具備重商主義所要求的一切商業技巧（精明、算計、全球網絡、成本控制），卻徹底摒棄了重商主義的核心前提（國家權力與資本的結盟、對外擴張的野心、零和博弈的掠奪性）。換句話說，孟加拉人學會了英國人教會的所有記賬方法，但拒絕接受那本賬簿背后的政治哲學。

這種文明的特征，可以從五個維度來概括。

第一，去國家化的商業本能。縱觀孟加拉歷史，無論是莫臥兒帝國的包稅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依附商人（Banyans），國家權力在絕大多數時間里扮演的都是掠奪者或偏袒者的角色。這導致孟加拉商人形成了一種深入骨髓的警惕：國家是不可靠的，利潤必須藏在家庭網絡、宗教信托和現金交易中。今天達卡成衣廠老板們把利潤迅速轉移到迪拜、新加坡或加拿大購置房產，與兩百年前他們的祖先把白銀埋在后院，在行為邏輯上完全一致——對國家權力的深度不信任，是重商主義對象留下的創傷后遺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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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碎片化的全球嵌入。英國重商主義的偉大發明是“國家-特許公司”聯合體（如東印度公司），它把暴力、行政、金融和貿易打包成一個統一的擴張機器。但孟加拉商人從未擁有過這種組織形態。從8世紀的阿拉伯商人，到17世紀的亞美尼亞社群，再到21世紀的成衣出口商，孟加拉的每一次全球貿易參與都是碎片化的、局部的、被動的。他們沒有艦隊，沒有特許狀，沒有殖民地總督府撐腰，只有訂單、信用證和交貨日期。這種嵌入方式讓孟加拉商業文明極度靈活——它能在一夜之間從黃麻轉向成衣，從歐洲市場轉向快時尚——但也極度脆弱，因為鏈條的每一環都捏在別人手里。

第三，非積累性的利潤倫理。重商主義的核心驅動力是貴金屬的無限積累和國家財富的擴張。但孟加拉商業文明對“積累”有一種天然的消化不良。伊斯蘭教對高利貸的禁止、蘇菲派對物質財富的淡泊、以及每年洪水帶來的"一切歸零"風險，共同塑造了一種“現金流生存主義”——利潤最好盡快轉化為家庭網絡的安全墊、清真寺的穹頂、或者女兒的教育費用，而不是沉淀為可以挑戰國家權力的工業資本。這與韓國財閥或日本財團的"國家-資本共謀"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第四，女性化的商業引擎。17世紀的重商主義是男性精英的游戲：王室、貴族、特許公司董事、殖民地總督。但孟加拉現代商業文明的真正引擎，是成衣廠里超過四百萬名底層女性工人。她們從農村涌入城市，用縫紉機支撐起國家的出口創匯，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的性別分工。這是一種“去精英化”的商業文明——它的驅動力不是紳士俱樂部里的商業計劃書，而是年輕女性為了家庭生存而忍受的十二小時輪班。重商主義國家用炮艦為男性商人開路，孟加拉國用女性的勞動力在全球化鏈條中換取一席之地。

第五，對"自由貿易"的創傷記憶。今天孟加拉國擁抱全球化、擁抱出口導向，但這背后沒有19世紀英國那種對“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狂熱。恰恰相反，孟加拉人對自由貿易最深刻的集體記憶，是1830年代英國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后，蘭開夏的工廠用“自由競爭”的名義徹底摧毀了達卡的紡織業。所以今天的孟加拉國在簽署自貿協定時，始終帶著一種實用主義的警惕——它歡迎訂單，但不相信任何大國嘴里的“自由貿易”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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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碎片拼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后殖民求生主義”的商業文明。它的核心邏輯不是“積累財富以購買權力”，而是“獲取收入以維持生存”；不是“國家權力保護資本對外擴張”，而是“資本在國家權力的縫隙中低調流動”；不是“男性精英主導的全球征服”，而是“底層女性支撐的全球嵌入”。

英國重商主義在孟加拉留下了最深的一道傷疤，也留下了一件最珍貴的遺產：它教會了孟加拉人如何在全球貿易中記賬、談判和生存。

所以，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概括孟加拉國的商業文明，它既不是“重商主義”，也不是“自由主義”，而是“三角洲實用主義”——在洪水中保持漂浮，在夾縫中尋找訂單，在全球化食物鏈的最底層，用1.7億人的勤勞、隱忍和精明，一點一點地向上攀爬。

這是被重商主義碾碎之后，從廢墟里長出來的東西。

本文轉載自“孟加拉商業情報”微信公眾號2026年5月16日文章，原標題為《恒河三角洲的賬本：一個被重商主義碾碎后重生的商業文明》

編輯：曹寅聰

審核：朱依林 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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