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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就擁有龐大的軍隊，是當時世界上可以制造巨型戰列艦、大型航空母艦、大型潛水艇等先進武器的少數國家之一，但事實上日本仍然是一個以輕工業和農業為主的國家。

日本工業半壁江山是由紡織工業支撐起來的，大量人口都從事紡織業，這也是戰時“轉業”要特別針對紡織業的原因。

1、轉業的奧秘

席卷世界的“經濟大蕭條”重創了日本的紡織品出口。因此，所謂“轉業”即壓縮紡織業這樣的輕工業，而無節制拼命發展以軍事工業為主的重工業，這不是日本在1944年才采取的對策，而是貫穿日本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主旋律，只不過在1944年和1945年時這一政策發展到了極致而已。

根據日本報刊的統計，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前，1931至1936年，日本在軍事工業上投資將近70億日元，其中新建設投資約為53億日元，16億日元用于擴大原有企業。全面侵華之后，其投資額更是飆升，1937年至1941年，工業新投資超過160億日元，這些投資額80%投入軍用機器制造業、冶金、化學等，還有相當部分投入礦山事業。

日本為了侵略而傾盡全力扶持的軍事生產企業，無助于增加整個國家的收入，因為這些企業都免稅，還得到巨額的補助金，實質上是靠國家養活。1937年9月27日，日本政府通過了“臨時資金調整法”，規定投入工業的資本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是直接與武器生產和有關產品生產相關的，必須占到投資的70%，乙類是表面沒有直接軍事意義但需要在戰時擴大資本投入的，例如發電廠等，又占去25%投資，而龐大的丙類非軍事企業只能分到5%的投資。

因此，“轉業”在戰前的日本就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因為原先大量的小工廠、小販賣企業得不到投資，銷路陸續斷絕，只有轉向為軍事機器充當“零件”才有活路。1932年至1941年，日本新增了69000多家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規模不大的工廠甚至是作坊，作為軍工大企業的“下包”。

這也是1944年美軍開始大規模空襲日本之后，最終選擇用集群密集投燃燒彈徹底燒毀日本城市的根本原因。日本支撐這場戰爭的工業基礎，就在于城市中數以萬計的小工廠乃至小作坊，以精確轟炸的形式摧毀軍工大企業的車間很難取得效果，只有將星羅棋布的小企業徹底燒毀，殺死大量人口，逼迫幸存者逃離城市，或者繼續待在城市也無法組織生產，日本的軍工基礎才能被拔除。

有一點值得注意，自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整個工業體系都在推進“轉業”，日本的壟斷財閥在這一過程中財源廣進，重工業、軍工產業的財閥天天都是好日子，就連得不到投資的紡織工業財閥也賺得盆滿缽滿。例如，據統計，在1936年，三井財閥旗下的鐘淵紡織利潤率達到43.9%，三菱旗下的大日本紡織的利潤率高達52.9%。

如此高的利潤是從哪里來的?首先是日本的商工省產業合理化局批準了低得可憐的工資標準，使日本資本家能夠拼命壓榨工人。對于還在大紡織廠里工作的工人，還有大紡織廠的小型原料供應商來說，要保住目前的工作，就只能接受不公平的條件。

其次，日本還加強保護關稅政策，不但從日本市場上清除了壟斷財閥的競爭對手，還給予各種便利，幫助他們在國外市場傾銷商品。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腳步到哪里，中國的民族資本企業就隨之破敗，然后大量日本商品——紡織品占據很大比例——就會充斥被占領地市場。

因此，所謂“轉業”，其實是一條典型的“以戰養戰”之道。戰前十余年，日本盡量壓縮其他部門的資金，主要投資以軍工部門為首的重工業，生產大量武器去進行侵略戰爭，占領他國土地之后，攫取廉價原料并用日本商品充斥市場，令壟斷財閥賺得巨額利潤，財閥就可以利用利潤繼續吞并其他部門。這是一條“瘋狂膨脹的死循環”之路。

