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由美國和以色列發動，開場不是正式宣戰，也不是在外交手段窮盡之后，而是空襲。

最早得到確認的死者中，包括伊朗南部一所小學遭襲后遇難的一百多名學童。短短一個月內，850枚美國制造的“戰斧”導彈被用于打擊伊朗。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兌現了他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時代”的承諾。美國和以色列的導彈瞄準了橋梁、制藥廠、鋼鐵廠，以及學校、醫院等民用基礎設施。

這輪轟炸還擊中了德黑蘭的民用石油設施，讓這座擁有1000萬人口的城市籠罩在有毒的黑雨之中。數以千計的伊朗人和黎巴嫩人喪生，工廠和基本基礎設施被毀，數十萬工人因此失業。

75年多來，美國一直把空中力量當作其首選的外交政策工具。這種工具承諾能在不付出地面占領政治代價的情況下取得決定性結果，也制造出一種幻覺：只要投下足夠多、足夠精準的炸彈，就能實現外交未能實現的目標。朝鮮、越南、老撾、柬埔寨、阿富汗、伊拉克，如今又輪到伊朗：目標變了，信條卻沒有變。

作為韓裔美國人，“跨越非軍事區的女性”組織成員凱茜·崔對這段歷史有切身感受。1950年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期間，美軍投下635000噸炸彈和32000噸凝固汽油彈，燒毀了朝鮮80%的城市。戰爭進行到一年時，美國少將埃米特·奧唐奈在參議院作證說：“朝鮮已經沒有可打擊的目標了。”

超過400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朝鮮平民。崔的祖父在戰爭期間從北方逃離，她本人也是數百萬離散家庭成員中的一員。半島分裂導致大約1000萬朝鮮人與另一側的親人隔絕，無法通電話、通信或團聚，只有在局勢緩和時期，才有少數由政府安排的家庭團聚。73年過去，這場戰爭仍只是以停火而非條約告終，半島此后一直處于僵局。

崔解釋說：“朝鮮戰爭留下的，不只是半島上的痕跡。它還在離散家庭中留下深重創傷，開啟了美國軍工復合體，使五角大樓預算在三年內增加到原來的四倍，也讓華盛頓走上了一條至今從未回頭的道路。”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提出一份15000億美元的五角大樓預算，同時削減對外交、發展以及醫療補助、食品券等國內項目的投入。

120萬枚地雷仍埋在這條全球軍事化程度最高的邊界上，讓像崔家這樣朝韓分離的家庭繼續無法團聚。邊界兩側都處于高度軍事化狀態，并站在核戰爭邊緣。

倡議組織“戰爭遺產”的任務推進與傳播主管達娜厄·亨德里克森，多年來一直在記錄美國在老撾、柬埔寨和越南留下了什么。這對當地而言不是歷史，而是當下的危險。1964年至1973年，僅在老撾上空，美軍飛行員就執行了580000架次轟炸任務，相當于連續9年、晝夜不停地每8分鐘投下一整機炸彈。

據估計，仍有8000萬枚未爆集束彈藥留在土壤中，而清除率還不到10%。2025年亨德里克森訪問老撾期間，5名正在挖螃蟹的男孩觸發了一枚集束彈藥。一人雙目完全失明，另一人失去了一只手。她還走訪了一間四年級教室，孩子們問她：“美國為什么投下這些炸彈？為什么清理要花這么久？你覺得老撾有一天會徹底沒有炸彈嗎？”對他們來說，戰爭并未結束。

在阿富汗，20年的轟炸帶來的不是穩定，而恰恰是其反面。塔利班于2001年被趕下臺，又在2021年重新掌權，接手的是一個在占領中被掏空了制度根基的國家。這場占領造成數以萬計平民死亡，并且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數據，讓美國納稅人付出了超過1460億美元的代價。“阿富汗更好明天”聯合創始人哈萊瑪·瓦利清楚地看著這一切發生，而華盛頓從未表現出這樣的清醒。她說：“這場戰爭開始時，美國說我們需要解放阿富汗人民；可戰爭結束時，卻是在說，‘你們的自由結束了。’”和平協議是直接與塔利班談成的，阿富汗公民社會被排除在外，權力最終又交還給了那個本應被炸彈擊敗的力量。

伊拉克走過的是同樣的軌跡。出生于伊拉克、兩度因美國支持的戰爭而流亡的學者迪娜·阿爾——阿迪卜寫道：“2003年入侵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為它們從未存在過。”她寫道，“它找到的是伊拉克本身——然后便著手摧毀它：也許有100萬人死亡，更多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建筑被炸毀，博物館遭洗劫，整個社會沿著教派界線被撕裂。20年后，伊拉克仍未恢復。”

年輕的反對者正以充當外國代理人的罪名被處決。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起義——一場真正強大、由內部自發形成、旨在推動政治變革的運動——已經被拖慢了數年。美國的軍事升級，恰恰給了伊朗政府它最需要的那個外部敵人。

這正是美國空中力量穩定產出的結果：更強硬的對手、被摧毀的平民群體和基礎設施，以及對那些原本可能帶來真正變革的內部運動的壓制。

這種信條的代價，并不只由遭受轟炸的國家承擔。卡泰比對“真相”說得很直接：“戰爭其實已經發生在美國國內。以色列如今用來投向加沙、黎巴嫩、伊朗、也門兒童頭上的每一件武器，都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制造的，由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運輸，由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設計。”

五角大樓向國會提交的簡報顯示，美國對伊朗戰爭最初幾天的成本接近每天20億美元。關鍵公共項目面臨削減，移民執法人員正把目標對準有色人種社區，安全國家機器也以對外同樣的邏輯轉向對內運作。你不可能在海外維持一種永久戰爭經濟，而不讓它反過來重塑國內政治。

與我并肩工作的那些僑民社群領袖，并不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者。他們也是另一種路徑的設計者。這條路徑立足于和平真正需要的現實條件，而不是相信武力可以替代這些條件的幻覺。

由僑民主導的和平組織——例如“跨越非軍事區的女性”“阿富汗更好明天”“戰爭遺產”以及“伊朗裔美國人全國委員會”——有一個共同前提：真正的安全建立在關系、問責和政治解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轟炸之上。

卡泰比給出了最清晰的框架，說明美國外交政策若要轉向，意味著什么。她對“真相”說：“我們不應把伊朗國家視為盟友，我們應當建立團結關系的對象，是伊朗人民。”這并不是天真。支配的對立面不是軟弱，而是更艱難、更緩慢、也更持久的工作：外交、對公民社會的投入，以及與那些身處高壓國家內部、早已在為解放而努力的人們展開接觸。

美國面前確實有一個選擇。它可以繼續在每次面對自己不喜歡的政府時訴諸空中力量，讓炸彈殺死平民、鞏固政權、摧毀內部運動，并把未爆彈藥留給一代又一代兒童去發現。也可以誠實面對這套信條75年來究竟制造了什么，并開始建立一種不再建立在武力幻覺之上，而是建立在和平真實所需之上的外交政策。

歷史記錄并不含糊：炸彈不能帶來和平，從來都不能。問題在于，華盛頓是否愿意正視這一點。那些承受這套信條最漫長記憶的僑民社群，早已知道答案。現在要做的，是讓他們的聲音和分析真正成為美國新外交政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