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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爆炸與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今天，重讀經典，往往能帶來超越具體技術層面的啟發。

《誠如所思》一文首頁截圖

1945年7月，范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著名文章《誠如所思》（As We May Think），系統反思了戰時科研動員的經驗，并對戰后科研活動的組織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設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布什以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SRD）主任的身份，統籌協調雷達、火控系統、近炸引信等關鍵科研項目，并深度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啟動與早期組織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1945年7月），他又提交了《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報告，為戰后美國科學政策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這一從戰時科研組織到戰后制度建構的連貫實踐，使布什逐漸意識到：《誠如所思》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對未來科學知識基礎設施和科研工作方式所作出的前瞻性思考。

正因如此，布什關注的并非技術本身，而是科學知識如何被保存、檢索、共享與利用，即科學作為一種集體事業，如何實現長期、可持續的運作。今天重讀《誠如所思》，已非單純回顧一則技術設想，而是在技術條件發生深刻變化之后，重新審視一個根本問題：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究竟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

為什么今天要重讀這本經典

在學術史與技術史的敘述中，《誠如所思》常被視為一篇關于未來信息技術的預言性文本，其中提出的Memex也被反復解讀為超鏈接、搜索引擎乃至互聯網的思想先驅。然而，如果僅從技術預測的角度理解這篇文章，反而容易遮蔽其真正試圖回應的問題。

布什在戰爭時期主持跨機構、跨學科的科研協作，從中深刻體會到：科學活動的效率，關鍵不在個別天才或單項發明，而在于不同主體之間能否形成順暢的協同關系，使分散的研究能夠相互銜接、持續擴展并不斷深化。正是在這種經驗背景下，他開始反思一個當時尚未被充分討論的問題：當科學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人類應當如何保存、組織并使用這些知識，使科學能夠持續作為一種集體事業而運轉？

《誠如所思》與同年發表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形成互補關系。《科學，無盡的前沿》回答的是“國家為何以及如何支持科學”，而《誠如所思》則進一步追問：在知識規模急劇擴張的條件下，科學究竟應當如何被“做出來”。二者共同構成了關于現代科學制度的完整思考框架——既包括宏觀層面的政策與資助安排，也包括微觀層面的科研實踐方式與認知支持機制。

因此，今天重讀《誠如所思》，并非為了檢驗布什的技術預測是否準確，而是為了反思：在技術能力顯著增強之后，科學實踐中那些更為根本的組織與認知問題，是否已經得到真正解決？

技術預測在解決什么問題：

來自Memex的早期回答

《誠如所思》中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布什對某種具體未來技術的精準預測，而是他借助一系列設想，對科研工作應當如何被組織、支持與延續所做的整體性思考。在這些設想中，最集中、最具象征意義的是他提出的假想裝置——Memex。

在文章中，Memex被描述為一種“個人化的機械化工作臺”，能夠以高度壓縮的方式存儲個人接觸的全部書籍、記錄與通信內容，并支持使用者按照接近人類思維方式的路徑進行檢索與聯想。乍看之下，這一描述容易被理解為對未來信息技術形態的預言，但布什真正關心的，并不在于裝置本身的物理實現，而在于科研活動在知識爆炸條件下是否還能保持連續性與可追溯性。

與當時依賴分類與層級索引的主流文獻體系不同，Memex的核心并非預先設定的知識結構，而是聯想式路徑的建立、保存與重用。研究者可以將不同文獻、筆記與圖像通過“聯想鏈”連接起來，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延伸、修改和共享自己的思考軌跡。這里被保存的，不只是信息本身，更是研究過程中形成判斷與理解的路徑。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Memex并非被設想為一臺替代人類思考的機器，而是一種增強人的記憶、判斷與創造能力的認知工具。在布什的構想中，機器負責承擔存儲、檢索與路徑維護等可形式化的工作，而研究者始終處于聯想、選擇與判斷的中心位置。通過Memex這一具體設想，《誠如所思》將“在知識急劇增長的條件下，科研工作應當如何有效延續與推進”這一根本問題，轉化為一個關于科研實踐組織方式的思想原型。

當技術成為現實：

科研實踐的問題是否因此消失

從整體上看，布什在《誠如所思》中關于信息處理與科研支持的諸多設想，已經在當代信息技術體系中得到高度兌現。然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技術能力的實現，并不等同于科研實踐中關鍵問題的解決。恰恰相反，正是在技術不斷成熟之后，那些原本因技術匱乏被掩蓋的組織與認知問題，才變得更加清晰。

從布什的主要設想與當代信息技術實現的對照可以看到，布什設想中的大多數功能——存儲、檢索、聯想、記錄、自動化處理乃至初步生成——都已經在不同階段成為現實。從技術層面看，人類社會已經具備支撐大規模科研活動的信息基礎設施。

然而，仍存在一個關鍵缺口：判斷路徑的保存與可追溯，至今仍未形成成熟、制度化的解決方案。現實中的科研實踐往往更重視保存“結果”和“結論”，而較少系統性記錄判斷如何形成、證據如何被篩選、推理路徑如何展開。這種對判斷過程的忽視，正是布什在《誠如所思》中試圖提醒大家重視的問題。

因此，這張對照表并非用來證明布什“技術預言的成功”，而是用來顯示：即便在技術條件高度成熟之后，科研實踐中那些更為根本的組織與認知問題，仍然沒有自然消失。

再思“科學的作用”

從Memex的思想原型到當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科學工作的組織、記錄與聯想方式已發生深刻變化。科研人員可以更高效地訪問、整理與生成知識，重復性任務不斷被機器分擔，聯想式路徑的構建也不再受制于傳統索引體系。

然而，《誠如所思》的真正價值在于它始終提醒我們：科學不僅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過程，更是一種為人類判斷與創造性思考保留空間的制度安排。技術手段再強大，也無法替代人的判斷與責任；Memex以及當代大模型所提供的，是對科學工作的增強，而非科學本身的完成。

從這個意義上看，科學的價值不僅在于“做科研”，更在于通過技術、組織與制度的協同，保證知識能夠長期積累，科研活動能夠系統運作，并在知識爆炸的條件下維持思考的連續性與可追溯性。

因此，重讀《誠如所思》的意義，不僅在于回顧布什的技術預言，更在于重新思考一個始終未被解決的問題：在機器日益智能的時代，科學究竟應當把什么保留給人來思考？科研工作又如何在技術與制度的輔助下，始終保持人類在判斷決策中的中心地位？

-本文作者徐宏宇是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圖情學研究中心《競爭情報》編輯部主任，研究員，長期從事科技決策與競爭情報研究；任曉波是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信息咨詢研究中心戰略咨詢部副主任，副研究員，長期從事全球價值鏈與科技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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