2、輕工業的慘狀

1941年，日本悍然襲擊珍珠港，對英、美等西方國家宣戰，是為了將侵略范圍從中國擴大到亞洲、太平洋的更廣闊區域，這讓“以戰養戰”的方法開始出現“缺氧”的跡象。日本紡織工業不可能只依靠國內的生絲產業，還必須進口美棉、印棉、澳大利亞羊毛、美產纖維素，但開戰之后，這些物資的進口完全停止，紡織原料荒達到了頂峰。

迫于無奈，日本的財閥資本家也在太平洋戰爭中停止了對紡織業的投資，許多工廠宣告停業，很大一部分設備變成了廢鐵，被拿去改造以生產軍需品。據統計，日本紡織業在1941年擁有200多個工廠，紡錠數達到1140萬枚，雄居亞洲第一，但當年因為紡織原料荒，開動的紡錠只有40%。到了1945年初，紡紗量減少到只有三年前的1/30，產布量僅有戰前水平的1/90。

1945年初，日本民眾只有極少數人還存有“買新衣服”這種“妄念”。經過“轉業”，剩余的紡錠只是為滿足陸軍部和海軍部的訂單而轉動。再過幾個月，日本紡織品的生產徹底停止。

根據“日本紡織協會”的資料，1945年之后，1941年的87500臺織機只剩下22600臺，其中可用的又不足一半。全部棉織紡錠的60%和織機的38%被拆解成了廢鐵。總而言之，1945年的日本紡織業倒退回了19世紀末，也就是這一行業在日本剛剛興起時的水平。

紡織業衰退極大影響其上游的紡織原材料業和下游的銷售業。1937年至1941年，日本的生絲產量從731000捆下降至536000捆，降低了30%左右。而到了1945年，日本生絲產量下降超過90%。直到1938年，日本還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纖維生產大國，僅僅一天的人造絲生產量就高達336公斤，人造麻線545公斤，但接近戰爭結束時，人造絲日產量下降到136公斤，人造麻線下降到只有69公斤。

隨著紡織業極度萎縮，日本為數眾多的中小織布企業和生絲加工企業紛紛破產，機器設備被當作廢鐵來滿足軍需工業對金屬的需求，一部分設備干脆轉為軍需生產，而大量工人隨之“轉業”進入這·部門。1944年《戰時生活讀本》出爐時，這一進程進行到了末期。

在戰爭末期，日本境內凡是還沒有關張的布匹店、雜貨店、魚店、點心店、米店等，除了規定進行配給品販賣的日子，其他時候也是關門大吉。服裝店是沒有任何櫥窗展示的，模特架子被堆在角落里。理發店和美容廳還有少數存在，在那里堅持工作的人，男性在60歲以上，女性在40歲以上，或者干脆就是并不專業的家庭主婦在代班。

根據征集令，日本成年人，男性在60歲以下、女性在40歲以下，都必須從事直接有利于戰爭事業的工作，而給人整理頭發的事就被認為是無所謂的。

以上講述的“轉業”，是日本政府和軍部將輕工業、小商業等部門極力壓縮后投入軍需生產部門的情況。

3、底層老百姓的慘狀

“轉業”還有另一條道路，即日本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在生產條件苛刻的工廠中工作。當然，這一進程是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就開始的，不能說是日本當局專為戰爭而強行推進的。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動，說到底，是戰前日本農村土地所有制仍然停留在封建中世紀狀態而帶來的問題。

轉業工作中的一大領域是針對小商品銷售業者的。關于百貨商店對一般小賣業者的事業領域調整，過去《小賣業整備要綱》中就有過規定，簡單來說，就是賣場面積縮小，廢止支店分店，在百貨店的經營物資中原則上取消經營米面類、生鮮魚類、酒、味噌、醬油等第一級生活必需品。然而實際情況是，在除去第一級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商品方面，百貨店憑借其資本力壓迫小賣業者的傾向越來越強，引起憂慮。

