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史書中，“樓蘭”之名如雷貫耳：它是中原經營西域的重要大本營，那里發(fā)生的刺殺與封侯的故事彪炳史冊；同時，它又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邦和中轉站，因匯聚著東西方文化的精華而聞名于世。然而，除此之外，人們對樓蘭的具體模樣、詳細信息一無所知，它的位置在哪里、物產如何、風土人情又是怎樣，都漸漸隨著歷史的遠去而成了一個個謎題。在人們心目中，“樓蘭”逐漸僅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成為一個朦朧的、“熟悉又陌生”的意象。

1900年，斯文·赫定無意間開啟了樓蘭考古發(fā)現的進程，人們逐漸揭開了這個西域古國的神秘面紗。可以說，對樓蘭歷史的認識，完全是考古學家通過一次次的考古發(fā)現來推進、通過一筆筆的書寫來不斷形成的。不過，普通公眾對樓蘭的了解仍多來自早期西方探險家和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考察。事實上，近幾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又對樓蘭地區(qū)進行了多次大規(guī)模、科學系統(tǒng)的考古工作，極大推進了考古學界對樓蘭的認識。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曉露長期從事樓蘭考古，近日，她的《失落之城：樓蘭四千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刊行。本書以大量科學、準確的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為依據，向讀者展示樓蘭的概念、地理、歷史、人群、喪葬、民族融合等各個方面。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陳曉露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大眾對樓蘭的誤區(qū)以及樓蘭考古的最新成果，以下為訪談正文。

陳曉露教授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走上樓蘭考古這條道路的？

陳曉露：我從小就很向往“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西北邊疆。上大學本科時，我學的就是考古專業(yè)。大三那年，學校開了一門選修課《絲綢之路考古》。上完這門課，我對西域的多元文化就更著迷了。按照學制的要求，大三要完成一篇學年論文。于是，我就找到那門課的授課老師林梅村先生，希望請他指導我。林老師是西域研究的專家，他平生最著力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樓蘭。答應指導我的學年論文后，林老師先去了解了一下我的田野考古實習情況。這是我們的特別訓練項目，即考古專業(yè)學生在四年的學習中，有半年是需要到考古工地去直接參與發(fā)掘。在實際的發(fā)掘中，學生的個人特點能夠最大程度地表現出來，比如耐心、觀察力、動手能力，甚至對文物的直覺判斷等等。林老師聽說我在工地負責所在小組的圖紙清繪和資料匯總，便為我的學年論文指定了一個整理樓蘭佛寺遺址的題目。這處遺址是20世紀早期西方探險家發(fā)現的，當時的調查方法、記錄手段等都不夠完善，資料本身的系統(tǒng)性、科學性有所欠缺。而考古繪圖要求的沉靜、細致，正是整理這類資料所需要的。而且佛寺遺址中有很多圖像材料，也正好可以發(fā)揮我的特長。這篇學年論文寫完后，林老師還比較滿意，便建議我繼續(xù)將研究擴展到整個樓蘭考古領域，包括墓葬、城址、建筑、藝術等等材料，于是我便這樣一路走了下來。從本科到博士畢業(yè)后成為一名考古研究者，我的研究領域一直圍繞著新疆和中亞考古，樓蘭作為絲綢之路的樞紐，始終沒有離開我的關注視野。

