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張玉法先生所著《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一書，通過梳理上萬家工廠史料，將近代中國工業分為外資工業、官辦工業、官督商辦工業和民營工業四方面，全面論述了1860—1916年間中國工業發展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以下分享的，是作者對日本和中國就早期工業發展進行的比較。在工業發展初期，中日兩國有些相似,但后來日本工業不斷快速成長，而中國工業則挫折叢生。作者從中國方面的弱點來檢討了其中的原因。

早期工業發展：日本經驗和中國經驗的比較

文 | 張玉法

中國的現代工業,除外資工業外,官辦工業始于1860年代,初以制造軍火及船只為主。在這方面,中國較日本晚了十二年,日本于1857年在長崎完成第一艘輪船,而中國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廠雖然于1865—1866年先后建立,開始造船則皆始于1868年。不過,中、日兩國在建立重工業之始,都是借用外國技術,中國是以英人、法人為技師,用英、法的機器和動力,而日本是以荷蘭人為技師,用荷制機械與動力。

就輕工業而論,日本的現代化工業由絲業開始,由政府倡辦,第一個廠于1872年建于群馬(在前橋藩)產絲區的一個小村,是用意大利機器,第二個廠于1873年建于東京,亦用機器繅絲,目的在激勵民間改用機器繅絲。東京的絲廠于1874年租給私人,由于經理不善,到1879年又由政府收回。在政府的提倡下,到1880年日本已有幾十個機器繅絲廠。中國的機器繅絲業于1872年倡于絲業中心的廣東南海,是用法國機器,但由私人創辦,政府未盡輔導之責,以致貨品不能改良,這可能是后來中國絲在國際市場上不能與日本絲競爭的重要原因。

日本棉織業的機械化較絲織業稍緩。1877年,日本只有三家機器紡織廠,一家為私人所辦,二家為藩閥所辦。1881年政府建了第一家機器紡織廠,次年又建立第二家,作為提倡。政府一方面代購機器,一方面給予貸款的便利,以鼓勵私人興辦,到1885年末已有十家私人的紡織廠用政府所購的機器開辦,另有三家獲得政府的貸款而開辦。另外還有五家,或系純私人資本開辦,或由政府貸款開辦。1875年日本三家機器紡織廠,共有紡錘六千二百二十四個,但到1886年,機器紡織廠增至二十三家,紡錘增至八萬九千五百二十個。此后日本紡織業繼續迅速發展,1893年有紗錠三十八萬二千枚,1898年增至一百一十四萬六千枚。

中國的機器紡織業倡導雖早,真正開始卻是在1890年代,較日本遲十余年,后來的發展尤緩。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機器紡織業像其他許多重要新式工業一樣,開始時采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形式,沒有投下大資本。中國資本在商人和買辦之手,他們對發展新式工業無興趣,對與官僚相勾結而從中漁利有興趣。在日本,從事紡織業的主要是商人、地主和富農,他們既有資本,亦有發展工業的興趣。

日本的新式造船業,如前所述,始于1857年,與此同時發展的則是煉鐵業,其設備及技術來自荷蘭。早期具有規模的三個船廠皆由政府開辦,長崎造船廠和橫須賀造船廠皆建立于德川時代,兵庫造船廠建于明治維新時。長崎船廠和兵庫船廠偏重造輪船,間亦造帆船,長崎船廠的造船成績如下：

兵庫船廠造船的成績可如下表：

橫須賀船廠,則完全從事軍艦的建造。該廠規模最大,設備最好,所造的船也較大。在1870年代打造了四艘軍艦,其中二艘超過一千噸,另一艘八百九十七噸。橫須賀船廠有煉鐵廠,有兵工廠,也有修船的碼頭。建廠工程費時四年,共花六十萬墨元。曾向法國貸款,并派員駐巴黎,以便購買機器,聘請技術人員。工程始于1865年末,由法國海軍工程人員楚尼(Frances L. Verny)主持,另有兩位法人做助理。此外,并用了三十七個法國技工,到1867年德川歸政時期,差不多已完成一半。此廠的興建時間、借用技術、工廠規模,與中國的福州船廠相當相似。