舉福岡縣發生的實際例子。在昭和16年(1941)的縣內小商品銷售額中，百貨店占據55%的份額，小賣業者占據45%，而到了昭和17年(1942)就變成了百貨店飛躍至70%的份額，一般小賣業者降低至30%。情況發展下去，不難想象對于一般小賣業者的壓迫將是很沉重的，預測其將陷入苦境。伴隨公積金負擔的家中和配給物資的削減，經營狀況將進一步艱難，而顧客將更多前往還有很多商品的百貨店，這就讓許多小賣業者無法保持沉默，紛紛抱怨百貨店奪走了一般顧客。

日本戰前各紡織工廠的工人，大多數就是從農村招募來的年輕女子，這一群體在極為艱苦的工作環境下，得肺結核的比例極高。但是，如果這些年輕女子留在農村老家，可能餓死，可能被賣身為妓，進城工作算是比較好的出路。還有大量日本農民進入城市為非熟練工作做零工，例如到各港埠、修建工程地做苦工或修建鐵路等。

1937年全面侵華之后，日本國內對工業勞動力的需求急劇膨脹。農村地區人口大量應征入伍、流入軍需工業和進城做雜工，直接導致數十年來都在抱怨“人口過剩”的日本農村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問題，留下來從事農業的只有婦女、老年人甚至小孩子。

據統計，從1937年7月至1945年2月，至少有200萬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直至3月東京下町大空襲一舉扭轉局面，城市人口要疏散去農村。

日本軍國主義指導下的“轉業”就是這樣一幅怪異的場景：先是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用世代刨土耕地的手從事工業勞動，但1945年之后，被疏散到農村的城市人口又在農民的白眼下開始學習怎么墾荒耕種。結果是既沒有足夠多的食物產出，也沒有足夠保證質量和數量的軍工產出。

實際上，農業和工業不是敵對的關系，只不過對越來越深陷戰爭泥潭的日本而言，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互相傷害。戰前日本農村向來對金屬、機器和農具的需求是很少的，其耕種方式之落后，可以說仍然停留在“亞洲水準”，與日本的城市瘋狂制造“歐美水準”的飛機坦克軍艦形成了鮮明對比。

到了1944年末，“轉業”運動這項遍及日本每個角落、社會階層方方面面的浩大工程，似乎大功告成，曾經在1930年占日本所有工人數量比例最大(30%)的紡織工人，此時只剩下了7%。印刷業工人減少了15萬人，食品工業減少了12.5萬人，木器工業減少了30萬人。與之相比，飛機制造業就業工人數從1930年只有9000人，膨脹到1944年6月的204萬人。造船業增加了60萬人，其他軍械生產部門增加了45萬人。

4、實施的情況

《戰時生活讀本》用很長的篇幅評論“轉業”問題：

一億國民皆勞動”，是如今左右國家生產力的緊急問題，不容任何拖延遲滯。商業報國會組織擁有會員150萬人，包含家屬在內有500萬人，理應響應國家的要求，將全國的勤勞奉仕隊、商報推進隊、商業青年隊進行總動員，挺身而出積極參與勞務工作，更合理地配給物資，發展共助精神，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讓轉業者和留守業者都實現生活安定，從而在全國確立新商業道路。

然而，現狀是商業報國活動還沒有走上正道，仍然處于前所未有的試煉期。雖然樹立了“皇國勤勞觀”作為根基，但在實踐中依然混亂不堪。急務是建立可讓人欣然挺身為國策獻身的組織，需要充分顧慮因為一些小事就會戰戰兢兢的小賣業者的心情，向他們伸出溫暖的庇護之手。

對于全國各行業的專業整備狀況，如果按照各行業分別來看，取得最明顯成果的是戈府縣的紡織相關小企業，將這一行業作為專業整備重點推進的府縣有愛知、宮城、長崎、千葉、京都、大阪、岡山等，不過各個地方的情況也非千篇一律，而是伴隨種種問題向前推進。

各府縣認為共通的問題是，雖然在整備綱要中將公積金用以募集希望轉業者，但是各地方的商業組織答應付出的公積金的基準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大阪的小賣業者中有八成希望轉業，但大阪的公積金數額是最小的，由此產生矛盾。

例如，大阪市服裝雜貨組織對于年銷售額有20000日元的業者，提供的公積金只有兩三百日元，而長崎縣的紡織相關組織，對于年銷售額20000日元的業者提供2560日元，愛知縣則對利潤額達到2000日元的業者提供3750日元，岡山縣對同樣利潤額的業者竟提供4000日元!