樓蘭故城遺址

澎湃新聞：請您談談樓蘭遺址的“發(fā)現史”。今天我們說起樓蘭考古，有哪些誤區(qū)最值得被糾正？

陳曉露：由于唐詩“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膾炙人口，中國人對這個漢代的西域小國似乎都不陌生。不過事實上，在王昌齡吟誦這句詩句的時候，樓蘭就已經是遺址了，它是直到20世紀才被現代人重新發(fā)現的。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羅布泊探險時，意外發(fā)現了我們現在常說的樓蘭古城，這一發(fā)現轟動了整個世界，也正式開啟了樓蘭的考古時代。在那之后，英國的斯坦因兩次進入羅布泊地區(qū)，對那里約20處遺址進行了系統(tǒng)的調查，并以樓蘭的首字母L將這些遺址編號，LA、LB一直到LT，這套編號系統(tǒng)我們今天也仍在使用。雖然斯坦因的發(fā)掘方式并不規(guī)范，也造成了文物流失，但客觀上也留下了大量的一手資料。而我們中國學者真正走進樓蘭、開展自主考古工作，是從黃文弼先生開始的。上世紀30年代，黃文弼先生作為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的一員，在羅布泊發(fā)掘了土垠遺址，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用科學的考古方法觸摸樓蘭，也為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本土考古記錄。同時，同在這個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貝格曼發(fā)現了小河墓地，那些奇特的船棺、保存完好的古尸，把樓蘭的歷史上溯到了青銅時代。

而真正由中國考古學者主導、系統(tǒng)、科學、全面地開展樓蘭考古，是從1979年之后開始的，我們的考古工作者重新進入羅布泊，對古墓溝墓地、樓蘭古城、平臺墓地、孤臺墓地等等重要遺址逐步開展調查、發(fā)掘，一步步糾正過去的錯誤認知，一點點還原真實的歷史。20世八九十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與日本學者合作，對尼雅遺址進行了十余年的調查與發(fā)掘工作。尼雅雖然不在羅布泊核心區(qū)，但也處在樓蘭鄯善王國全盛時期疆域范圍之內，因此屬于廣義樓蘭考古的一部分。中日聯合考古隊的工作獲得了包括精絕王陵、尼雅佛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等等大批重要遺存和文物，極大推進和深化了人們對古代西域的認識。21世紀初，考古工作者又重啟了小河墓地的系統(tǒng)性發(fā)掘，將這個遺址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人們對于青銅時代的羅布泊有了更為深入和全面的認識，并且揭示出西域早期文明的很多重要線索，再次引發(fā)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到最近這些年，中國的考古工作蓬勃發(fā)展，樓蘭考古也得益于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羅布泊多學科綜合科考、考古中國等大型工程項目，例如咸水泉古城、克亞克庫都克烽燧等新遺址的發(fā)掘，都在不斷刷新我們對樓蘭的理解，樓蘭考古直到今天，依然在向前推進。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護膊

經過長期的傳播和積累，大眾對樓蘭形成了很多浪漫化的想象，但也存在一些明顯的誤區(qū)，有必要被澄清。第一個最常見的誤區(qū)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樓蘭古城，也就是編號為LA的古城遺址，由于遺址的名字在最初被定為了“樓蘭古城”，讓人很自然認為它就是漢代樓蘭國的都城，其實并非如此。就目前看來，這座古城遺址的主體遺存屬于魏晉時期，比漢代“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歷史事件要晚好幾百年。至少我們現在“樓蘭古城”看到的這些遺存、這些斷壁殘垣，不是漢代樓蘭留下的。而漢代樓蘭國王城，我認為另有所在，可能就是新發(fā)現的咸水泉古城。

第二個誤區(qū)是，在媒體的常見描述里，樓蘭是一夜之間神秘消失的，好像有一場突然而至的災難，整個城就不見了。但從考古材料來看，我認為樓蘭的衰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環(huán)境變化、水系改道、絲綢之路線路調整、區(qū)域政治格局變動等多種因素疊加在一起，慢慢走向衰落，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瞬間消亡。

第三個誤區(qū)是，唐詩里的樓蘭不同于史家對真實歷史的記載，“不破樓蘭終不還”更多是唐代詩人借用樓蘭這個符號，抒發(fā)邊塞豪情，并不是在記錄當時真實的樓蘭情況，我們不能把文學意象直接當成歷史事實。

最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知偏差，就是很多人覺得樓蘭是一個孤立的、偏遠的異域所在，可考古證據恰恰證明，樓蘭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中亞文化等等交匯融合的樞紐，更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從漢代開始，中原的制度、文化、技術等等方面就已經影響和滲透到了這里，成為樓蘭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請您介紹一下樓蘭考古幾個主要遺址的情況。“小河人”與后來的“樓蘭人”有什么關聯？