日本在推動工業化的初期,確與中國有些相似之處。像自強運動時期的地方督撫一樣,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不僅透過官辦企業來發展工業,而且更盡量吸收私人資本。吸收私人資本初時不太成功,主要原因在于：(1)私人資本微弱；(2)民間的技術、機器、組織能力不足；(3)私人保守不敢冒險投資。在這種情形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創辦各種工業來加以提倡。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之后,政府一方面覺得財政不勝負荷,另一方面為鼓勵民間參與工業發展,大政官于1880年11月5日下令政府有關部門,把政府所經辦的企業轉讓給私人。后來實際執行的時候,把鐵路、電線,以及橫須賀的船廠、兵工廠和火藥廠保留,其他的小工廠均轉讓給民營。這些轉讓給民營的工廠規模雖小,但均有新式機器設備,也有政府經辦時所訓練的純熟工人和技術人員,同時也不需要投入龐大的開創資本。

中國的一些官辦工業轉入與官有關的一些私人之手,明治初期出售的官辦工業,則完全轉入與官有關的私人之手。雖然這些有機會收買官辦工業的人為特權人物,但收購之時,這些工業并不賺錢,由于私人資本不足,借著政府的大量補助和長期貸款才能逐漸發展,后來這些人都在工業界嶄露頭角。

日本礦業發展的初期,也與中國有些相似,即官營和私營并存,官營者規模大、技術佳。日本于1885年在政府注冊的礦場四千六百五十三家,約有一半開采礦物,其余如制鹽、開采陶土等,不算是真正的礦業。這幾千家礦場皆為私人經營,但規模都很小。政府只經營九家,這九家都備有現代機器,大規模開采。政府雇用外國工程師、地質學家、冶礦家,礦務局所雇用的外國技術人才,1873年三十四人,1876年三十五人,1877年二十八人,1880年二十三人。

雖然在工業發展初期,中日兩國有些相似,但后來日本工業能不斷快速成長,而中國工業則挫折叢生。研究其原因,不能不從中國方面的弱點來檢討。

其一,中國地區廣大,交通不便,不僅新觀念難以迅速傳布,而且機器工業的產品亦無法大量運銷各地。當時政府雖注意發展鐵路交通,但因為列強爭辦,初不敢大力推動,以免利權喪失。日本于1870年代即完成海港與海港間、海港與內陸間的鐵路(東京與橫濱間的鐵路1872年建成,神戶、大阪間的鐵路1874年建成,1877年此路延長到京都,自京都復有鐵路聯絡日本海濱的敦賀,而大阪、神戶等港則在太平洋濱)。日本的鐵路里程,在1883至1890年間,由二百四十四英里增至一千四百四十九英里。在1870年代初期到1880年代初期,遠洋輪船由二萬六千噸增至五萬噸。在1880年代,日本輪船只航行于日本及中國沿海,到1890年代初期已遠航至夏威夷。中國的重要鐵路,則大多到1900年代才完成(中東路完成于1903年,膠濟路完成于1904年,京漢路完成于1906年,滬杭路完成于1909年,津浦路完成于1913年)。輪船運輸雖創于1870年代,但只航行于長江及中國沿海。另一方面,中國厘卡林立,亦增加了商品的運輸成本,減弱了與外貨競爭的力量。

其二,新式工業建立之初,受到家庭工業抵制,延緩了發展的進度。中國的工業主要是家庭的,像歐洲中世紀的基爾特制度一樣,家庭工業對新式工業抱抵制態度。抵制新工業的原因,除家族主義外,尚有許多。譬如1872年陳啟沅在南海設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聞者興起,至1881年該縣已有機器繅絲廠十座,這種迅速的機械化,引起鄉民恐慌,乃發生暴徒搗毀裕厚昌絲店之事。此事發生后,南海知縣徐賡陛對暴徒的做法甚為同情,他認為：(1)絲廠男女工人混雜,易生瓜李之嫌；(2)機器繅絲,一工可抵十工之用,各工廠共有四千四百余工,實奪四萬四千余人之生業。他的看法是：“匪徒借端搜搶,固屬罪不容誅,而市儈專利病民,亦屬情難曲恕。”他的做法是：“本縣為民父母,固不可庇奸民而縱其橫暴,亦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壟登。”于是勒令各店停業。后來雖然風氣漸開,復業及新創者日多,但已延遲數年。其他反對新式工業的例子,如1868年牛莊英商設火輪磨豆坊,因受當地人嫉妒,不得已停工。后太古洋行于1896年重行開辦,獲利甚豐。再如煙臺榨油坊,悉用舊法,1900年前,怡和洋行曾購機器至煙臺試辦,但為當地人所不容,事遂中止。除怕影響手工業者的生業外,也有以破壞風水為由反對的,如1882—1883年間,華人何崑山發起創辦廣州自來水公司,資本三十萬兩,擬在增步地方引用江水。但因紳士怕破壞風水而反對,使很多人不敢出頭,乃失敗。日本在發展工業的過程中,似少受到此類的干擾。

