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結婚，不生孩子，老了生病住院誰管你？”

相信不少單身主義者在獨自前行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聽過這樣的勸說。他們或來自家人，或來自朋友，甚至可能來自并無交集的陌生人。

這句看似關心的追問，背后承載的是中國幾千年“養兒防老”的觀念——人們樸素地認為，子女作為父母生命的延續和資源的繼承者，自然該承擔起養老的重擔。而作為這種觀念的反面，不婚不育似乎就注定了“老無所依”，甚至會出現住院手術都無人看護的窘境。

在不少醫院，手術必須由患者家屬簽字，不能由他人代替。（圖/Unsplash）

2025年10月，上海市發生的一件事似乎印證了這一觀點：一位46歲的單身女性蔣女士，不僅擁有體面的工作，還積累了百萬家產，因突發腦出血在家中被緊急送醫。由于父母早逝，又無子女、配偶，蔣女士在手術前陷入了無人簽字的窘境。無奈之下，她只能聯系一位遠房親戚——舅爺的孫子吳先生前來代為簽字。盡管這層七拐八繞的親戚關系本不足以成為可依靠的人情，但好在對方最終還是趕到了醫院，代為簽署了手術同意書。

看似能化險為夷的經歷，卻在支付醫藥費時再次卡殼：蔣女士因為陷入昏迷無法使用自身積蓄支付醫藥費，百萬存款竟變得毫無用處。最終，還是遠方表親吳先生墊付了相關費用，手術才得以進行。

蔣女士最終雖不治身亡，但她的經歷卻真實地刺痛了無數單身人士的神經：難道不結婚、不生孩子，真的就只能在手術時，把命運寄托在遠親的善意之上嗎？沒有親屬的情況下，就連自己的存款也不能用于救治自己嗎？

不靠譜的伴侶，不如靠譜的朋友

單從聲音上，幾乎聽不出王紅的年齡。她語調輕快，談起生活里發生的某些事時，還像二十多歲的姑娘那般，十分義憤填膺，又帶著絕對的審判。

但在法律意義上，她今年47歲了——按照世衛組織的標準，已經步入中年階段。如果翻看社交平臺，也許還能看到她的另一個身份——大齡離異單身女性。而比這一身份更讓人焦慮的標簽是“大齡未育的獨生女”。

在社交平臺和生活中，當人們談論起和她一樣的群體時，似乎不可避免會談論：不結婚，老了以后怎么辦？這個“辦”既包含對個人養老的擔憂，也直指生命危急時刻的困境——畢竟大齡未婚人士最常被攻擊的一句話就是，“你不結婚不生孩子，老了做手術都沒人給你簽字。”

面對莫名其妙的“擔憂”，不少網友以冷幽默回擊。（圖/小紅書截圖）

真的沒人簽字嗎？2023年，44歲的王紅第一次直面這一問題。當時她因為卵巢囊腫需到醫院接受宮腹腔鏡手術，而她法律意義上的直系親屬——父母，卻已年逾七旬，且身體狀況不佳。更糟糕的是，他們和王紅長期分居兩地。

考慮到父母年紀過大，不宜太過操心和奔波，王紅生出了讓別人代為簽署手術同意書的想法。她從通訊錄里找到一位私交甚好的好友，并委托對方在手術時代為簽字，好友爽快答應。

只是王紅沒想到，辦理住院時，她才被告知術前就要簽署一些文件。無奈之下，她在醫生辦公室里匆匆翻遍通訊錄，先后給三位朋友打去電話，終于找到了一位能及時趕到醫院代為簽字的朋友。

在昏迷之時，將身體的決定權交給朋友，是王紅的選擇。而肩負王紅生命安全的責任，則是朋友身上的負擔。朋友顯得有點擔憂，她和王紅多次確認：“不會出什么事吧？不會有什么問題吧？”王紅告訴朋友：“最壞的結果是囊腫病變了，需要摘除子宮或者子宮附件。你到時候聽醫生的就行，該簽字就簽字，這也是我的選擇。”

朋友，是王紅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存在。（圖/Pixabay）

當天，朋友一直陪在王紅身邊，直到她徹底清醒后才離開。

這不是王紅唯一一次委托朋友代為簽字。今年4月份，她和一位已婚生育的朋友相約一起做腸胃鏡檢查，并約定互相作為親屬為對方兜底。當天，王紅做完檢查后被診斷患有腸道息肉，她隨即便接受了息肉切除手術。而朋友因為自覺心臟不舒服，便臨時做了心臟方面的檢查，腸胃鏡檢查被推遲到第二天。

當天晚上，朋友先行回家，后通過微信詢問王紅的身體情況，并向她吐槽了回家后發生的一件事。原來，朋友因為擔心王紅第二天要輸液，無法代為簽字，便想讓丈夫陪同，結果丈夫以“清明要回家祭祖”為由拒絕。當朋友提出檢查最晚在下午一點就結束了，可以將航班改至下午時，朋友的丈夫仍然拒絕。

王紅心里清楚，即使對方當天乘飛機返回老家，也不會立馬去祭祖燒香。更讓她感到不可理喻的是，朋友的小孩因為生病正在醫院輸液，而朋友的丈夫仍堅持拋下孩子、愛人回老家祭祖。

看著朋友第二天檢查完后，匆匆拔掉正在輸液的針頭，趕回家照顧小孩的身影，王紅心里不禁感嘆：“有丈夫又怎么樣呢？不靠譜的伴侶遠不如靠譜的朋友。”

被遮蔽的曙光

在網上，與王紅一樣順利委托朋友簽字的案例并不常見，尤其是在全麻類手術里。不少網友分享，自己明明已經找好朋友代為簽字，但醫生堅持要直系親屬到場。王紅猜測，自己之所以能順利完成手術，“很大可能是因為這個手術危險性不大，但也得看醫院的態度。”