陳曉露：樓蘭地區(qū)最著名的遺址是編號LA的樓蘭古城，即斯文·赫定20世紀初在羅布泊重新發(fā)現的第一座古城。由于古城中發(fā)現的漢文文書中有“樓蘭”的字樣，便被當時的人們誤認識是西漢時期樓蘭王國的都城所在。這座古城位于羅布泊西北岸、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南部，平面大致呈正方形，邊長330米，城墻走向與正方形呈一定角度，可能是為了順應當時的盛行風向。城中有一條古水道從西北角到東南角穿城而過，與城外的干河道相連，這應該是城內居民的主要供水來源。城內制高點是東北部的佛塔，也是目前樓蘭古城的地標性建筑，周圍還有一些木構建筑，說明城內的宗教活動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古城中心略偏西南位置的一處土臺上殘留城中唯一一座以土坯壘砌的大型建筑，其中一小部分由三個長條形空間毗鄰構成，俗稱“三間房”，里面出土了大量木簡和紙文書，內容帶有官方管理色彩，由此可知這處建筑就是魏晉時期西域長史的官署所在，而古城本身的性質也就是西域長史府，即漢晉時期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區(qū)設置的最高軍政機構。城中出土的《李柏文書》，就是由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所寫的信件手稿，其人曾見諸正史《晉書》的記載。從城內發(fā)現的遺物來看，這座古城應該在東漢時期已經存在，曹魏到西晉前期形成了目前所看到的形制，廢棄于前涼時期，城中出土木簡所見的最晚年代是前涼建興十八年（公元330年）。

樓蘭古城“三間房”遺址

另外一處重要的古城遺址是咸水泉古城，它位于樓蘭古城西北約60公里處，距離孔雀河河床約2公里左右。古城坐落于黃土臺地上，原平面應為圓形，直徑300米，但僅有南半部墻體仍斷續(xù)保留著。經解剖發(fā)現，墻體是就地取材修建，栽立木柱為骨，再填以沙土、膠泥塊、紅柳枝構筑而成，城內出土的遺物也多在漢晉時期。相對來說，筑城采用圓形平面，是古人較為自然的選擇，世界各地早期城址多隨形就勢而呈圓形，圓城在羅布泊地區(qū)也更有利于抵御風沙。而崇方是漢文化的傳統(tǒng)，西漢的城市、陵墓、宮殿等大型建筑多采用方形，西域鑿空之后流行的方形城址，可能是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例如，樓蘭古城東北20多公里處的LE古城，平面就接近130米見方的正方形，方向基本是坐北朝南，墻體夯土板筑、間以柴草城，和敦煌漢長城的修建方式完全一致，應該就是采用了漢地筑城技術修建而成的。我們知道，樓蘭王國在漢人進入西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樓蘭城應是本地居民修筑。就這一點而言，咸水泉古城的修筑技術表現出更多本地傳統(tǒng)，作為西漢時期土著樓蘭城的可能性更大。而位于今尉犁縣境內的營盤古城遺址，平面呈現為規(guī)整的正圓形，體現出較高的測量技術，應為有意為之，這可能是另一座土著居民修筑的古城——墨山城。

LE古城遙感圖像

還有一處遺址與樓蘭城有關，就是位于若羌縣城南戈壁灘上的且爾乞都克遺址。遺憾的是，這座古城保留狀況很差，今天地表已經幾乎不見蹤影。斯坦因、橘瑞超、黃文弼等中外許多學者都曾考察過這處遺址，但由于遺址的毀壞速度很快，每位學者觀察和記錄的情況都不一樣，相互差距很大。不過，眾多學者都提到了這座古城部分城墻用石塊壘砌、此外還殘存部分以土坯修筑的墻體。從這一信息來看，古城顯然存在多次修筑的情況。根據《新唐書》和敦煌出土的地理文書記載，唐代曾經有粟特人到達樓蘭并修建了一座石城。從考古發(fā)現情況來看，周邊地區(qū)的城址中，使用石材的僅有且爾乞都克一座，因此它很可能就是粟特人增筑修建的那座石城，而在被增筑之前，它本是土坯壘砌的樓蘭城。

