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波士頓劍橋逝世，享年79歲。消息傳來，中國學界為之震動。南京大學文學院程章燦教授在悼念文章中寫道，那天南京“愁云慘淡，繼而陰雨迷蒙”，仿佛天公也為這位同行者的離去而垂淚。

宇文所安一生致力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尤以唐詩研究獨步全球。他14歲時在圖書館偶然翻閱中國詩集，由此與中國文學結緣，此后六十余載未曾中斷，成為“英語世界唐詩研究的權威”。

他與江蘇學者、與南京這座六朝古都的深厚淵源，是其學術人生的一個縮影，也見證了中國研究的“無問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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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江南”：

與江蘇學界的深度互動

宇文所安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詩歌、文學史和比較詩學。唐詩是他研究最早、成果也最為豐碩的領域。從1977年到2006年，他相繼出版了《初唐詩》《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晚唐》四部唐詩史，成為迄今為止全球最詳盡的唐代詩史，是中國學者案頭必備。2015年，他完成六卷本杜甫詩集的全部英譯，讓杜甫詩歌首次完整地走向世界。而他幾乎所有的著作，都在中國翻譯出版，是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影響最大、被譯介最多的國外學者。

江蘇學界與宇文所安的淵源，要追溯到很早。他的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江蘇學術界的推動下完成的。

據程章燦回憶，他跟宇文所安的交往，是“先讀其書，再見其人”。1980年代跟隨程千帆先生讀博時，先生特別重視海外同行的研究，時常交給他一些英美漢學家的論文，讓他翻譯練筆，這其中就有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還命他翻譯了其中的一篇《傳統的叛逆》。這篇文章后來收入師兄莫礪鋒教授主編的一本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的論文集《神女之探尋》。

1995年程章燦赴哈佛訪學，彼時，宇文所安已是哈佛東亞系領軍人物，兩人朝夕相見、隨時論學，宇文還題贈多部著作，其中《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后來由程章燦譯成中文出版。程章燦深耕古典文獻與六朝文學，宇文所安擅長唐詩與比較詩學，兩人治學路徑互補，回國后仍保持密切聯系，成為跨洋學術對話的典范。

199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劉東教授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推出樂黛云、陳玨編選的《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書中收入了宇文所安那篇后來被廣泛援引的名文——《地：金陵懷古》。

2003年，“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又推出了宇文所安的自選集《他山的石頭記》。這個書名本身就極富意味——異域的石頭可以琢磨本地的玉石，外來的視角可以激活本土的思考。

他在這本書的自序中寫道：“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老外’一一雖然它們并不來自西方，也不來自中國。我不知道它們的家鄉究竟何在，只知道其所在不遠：和美國麻省的劍橋與中國的北京同等距離……這樣的區分和挑選，遠遠不如這么一件事來得重要：找到一個辦法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且把它發揚光大。”

2009年4月，宇文所安曾在蘇州大學進行為期半月的訪問，并作唐詩研究系列演講。王堯、季進兩位教授后來將宇文所安等漢學家在蘇大的演講匯編成書，取名《下江南》。這個書名來自宇文所安一篇論文的題目，它是說：在東晉歷史上，北方南渡的士族“下江南”，進入一個他們想象中的南方世界；而在當代學術史上，宇文所安等海外漢學家“下江南”授業解惑，則象征著一個跨文化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值得關注的是，宇文所安與中國學界的互動，從來不是單向的“西方向東方說”，而是充滿張力的對話。

1986年，莫礪鋒赴哈佛訪學期間，曾與宇文所安多次論學。1987年，莫礪鋒主編《神女之探尋：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時，曾就選目征求宇文所安的意見，并請他作序。此后，二人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多次相遇，南大也多次邀請宇文所安來講學。莫礪鋒高度認可宇文所安的學術成就，稱他是“歐美非華裔漢學家中研究中國古詩最優秀的學者”，但也曾寫過長篇書評，指出宇文兩部成名作《初唐詩》《盛唐詩》中的硬傷：

比如沈佺期《入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中的“無人老”，宇文解作“長生不老”，莫礪鋒指出正確的理解恰恰相反——“無人老”是說人們都短命早死，無人能臻于老境，那正是詩人對瘴癘之地的沉痛感受。

又如杜甫《江漢》“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宇文將“老馬”理解為“需要照顧的年老官員”，莫礪鋒則指出應取《韓非子》“老馬識途”之典，體現詩人年老仍有智慧可用的心境。

這種學術爭論，并非否定其整體成就，而是指出了跨文化理解的邊界問題。宇文所安本人對此亦有清醒的認識，他曾表示，中國文學的西方學者無論下多大功夫，也無法與最優秀的中國學者比肩。“我們唯一能夠奉獻給中國同事的是：我們處于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這種開放而謙遜的態度，贏得了中國學界的尊重。