今年不過20歲的舒爾是被拒絕的那一個。去年2月份，患有脊柱側彎的她好不容易排上了一位專家號，獲得了住院的機會，但在和醫生助理溝通手術事宜時卻被告知，手術難度大，不能由非直系親屬代為簽字。

舒爾和醫院詳細說明了想要委托朋友代為簽字的原因：小時候，她的父親長期家暴，且從不負擔家中孩子的生活費用，不堪其苦的母親最終選擇和他分居，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和父親聯系了；母親常年在家務農，且患有嚴重的暈車癥，無法乘坐長途汽車或火車到異地簽字；已經結婚的姐姐因為沒有工作且孩子太小，也無法脫身為自己簽字。

為湊夠手術費，舒爾做過很多兼職。（圖/Pixabay）

為了說服醫院同意住院治療，舒爾還提出法學院的朋友曾告訴她，民法典規定成年人住院時，可以自己在治療方面做決定。情況和她一樣的，還可以申請委托協議，由成年朋友和親屬商量后，代替親屬陪同去醫院。

似乎是害怕醫院仍不認可，舒爾又特意提出了一種打消醫院顧慮的方法：由村委會開具無親屬陪同住院的證明，并讓醫生和母親視頻電話確認母親已許可手術。

院方只回復了舒爾短短幾句話：“不行哦，得家屬來，至少談話、簽字的時候要來。”

無奈之下，舒爾只能嘗試再次勸說母親，但母親仍不為所動，暈車似乎成了母親無法向外走的“護身符”。舒爾又提出讓舅舅或者小姨之類的親屬代替母親到醫院面談，再次被醫院拒絕。

深夜無人時，舒爾總會想起自己患病這些年的經歷：明明小學時就因脊柱側彎出現了明顯的身體畸形，但父母一直不為所動；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治療，上課時只能趴著以緩解疼痛；雖然曾多次和父母提出去醫院檢查，但直到12周歲才確診患上了先天性脊柱側彎；母親寧愿將錢全部用于翻蓋房屋，為弟弟結婚做準備，也不愿拿出來用于她的治療，她只能拖著病軀，通過賣花、送外賣、在醫院做陪護等方式賺取醫療費。

如今，她好不容易看到了一點曙光，卻又再次被現實遮蔽。她能理解醫院這般規定既是為了防止醫鬧，也是為了讓家屬和病人一同參與決策，避免病人隨意就醫。

“但從我自身角度來說，重病人士本就會因為疾病身心俱疲，好不容易長大了，可以自己看醫生，又被告知需要滿足某些條件才能就診——這對我來說，何嘗不是新的困難？”舒爾說道。

意定監護，為單身，為你我

兩次委托朋友簽字的經歷，讓王紅對變老這件事少了幾分擔憂。她說：“社會是與時俱進的，單身人士越來越多，將來應該會也肯定會出臺相應的法規。”

但在她身邊，一些和她年齡相仿且未生育的朋友仍會不時談起將來的養老問題。一位單身離異且獨居的朋友和王紅約定，兩人如果超過三天沒有聯系或者沒有更新朋友圈，就要到對方的住所確認安全；另一位同齡單身的朋友在父親生病時，曾惋惜地和王紅說道：“我爸爸生病時，沒有人能給予我情感支持以及切實幫忙解決問題。你說，會不會有個小孩或者對象會好一點？”

人總是會美化那條沒有走過的路。（圖/Pixabay）

王紅理解朋友的感慨，她說：“人總是會美化那條沒有走過的路。但是于我而言，目前這種狀態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在家族里，王紅不是唯一打算不生育的女性。她有位長輩，年輕時曾出國留學，會多國語言，退休后的工資也足以保證衣食無憂。這位親戚在世時一直單身到50多歲，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幫助妹妹帶孩子。后來妹妹因為孩子漸漸大了，家庭空間變得緊縮，而逐漸顯露出對姐姐的嫌棄。察覺到這份未說出口的送客之意后，王紅的這位長輩選擇匆匆步入婚姻，但不久又匆匆離異，后來一直單身到80多歲離世。

從周圍親戚口中，王紅也大概聽到過一些評價，無外乎是老了沒有人照顧、晚年凄涼之類的。

她已經做好了應對孤獨終老的準備，且已有了經驗。疫情期間無法回家過年時，她獨自前往寺廟做義工，既沒有打擾已婚朋友的生活，也消磨了時光。她說：“單身人士要想長久地享受單身的生活，一定要給自己找點事干，只有這樣，才能自洽。”

“單身人士要想長久地享受單身的生活，一定要給自己找點事干。”（圖/《姨媽的后現代生活》）

但王紅也明白，朋友幫忙簽字是出于情分，如果一直理所當然地麻煩朋友，不免會把情分消耗沒了。她為自己購買了重疾險和百萬醫療險，保險里包含上門接送和陪護服務，可以最大限度減少麻煩朋友的概率。不僅如此，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不時為朋友選購一些禮物，以維系雙方感情。

為了將來手術時還能及時搖來簽字的朋友，她還和另一位單身朋友約定，將來以書面形式選定對方為自己的意定監護人。這是一種近兩年在法律層面被單身人士較多討論的監護方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十三條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由該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換言之，在法律層面上，一個成年人有權選擇在自己意識喪失時，由誰代替自己做出手術決定。

至于對方是否具備成為意定監護人的能力，王紅的標準是：“還是要看這個人靠譜不靠譜。”

題圖 | 《前浪》

校對 | 遇見

排版 | 簡墨、韻韻紫

運營 | 陳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