但這座城并非張騫報告中提到的“臨鹽澤”即羅布泊邊上的那個樓蘭城，而是樓蘭更名鄯善、遷都后的新國都，名為“扜泥城”。根據史書的記載，由于樓蘭總是在漢匈之間搖擺不定，漢昭帝與首輔霍光決定一次性解決這個問題，便于元鳳四年派出使者傅介子，一舉刺殺了樓蘭王，扶持了新的國王，此舉即唐代詩人反復吟詠向往的“刺樓蘭”事件，這也是西漢王朝經營西域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之一，此后中原以樓蘭為前站，逐步經營，最終設立西域都護府、確立對塔里木盆地的有效管理，后續(xù)的所有舉措正是從刺樓蘭開始。顯然，在這個過程中，漢廷清楚，僅靠一次斬首行動并不能完全扭轉局面，要取得政治上的成效，意味著扶持親漢樓蘭王的同時，必須配套相關的軍事乃至文化措施。因此，漢昭帝不僅將樓蘭的國名更換為了漢文化色彩濃厚的“鄯善”，還為新樓蘭王“刻印章，賜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采用聯姻、賞賜、祭祀儀式等一系列“制度建設”的辦法，在樓蘭建立漢文化認同。這一系列做法中，與遺址直接相關的就是遷都行動，新王在距離原樓蘭城較遠的地方營建了新都“扜泥城”。且爾乞都克古城應該就是這座新都城所在。

在送新王回樓蘭（鄯善）上任的同時，漢昭帝還貼心地派遣了一支軍隊去保護他，讓新王得以“依其威重”、有所倚仗。這支軍隊駐守的地點叫做“伊循城”，“其地肥美”，漢軍“田伊循以鎮(zhèn)撫之”，也就是在這里開辟屯田，既能夠自給自足、不增加樓蘭的負擔，同時還能保護新王、并為漢廷的后續(xù)經營奠定基礎，三全其美。這座屯田的伊循城，可以想見，在距離上應該距離新都城也不遠。且爾乞都克遺址周圍，確實存在一處遺址——米蘭古城，其周圍發(fā)現了大面積的古代灌渠，可能就是漢軍所在的伊循城以及屯田的遺存。另外，米蘭古城附近發(fā)現有大量漢晉時期的佛寺遺址，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那里正是樓蘭（鄯善）人的主要活動區(qū)。因為東晉時期高僧法顯西行求法時曾路過鄯善，提到了那里佛教十分興盛，“國王奉法，有四千余僧”。這些佛寺遺址中還保留著非常精美的壁畫，包括一些被稱為“有翼天使”的形象，表現出中亞犍陀羅佛教藝術的強烈影響，是佛教傳播的直接證據。不過，米蘭古城目前地表的遺存主要屬于吐蕃時期，可能是在吐蕃占領羅布泊時又重新利用了這座古城，把它修筑成為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模樣。