其三,政府態度消極,不能迅速改良工業發展的環境,在興辦教育、改良農業、鼓勵新工業立法等方面都做得不夠。教育方面,未能造就足夠的技術和管理人才；農業方面,未能提供足夠的工業原料；立法方面,以管理為主,受到獎勵的只是少數享特權者。日本的教育,在德川末期即相當普及,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男子的識字率約有40%—50%,女子約有15%。兒童的就學率,在1886年時46%,1905年時已到95%。日本的農業在十九世紀初走向商業化,從事棉花、甘蔗等現金作物的生產。其后由于化學肥料的使用,稻米、小麥等都大量增產,在1880—1890年間,稻米增產25%,小麥增產40%。其間的農業成長率約為27%。在獎勵工業方面,1878年以后,日本曾實行十年無息貸款,獎勵紡織業。1896年以后,日本曾對造七百噸以上鐵甲船者給予津貼。前述這些發展工業的條件,都是中國所無法相比的。

其四,市場受限制。中國國內市場為外資工廠和外貨所侵占,國外市場除極少數貨品如絲、茶外,由于貨物品質不良,無法競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是國內市場不能受到保護的主要原因,而缺乏國際貿易知識,墨守成規,為無法開拓國外市場的主要原因。日本在十九世紀后半期,一面增加工業生產,并提高品質,以開拓海外市場,并與外貨在本國市場競爭,一面即努力廢除不平等條約,以爭取關稅自主。日本于1858年和1866年兩度對外交涉,未能獲得關稅自主,經四十年后,始于1899年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卻較日本晚四十年。

其五,銀行不足、銀行資金不足，無法為工商業提供足夠貸款,而政府與民間資本均感不足,無法持續從事工業技術的引進。不得已而借用外資,又常導致經營主權的喪失。日本在德川時期原有貴族階級(包括武士),他們由于資金雄厚,在明治維新之始,即大量投資于銀行,到1893年為止,已設立了一百九十三家國家銀行,其中76%的資金來自原來的貴族階級,另有數目更多的私人銀行,主要也是由原來的貴族階級投資。因此日本發展工業的資金較為充足。

其六,中國傳統制度的影響。(1)商人地位低,不能鼓勵有才智的人從事工商業；(2)農村的自給自足經濟,妨害區域間的商業；(3)政府控制大型的經濟活動,使民間大企業無由發展；(4)官吏的敲詐與需索。日本在德川時代,統治階層亦輕視商人,但在封建制度下,一般農民及城市居民因無緣進入政界,乃肆力于經濟活動。明治維新后不少武士階層的人從事工商業活動,且有的成為大企業家。另外,日本農業早已商業化；日本不行官督商辦,可避免官吏需索；而日本政府輔導私人建大企業,尤為工業發展的有利因素。

其七,中國人缺乏組織企業的能力。日本早在1868至1880年間即倡辦了十幾家現代工業,開發了一些礦場。中國當時倡辦工業,多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民畏官吏坐耗薪金,需索無度,不愿投資；而若改為官商合辦,官民平等,政府又不情愿。在組織與管理上,中國人缺乏適當的能力。民國初年美國駐北京商務代表對此頗有評論,謂中國人勤勉、有毅力、有智慧、有理想、富理性,所缺者為有效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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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

張玉法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大學問2026年3月

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張玉法先生的學術代表作，是一部研究中國工業初期發展演變的奠基性著作。作者率先將近代中國工業分為外資工業、官辦工業、官督商辦工業和民營工業四方面，并逐一進行探討。

全書數據豐富，資料扎實，呈現了大量歷史細節。除充分利用資料匯編性書籍，作者還大量運用外文檔案、地方志與報紙、雜志、年鑒中的有關資料，對上萬家工廠的龐雜史料做了深入梳理。本書不僅有宏觀考察，還有對各工業類型的整體運作，包括工廠組織、原料取給、機器與動力、技術與工人，以及生產運銷等方面的論述。書中部分結論，對我們當下的建設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