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內蒙古日報）

轉自：內蒙古日報

□本報記者 高莉 通訊員 白羽

　　文物不語，文明有聲。2026年5月18日是第50個國際博物館日，中國主會場活動在內蒙古博物院舉行。

　　文物是紐帶，文明是橋梁，古今對話，中外相知，博物院（館）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歲月沉淀的瑰寶，它們守護著歷史記憶，講述著文明交融、山海相通的美好意義，讓千年文脈綿延不絕，世界文明歲歲相依。

　　銀壺小口，立領，短束頸，鼓腹，柄部和口沿相接處裝飾著深目高鼻、“八”字胡須、短發向后梳的鎏金胡人頭像，頭像對面有鳥喙形流。壺的圈足外侈，底邊裝飾一周聯珠紋。

　　聯珠紋 聯珠紋是薩珊波斯重要的藝術題材，由一個個的小圓珠組成，或排成條帶形狀，或圍成一個圓圈，包圍主題紋樣，成為聯珠圈。

　　在古代的絲綢之路上，粟特人憑借出色的經商與手工藝能力，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今天的內蒙古地區留著他們當初沿草原絲路一路東行的歷史印記，書寫著文化交融的篇章。

　　內蒙古博物院“融鑄北疆”3號廳陳列著一把唐代粟特式銀壺，通高28厘米，足徑11.3厘米，通體錘揲成型，素面無紋。銀壺小口，立領，短束頸，鼓腹，柄部和口沿相接處裝飾著深目高鼻、“八”字胡須、短發向后梳的鎏金胡人頭像，頭像對面有鳥喙形流。壺的圈足外侈，底邊裝飾一周聯珠紋。該院典藏部工作人員白羽介紹：“這是粟特工藝傳入北方草原的經典物證，1975年出土于赤峰市敖漢旗李家營子。”

　　1975年春天，敖漢旗荷葉勿蘇公社李家營子大隊修水渠時發現了兩座墓，出土了一批銀器和金帶飾，包括銀壺共有3件典型的粟特式銀器，另外兩件是猞猁紋鎏金銀盤和柳葉形銀碗。

　　猞猁紋鎏金銀盤淺腹，高圈足，盤心為老虎紋浮雕，盤口沿部分和猞猁紋均鎏金。柳葉形銀碗淺腹，碗口呈不規則橢圓形，底部有焊接痕，考古專家判斷，銀碗底部原來應該有圈足。

　　銀壺在中亞粟特地區常見，傳入我國后被稱為“胡瓶”，即胡地制作的瓶子。胡瓶在三國時期就已傳入中原，到了唐代，胡風盛行，胡瓶成為貴族使用的器具。

　　夏鼐先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1978年在《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一文中將這把銀壺歸為薩珊式。1994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先生在《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一文中，將這把銀壺歸為粟特式。

　　白羽說：“薩珊式與粟特式都有帶把壺，兩者非常相似，均有鳥喙形壺嘴、彎曲的把手以及喇叭狀圈足。相較于薩珊式帶把壺，粟特式帶把壺的把手連接壺口和壺腹部，把手上的指墊也就是銀壺的胡人頭像處位于壺口和把手連接處，圈足直徑與高度的比例大于薩珊器，圈足與壺身連接處直徑較小。薩珊式帶把壺相較于粟特式壺，身材看起來更加修長，壺腹直徑與高度比例更小。這兩種胡瓶都受到羅馬式胡瓶的影響，胡瓶進入中原地區后，工匠們發現帶有流的器物在傾倒液體時不易灑出，更加方便，于是促進了唐代單把、帶管流注子的產生。”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胡”，原是生活在中亞阿姆河、錫爾河一帶的古老部族，從我國的東漢時期直至宋代，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以跨國商貿、多語溝通、多元文化適配著稱。

　　公元六世紀中葉，突厥興起，占領粟特地區，大量粟特人融入突厥部落，隨他們游牧遷徙至內蒙古草原、河套地區，成為突厥商貿、外交、軍事的核心力量。貞觀四年（公元630年），10萬突厥降唐，其中主體為突厥化粟特人。

　　今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烏審旗一帶在唐調露元年（公元679年）設置了六胡州，即魯、麗、塞、含、依、契六州，以羈縻制度管理粟特移民。除“六胡州”外，粟特商隊沿參天可汗道、陰山道，遍布內蒙古陰山南北、西拉木倫河流域、河套平原，北接蒙古高原，南連關中長安，西通中亞，東抵營州（遼西），形成全域商貿網絡。今赤峰、通遼一帶在唐代是契丹松漠都督府核心區，緊鄰營州，粟特人隨唐朝軍政、商貿活動深入，與契丹、奚族深度交融，成為中亞文化向東北亞傳播的延伸地帶。

　　粟特商人是草原絲路的“貿易中介”，他們向西販運中原絲綢、茶葉、瓷器至波斯、拜占庭；向東、北販運中亞金銀器、葡萄酒、香料、胡藥、玻璃器至北方草原、中原，在北方草原設立胡市、榷場，開展游牧部族與中原的轉販貿易。粟特商隊采用股份制經營、粟特文記賬，是唐代北方最成熟的跨國商業體系。

　　內蒙古憑借獨特的區位，成為中原農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與中亞西域文化交匯的樞紐。粟特人以商貿為紐帶，打破地域阻隔與文明隔閡，讓草原絲路成為聯結世界的橋梁，帶動物產流通、技藝互鑒、文化共生，促進了人類文明共同發展。

　　（本版圖片由內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