米蘭佛寺壁畫

除了漢唐時期的遺存外，樓蘭地區(qū)還有一批屬于青銅時代的遺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河墓地和古墓溝墓地。小河墓地位于孔雀河下游的一條支流旁，20世紀30年代由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發(fā)現，當時考古隊員隨意地把條無名支流叫做“小河”，沒想到后來竟然就在這里找到了羅布泊乃至塔里木盆地最為古老的遺址。后來，21世紀初，考古工作者全面發(fā)掘了這處遺址，揭示了樓蘭青銅時代的考古文化面貌。整個墓地坐落在一座橢圓形的大沙丘上，從下到上層層疊壓，共有五層墓葬，年代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由于氣候極度干燥，小河墓地出土的船棺、毛織物、牛皮、木雕人像等遺物，都保存狀況極好，墓主人大多高鼻深目，皮膚、頭發(fā)清晰可見，似乎就像剛剛埋葬下去一樣。保存最好的一具女性墓主，出土時就被冠以“小河公主”的稱號。另外，這處墓地表現出強烈的生殖崇拜色彩，男性墓主人棺前豎立象征女性生殖器、涂成黑色的女陰立木，女性墓主人棺前則豎立涂朱的男根立木。整個墓地中心，有一座使用了十分考究的泥殼木棺的墓葬，顯然勝前地位顯貴，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根據DNA檢測發(fā)現，她與周邊好幾座墓葬的墓主人存在寢園關系。發(fā)掘者推測，在生存條件惡劣、環(huán)境嚴酷的青銅時代，這位老婦人正是由于強大的生殖能力，生育了較多的子女，因而獲得非比尋常的地位，因此稱呼她為小河墓地的“老祖母”。

小河墓地俯瞰

小河公主

古墓溝墓地是和小河墓地同屬青銅時代的另一處墓地，屬于同一文化發(fā)展階段。這處墓地中的高等級墓葬，采用了另一種方式來表現身份，即地表栽立十分宏大的標識：先是用粗大的胡楊木一根接一根緊緊排列成七圈，再在外側排成向外輻射的射線狀，整體呈現為太陽的形狀。這類墓葬一共有6座。在資源匱乏的羅布荒漠中，每座這類墓葬所用的胡楊木可以達到上百根，其豪華程度令人咂舌。不過，與小河墓地不同的是，古墓溝的高等級墓主人卻都是男性。兩處人群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性別優(yōu)勢發(fā)展路徑。

古墓溝墓地

至于小河人和后來的樓蘭人、鄯善人，我認為，他們并不是同一批人群，應該并不存在一脈相承的繼承關系。小河人生活在青銅時代，以狩獵、采集、畜牧牛羊為生，也經營一定程度的農業(yè)，種植小麥、粟米，有自己獨特的葬俗、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我們文獻里所說的樓蘭人、鄯善人，生活在漢晉鐵器時代，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綠洲社會，有田畜、有貿易、有較為完整的政治制度，還有佛教信仰，兩者之間相隔了上千年的時間，文化面貌、生產方式、社會結構都完全不同。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在羅布泊這片土地上生活過，在同一個綠洲舞臺上，先后演繹了屬于自己的文明篇章。簡單來說，小河人是羅布泊地區(qū)最早的居民，此后的去向目前我們仍不知所蹤；而樓蘭人是后來在這片土地上興起的新的文明群體，他們之間沒有直接的血脈延續(xù)或者文化傳承關系，是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古代人群。

澎湃新聞：從考古成果看，您能否嘗試描繪1-5世紀樓蘭鄯善人的大致生活圖景？

陳曉露：如果穿越回公元1到5世紀的樓蘭鄯善，我們會發(fā)現，它和今天荒涼、偏僻的遺址完全不同，應該是一個熱鬧、多元、充滿煙火氣的絲路樞紐節(jié)點，生活在這里的人，和我們一樣，有日常的瑣碎，有對生活的期盼，有對未來的向往。首先，從人來看，這里是一個真正的多元群體，有樓蘭本地人，有從中原來的屯戍將士、吏卒，還有臨時停駐過往的使者、商隊、僧侶，來自貴霜、粟特、安息、粟特、印度等地。從文化上來看，更名鄯善以后，新王尉屠耆曾在長安生活很長時間，并有漢昭帝賜婚的漢廷宮女為夫人，他們從長安帶回來的“車騎輜重”、衣冠服飾、日常用具等等，漢地生活方式被直接地傳播到了鄯善。特別地，和他們一起回到樓蘭的，還有一支保護他的軍隊，由一位司馬率領。因此，樓蘭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中原的官制律令、行政方式的影響。到了魏晉時期，西域長史府就設在樓蘭，出土文書中記錄著當地公文往來、物資調配、人員管理、邊境巡查等各種事務，表明漢文化的社會秩序影響到了樓蘭，和本地原有的規(guī)范體系融合到了一起。由于這種多元傳統(tǒng)的融合、大量外來人群的存在和彼此交流，樓蘭鄯善的社會氛圍應該是比較包容開放的。