商業組織中央會方面的人士普遍認為，重要的是確定轉業運動不是一時的方便之法，而是長久的職業轉換政策，需要將全國的公積金制度標準化，努力消除地域之間的矛盾。另外，政府商工省方面的人士說，當局說到底還是想避免訴諸強制手段，希望尊重國民自發的意愿，所以目前階段還是想盡量支持報國國民運動。

確實有大量小賣業者欣然接受國家的指導，申請進行轉業，并不僅僅是因為“國民更生金庫”的利用、國庫扶助資金的獲得等政府的好意，不能忽視的是商業報國運動等啟蒙運動勃發的力量。商業報國會對于緊急轉業的業者，贈予獎狀，表彰為模范轉業者。也有商報會縣本部的總務部長、副指導部長、推進隊的副分隊長等內定為留業者的例子，但也有很多人身為干部挺身為國奉獻，決心率先垂范，進行轉業。

為了確立戰時綜合戰時體制，新設立的中小企業指導研究會“企業商談所”很快就被各行各業的詢問者擠滿。根據“企業商談所”所長永井吉末先生所說，提出最多的問題首先是企業整備，其次分別是勞務、配給、組織方面的問題，然后還有金融投資、經營、經濟、法規、價格、計算、統制會等問題。企業整備問題是提出最多的，也是在行業組織的成員和組織干部之間最容易造成隔閡的問題。

舉例來說，福島縣某個漁業組織提出商談請求，該組織成員主張在進行實績計算時遭遇組織干部的不公平對待。與征收稅金無關的“海濱交易”的實績，被巧妙算入干部自己的實績當中，從而抽走了利益，而將稅金負擔轉嫁給組織成員，使其陷入經營困境。還有組織成員指稱，有干部聲明從當局獲得指揮企業整備工作的一切權限，專權獨斷，完全無視組織成員的意志，因此強烈希望糾正干部的錯誤做法。

還有在東京室內某組織發生的問題，有組織干部借口其獲得關于企業整備的內部指令，扶植干部的親信勢力，尋找一切機會壓迫弱小的組織成員，因此前來商談所，提出強烈投訴。雖然政府方面認為對于組織內部的問題只持有限的協調管理權限，還是想尊重組織成員之間相互的意見，但組織成員認為身為干部掌握了過大的權限。

另外還有指定工廠制度帶來的問題。東京市內一家畫具制造工廠被排除在指定工廠以外，無法獲得原料物資的配給，也無法補充員工，生產活動完全衰退。

然而，同市有另外一家制造樂器的工廠，被指定為“教育資材工廠”，這是為什么?

如果說另一家工廠的樂器是情操教育的重要資材，那畫具也可以算教育資材，而且如果深入想一想，畫具甚至可以作為重要的軍需品。如此這般，這家畫具制造工廠就不斷來訴苦。諸如此類，數量龐大的問題拋向了“企業商談所”的各位委員。

委員中的知名人士有議員河野密、中大教授大野俊三和上達夫、法大教授高木友三郎、日本原價計算協會常務理事長今井忍、滿洲重工業開發顧問田中要人、更生金庫事務課長佐藤市衛和松本利雄、重要產業協議會事務局長長帆足計和調查部長鄉司浩平、東京鐵工機械同業組織常務理事澤田英貫、東京玻璃產業聯合常務理事法亢盛耕、東京照相機材料商業組織理事長田野定次郎等。

這些理事每天都交替著，在百忙之中抽出正午到下午4點的時間，回應商談請求，或者直接與各府縣進行交涉，為了建設井然有序的戰爭后方而努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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