在宇文所安與中國當代文化的交往中，最富戲劇性的，是他與中國當代詩人之間的那場論爭。1990年，宇文所安在《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一文中尖銳發問：以北島為代表的中國當代詩歌，是否只是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的翻版？是否是一種缺失了民族根基的“世界詩歌”？這場論爭綿延三十余年，鄭敏、西川、臧棣、張棗等詩人以各自方式參與對話。有人認為，這場爭論的價值不在于宇文所安的論斷是否“正確”，而在于他促使中國詩歌界思考一個本質性問題：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詩歌”是什么？

金陵：

跟長安不分上下的“唐詩之都”

在宇文所安的學術版圖中，南京始終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對他而言，南京不僅是一個研究的對象，也是一把打開中國文學傳統的鑰匙。

他在《金陵的煙霧》中追溯“金陵煙霧”的形成史：秦始皇下令開鑿秦淮河以疏散金陵“王氣”；諸葛亮到此，嘆其“虎踞龍蟠”；隋朝統一后，六朝臺城被毀，石頭城淪為空城。唐代詩人溫庭筠敏銳地捕捉到這種變化，寫下“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煙”。宇文所安將其解讀為：暴烈的“殺氣”經過幾個世紀的消磨變成了“煙霧”。煙霧于是成了“一座充滿記憶的城市的詩歌能指”。

在名文《地：金陵懷古》中，宇文所安勘探了“懷古”這一中國詩學的傳統：從庾信的賦，到李白、劉禹錫、杜牧、李商隱、韋莊的詩，從李煜、王安石、賀鑄、周邦彥的詞，到孔尚任的曲，一脈相承、一唱三嘆，總是在“金陵懷古”。其中，以劉禹錫的《金陵五題》尤為獨特——詩人從未踏足金陵，全憑想象寫就《石頭城》《烏衣巷》，說明南京滄桑寂寞的文學意象，已成為后世所認知的“歷史”。

宇文所安意在強調，好的故事或傳說，比事實活得更久，優秀的文章甚至能創造出一個地方。蘇軾在錯誤的地方追憶赤壁之戰，但只要他認定那里是赤壁，“真假”便無足輕重——那就是文化人心中的“真赤壁”。后來的作家注定通過已被接受的金陵意象來書寫金陵，這并非缺乏獨創，而是因為他們面對甚至想到金陵時，舊文本的詩句便會涌入腦海。“面對金陵就是回憶歷史，一種過去的歷史與文學無法分離地交織在一起的歷史。”

宇文所安還翻譯過《桃花扇》。傾心中國古典詩歌的他，很難不去關注這部偉大劇作中大量優美的詩歌。這部戲的舞臺幾乎就是南京的城市地圖，翻譯這部戲，某種意義上也是在“翻譯南京”——把這座城市的興亡之感、滄桑之嘆，用另一種語言講給世界聽。

宇文所安不僅讀南京，也多次到訪南京。程章燦回憶，宇文所安每次來，都會抽時間去“訪古”，踏訪他在論著中反復提到的石頭城、棲霞寺、烏衣巷……

莫礪鋒問過宇文所安，對美國的一般讀者來說，最有名的唐詩是哪一首？宇文毫不遲疑說，是李白的《長干行》，“everyone loves it（每人都喜歡）”。莫礪鋒援引宇文所安的回答，以論證一個事實：唐詩走向西方世界，是從誕生于南京的一首詩開始的。從唐詩的角度來說，南京這座“詩歌之都”是跟長安不分上下的詩歌沃土。

中國研究：

一項屬于全人類的智識活動

2018年，宇文所安最后一次來南京，在第三屆“南京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探討東亞文明與文化認同的問題。這是他數十年學術思考的一次總結：文明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持續的接觸和交流中形成的；文化認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遺產，而是一個不斷被重新詮釋、重新創造的過程。

在2026年5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發布的悼念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評價：“宇文教授治學，每以深厚博大之文明視野，擺脫中西之爭的窠臼……使他的學術既植根于西方人文傳統，又能進入中國文化的意義世界，為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對話樹立了典范。”

這段話道出了宇文所安的歷史意義。在他之前，海外漢學常常被視為中國學術的“外援”或“補充”；在他之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研究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封閉事業，而是一項屬于全人類的智識活動。一個美國人可以窮盡一生研究唐詩，一個中國人可以成為莎士比亞專家——這就是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應有之義。

2026年5月的南京，正是春末夏初。石頭城下，秦淮河畔，游人如織。宇文所安不再來了，但他留下的著作還在被閱讀，他所倡導的文明對話還在繼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位遠道而來的“他山之石”，已經深深嵌入了中國文學研究的基石之中。正如程章燦所寫的：“他的名字，從最初的斯蒂芬·歐文，變成了如今人們熟知的宇文所安……研究中國文學的國外學者可謂多矣，宇文所安作品被譯介的最多，影響也最大。”他用一生證明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美麗與智慧，完全可以在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文化中獲得新的生命。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文 鄭芮/視頻