其次，在經濟和物質生活上，樓蘭鄯善人應是混合了綠洲農耕、畜牧養(yǎng)殖和商業(yè)貿易的多種形式。有些人“隨畜牧逐水草”而居，蓄養(yǎng)驢馬駱駝，有些人種植農業(yè)、經營田作，盡管樓蘭總體上“地沙鹵、少田”，但仍是有一些較為肥美的土地可以耕種，考古中發(fā)現的小麥、糜子、青稞、谷物等糧食和核桃、桃子、葡萄等瓜果經濟作物都不少。在伊循屯田戍卒也會把中原先進的牛耕、犁鏵、灌溉等技術傳播過來，提高當地的農業(yè)水平，使得糧食產量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穩(wěn)定。本地的手工業(yè)發(fā)展到了較高的程度，“國出玉”、“能作兵”，此外從考古發(fā)現來看，樓蘭的制陶、毛麻紡織、木器加工等技術都抵達了相當的水平。最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得樓蘭很自然成為中轉貿易的集散地，雖然商業(yè)規(guī)模未必很大，但商品豐富程度應該是比較高的，中原的絲綢、漆器、銅鏡，印度的棉花、香料，中西亞的寶石、玻璃器等等在樓蘭都可以見到。

最后，在精神生活上，樓蘭是早期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其在中國佛教史中的地位或許不亞于龜茲、于闐。法顯西行求法時，曾專程到訪鄯善，提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考古發(fā)現，樓蘭古城內外遍布佛寺、佛塔，且古城西北幾公里處還有一處佛教建筑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木雕。米蘭佛寺遺址中裝飾著大量精美的壁畫，壁畫題材除了信徒們禮敬的佛像、觀想的各種佛教故事畫外，還描繪了大量世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場景，包括他們手持各種樂器、飲器歡度節(jié)日的畫面，表現出高超的技法，由此來看鄯善人在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領域也達到了相當的水準。特別的是，鄯善佛教深刻地嵌入到了世俗生活中，許多僧侶過著和普通老百姓類似的生活，他們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擁有大量財產、買賣土地、參與商業(yè)活動。樓蘭一座高等級墓葬中，墓主應是一位當地上層人士，是直接使用了禮佛和法輪的圖像來做壁畫裝飾，表明自己的佛教信仰。鄯善全盛時期，其疆域內精絕、且末等各個綠洲都存在一個僧團，他們共奉樓蘭綠洲的僧團為首。尼雅遺址的一處佛寺，出土了大量與政務諭令有關的文書，說明這里的僧人深度參與了精絕王國的政治生活，可能擁有著“國師”一類的地位。在交流方面，樓蘭人原本是不訴諸文字的，但受到漢人的影響，用文字來記錄信息、溝通交流、上傳下達的形式逐漸流行。一些上層貴族的漢文化程度可能達到很高的程度，相互之間能夠以典雅的漢語交流，“倉頡篇”這類識字課本在尼雅出土過。在東漢末漢人退出西域后，鄯善人便引入了掌握文字技能的貴霜人來填補這一空白，擔任各種文書記錄員，因此這一時期大量佉盧文文書大量出現。

佉盧文木牘

我們可以想象鄯善人的日常生活場景：清晨，農民們走向田地耕種，開始一天的勞作；牧民們驅趕著羊群，走向戈壁灘中水草較多的地方；工匠走進作坊，開始制作陶器、冶煉兵器或農具；烽燧上的值守士卒，用木簡記錄著邊境的情況；城內市集上，不同語言、不同服飾的商人交換著貨物；佛寺里，僧侶引導著世俗信徒們向右繞行禮拜佛塔，向其解釋寺內壁畫所講述的佛教道理；留在家中的女性，在土木結構或土坯壘砌的房屋里，用羊毛、羅布麻紡線織布，為家人裁剪衣服，用木器、漆器盛裝飲食、水果、酒水，富貴人家的婦人還會對著中原式的銅鏡描眉化妝，佩戴著印度、伊朗舶來的珠寶首飾；孩子在來自中原或貴霜的老師的教導下，學習漢字或佉盧文的書寫；如果有老人過世，家人會根據他生前的信仰情況，可能會辦一場佛教法事，或是按照中原的習俗來安葬。所有的鄯善人，在荒漠與綠洲之間，在干旱、常年風沙的環(huán)境里，靠著自己的智慧和韌性，耕種、放牧、經商、戍守、禮佛，把日子過得安穩(wěn)、充盈、踏實。他們并不神秘，而是和我們一樣有喜怒哀樂、有柴米油鹽的普通人。

夕陽下的樓蘭佛塔

澎湃新聞：如何把樓蘭的幾個遺址與史籍記載的幾個城市相對應？

陳曉露：如前所述，樓蘭古城遺址，遺址出土遺物的年代集中在東漢到魏晉時期，可以認定它是魏晉時期的西域長史府所在，這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城中出土《李柏文書》等漢文官方文書可以證明它的屬性，是中原管理西域的核心據點。咸水泉古城遺址，特征符合本地土著城郭的特點，年代可能可以早到西漢時期，地理位置處在羅布泊西北，諸多特點與文獻記載中的樓蘭王國都城相符。位于若羌附近的且爾乞都克遺址，地理位置、遺存特征和規(guī)模都與唐代地理文書的記載吻合，可能是鄯善國都城扜泥城所在。它附近的米蘭古城，周邊發(fā)現有大量灌溉遺存，可能即漢代設置的重要屯田重鎮(zhèn)伊循城。但它保留下的遺存年代偏晚，是這一對應關系的最大疑點，未來通過更精細的考古發(fā)掘，應該能夠得出更明確的結論。

《李柏文書》

需要說明的是，考古材料天然具有破碎性，實物遺存出土時是殘缺的、零散的，信息只是片段的、非連續(xù)的、破碎的，它是在物質的生命周期里隨機形成的。盡管都是歷史的痕跡，但考古遺存和文獻史籍的形成具有完全不同的過程，人們對二者的認識也各有獨特的邏輯，所以它們并不是一定可以對應的。只能說，綜合考古遺址的地理位置、規(guī)模、出土文物的特征等多方面考慮，樓蘭考古發(fā)現的幾處城址和史籍記載的部分城市存在聯系，或許可以對應；雖然目前仍不能完全確定，但這一研究過程，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樓蘭鄯善歷史的演進脈絡和時空格局。

樓蘭壁畫墓

澎湃新聞：從考古學的視角看，樓蘭考古有哪些獨特之處？

陳曉露：樓蘭考古在整個中國考古學體系里，有著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價值，這種獨特性，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歷史跨度、保存條件、文化屬性所共同決定的。首先，樓蘭考古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的時間跨度較大，從四千年前后青銅時代的小河文化，到漢晉時期的樓蘭鄯善城邦文明，再到后來的逐漸衰落，覆蓋了羅布泊地區(qū)文化演進的全歷程。我們可以通過樓蘭，看到一個綠洲文明從萌芽、發(fā)展、繁榮到衰落的全過程，這種完整（雖然并不連續(xù)）的文明序列，在很多考古遺址里是很難見到的。

其次，樓蘭是絲綢之路上最典型的文化交匯樞紐之一，它處在中原農耕文明、歐亞草原游牧文明、中亞綠洲文明、南亞佛教文明的交匯點上，來自不同地區(qū)的文化、技術、信仰、人群，都在這里碰撞、融合、沉淀，我們在樓蘭的文物里，既能看到典型的中原器物，也能看到草原文化的紋樣，還能看到中亞、南亞的藝術風格，它是研究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最核心、最直觀的樣本。

再次，樓蘭的保存條件極為特殊，羅布泊地區(qū)極端干旱的氣候，讓很多在其他地方早就腐爛消失的有機質遺存，都完好地保存了下來，木簡、織物、毛氈、木材、干尸、壁畫，甚至是糧食種子、植物枝條，都能跨越千年保留至今，這讓我們在很多方面能夠精準地復原古人的生活細節(jié)，這是很多其他地區(qū)的考古遺址無法比擬的。

第四，樓蘭考古實現了文獻與考古的高度互證，我們既有《史記》《漢書》等傳世史書的明確記載，又有出土的漢文簡牘、佉盧文文書等第一手文字資料，還有大量實物遺存，多重證據相互支持補充，讓樓蘭的歷史脈絡清晰、準確、可信。

第五，樓蘭考古的學術史本身也極具代表性，它從早期西方探險家主導，到中國學者自主介入，再到今天我們全面系統(tǒng)、科學規(guī)范地開展研究，走過了一條曲折而清晰的道路，是中國考古走向科學化、本土化的一個縮影。

最后，樓蘭還有著獨一無二的文化符號屬性，它從唐代開始就成為中國人詩歌中一個獨特的意象，承載著邊塞豪情、歷史想象，直到今天依然是大眾最關注的考古話題之一，它既遙遠又親近，既神秘又真實，既具有專業(yè)學術研究的深度，又能走進普通人的心里，讓人們感受到歷史的溫度。樓蘭這種學術價值與大眾影響力的完美結合，也是其他遺址很難比擬的。

樓蘭出土的彩繪木棺

澎湃新聞：今后樓蘭考古還有哪些新方向？

陳曉露：樓蘭考古遠遠沒有結束，甚至可以說，我們剛剛走到一個更精細、更深入的新階段，未來還有大量的未知等待我們去探索，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等待我們去解答。首先，未來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樓蘭鄯善都城的精準定位與年代序列梳理，雖然我們目前有了候選遺址，但LA、LE、咸水泉古城等遺址的精確年代、功能分工、都城變遷的完整過程，還需要通過更系統(tǒng)、更科學的考古發(fā)掘來最終確定。

其次，早期人群的源流和去向，是樓蘭研究中的另一個核心課題，古DNA技術和科技手段的介入，已經為小河人的來源指明了新的線索和方向，而相關的材料還遠遠不夠，未來的田野考古工作還有極大的拓展空間。

第三，羅布泊歷史時期的文化演進研究，也是未來的亮點之一。近幾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對孔雀河下游的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進行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大批與唐代邊疆管理相關的遺存文物，填補了此前對這一時期認識的空白；地理學、環(huán)境學學者對羅布泊的大型科考結果也顯示了宋元明時期這一地區(qū)河道曾有過較大變動，人類活動也曾相當活躍，歷史時期的人們如何適應環(huán)境，如何調整生存策略，也會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最后要強調的是，在當前的學術研究中，多學科交叉已經成為主流方式，現代科技手段與傳統(tǒng)考古學、歷史學、藝術史研究已經深度結合、密不可分，讓我們的研究從宏觀走向微觀，從模糊走向精準。除此之外，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文化遺產保護、歷史闡釋、公眾傳播，也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會在整理一百多年來樓蘭考古歷程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糾正偏差，會把專業(yè)的研究論文，轉化成大眾能聽懂、能讀懂、能感受到的故事，讓更多的人了解真實的樓蘭、理解真正的歷史；考古工作本身就是在保護優(yōu)先的前提下，讓這些珍貴的遺址能夠長久留存，讓人們能更好地從認識過去、反思歷史中面向未來。樓蘭的文明從來沒有真正失落，那些沉默在風沙里的遺跡、文物，一直在等待我們去聆聽、去解讀，我相信在未來，樓蘭還會給我們帶來更多驚喜，它的四千年故事，還遠遠沒有講完。

《失落之城：樓蘭四千年》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